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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邮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钱，填错单子可以再填，学生为什么却觉
得办事小姐有颐指气使的权利？区公所的职员，不到钟点就理应办公，大男
人为什么要哀求他？学生缴了学费来求知识，就有权利要求老师认真尽职，
为什么老师不做好，学生也无所谓？所谓政府——警察局、卫生署、环保局
——都是你和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
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
雪亮的眼睛，严厉地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雇的人
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地摆出“父母官”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
脑袋一缩，然后大叹“无力”！
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连这个主雇关系都没弄清楚，我们还高喊
什么“民主、伦理、科学”？
※※※
每天清早，几万个衣履光洁的人涌进开往纽约市区的火车到城中上班。
车厢内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冷气故障，走三步要抛锚两步，票价还贵得出奇。
可是因为是垄断事业，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人抱怨，人人还是每天
乖乖地上车。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组织起来，拒乘
火车，改搭汽车。同时，火车一误点，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赔偿。他跟铁路公
司“吃不完，兜着走”。
史提夫没有无力感。
※※※
安东妮十三岁的女儿被酒后驾车的人撞死了。因为是过失杀人，所以
肇事者判的刑很轻，但是安东妮只有一个不能复生的女儿，这个平凡的家庭
主妇开始把关心的母亲聚集起来，去见州长，州长不见，她就在会客室里从
早上八点枯坐到下午五点，不吃午餐。
两年的努力下来，醉酒驾车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检的制度加严了。
别的母亲，或许保住了她们十三岁的女儿。
安东妮也没有无力感。
※※※
我并没有史提夫和安东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着去改革社会，
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大部分的时候，我宁可和孤独的梭罗一样，去
看云、看山、看田里的水牛与鹭鸶。不过，我们不做大人物，总可以做个有
一点用的小人物吧？一个渺小的个人，如你，如我，还是可以发光发热。过
程会很困难，没错；有些人会被牺牲，没错。
可是，在你没有亲身试过以前，你不能说“不可能”！在你没有努力奋
斗过以前，你也不能谈“无力感”。问问史提夫，问问安东妮。
讲“道德勇气”，不是可耻的事，说“社会良知”，也并不肤浅。受存
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以深沉冷漠为傲；你就做个简
单却热诚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你今天多做一点，
我们就少一个十七岁的说：“反正没有用，我到美国去！”美国，毕竟不是我
们的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
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我我：
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
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
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
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学生
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
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
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逐渐的，我发
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
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
他不敢。
※※※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
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
不肯帮忙！”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
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
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
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廿岁，正在接受高等
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
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
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
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
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情，但不能够综观十篇
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
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
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
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
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
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
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
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
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廿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
“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
儿女看待”，一派慈祥。
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
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
点必须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
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
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
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
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
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 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
（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
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 。”；第三，将他“婴
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
听我的？ 。”。
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
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
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
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
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
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
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
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
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
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
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
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
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
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
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
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
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
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
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
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
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
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
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
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
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
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
教室里来；充其量，作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
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
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
执鞭呢？
※※※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
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
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
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
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
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
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
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
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
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
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
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情，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
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
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
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
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
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