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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但纪录片并不仅仅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好故事，它要蕴涵的东西可以很多。
●现象：接下来的制作还会坚持这个道路吗？还是会进行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吗？
○陈：我现在给自己没有定义什么目标。别人的想法我不清楚，但我认为纪录片不是成功率很高的创作。很有可能选择好题材，拍摄过程中发现与最初接触时的感受完全不同，这个选题可能就废了。再比如拍你，拍摄一段时间你不愿意接受拍摄了，拒绝了，那这个选题就又完了，还有就是在传播途径上受到阻碍。所以我做一件事情不会只开辟一个战场，不会以获奖为目的。
●现象：题材的选择呢？还是会坚持关注边缘人群？
○陈：我有可能关注的是民工。因为他们的生活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而如果做纪录片不把这些真正为社会做了贡献的人记录下来，是很遗憾的，是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让我现在去记录高层人物的生活或者高端访问就不太可能了。
●现象：你是从一个体制内的电视人参与到独立纪录片的制作当中来，应该说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成功，从你的角度来看，中国独立纪录片这个庞大的创作队伍，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自身的品质素质呢？
○陈：我的感受是在中国无论是在体制外还是在体制内，在媒体制作还是在独立制作中，我已经走出了一条我自己的路。本来我在这个片子推出的过程中还是比较低调的，一般没有接受很多采访，当时纪录片交流周的邀请我也考虑是否要参加，但是也是主办的热情感动了我，我想这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是与其他制作者沟通的一个途径，所以就决定去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过程中我也有了一些感受。对于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我觉得有一些人总是在作品中从拍摄到剪辑做出过多的花样，过于自我了，但我认为不要太追求个人化的表达方式。纪录片的主流创作并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国家。西方的纪录片制作也是经历了一定的历程才发展到今天这个形式，或者说是纪录片功能性的确定，也是经历了自我调整的过程，才达到有效的传播效果。而中国的纪录片发展是不应该脱离出这样一种大环境的，像我的片子可以拿到任何地方放映大家都能接受，所以不能完全追求形式的独特，不能谈到独立就要把作品做得“独中又独”，而远离国际纪录片创作的主流。纪录片的拍摄比较剧情片来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形式上会更胜一筹。剧情电影可以完全在导演和制作者的控制之下，而纪录片的拍摄存在很多的不可预知性，完全是作者瞬间形成于脑中的一个个灵感构成的，所以除了真实是它最为宝贵的一个特点以外，别的方面都不可能通过制作达到比剧情片表达形式上更好的效果。
其次，就是要有良心，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当然并不一定像新闻调查一样去暴露社会，揭露阴暗面，但是应该要一定程度上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纪录片的创作一定是要在一个时间段的积累的基础上，不可能是几天就能拍出惊天之作。从我的创作经验来看，纪录片的拍摄就像是在黄河里舀水，不知哪一瓢能舀上来什么，具体到电影里来就是细节的积累。这些生活流的细节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呈现在你面前，这就需要时间的累积。所以，就需要一定能耐得住寂寞，不能想投机。
另外像纪录片交流周这样的活动，就应该多与国际上纪录片最新的动态发展建立联系，可以拓宽渠道。比如我参加了美国的电影节后就可以带回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来，我本身也有很多的感受想提供给大家，并且是可以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来观察。增进这样的沟通，对于提高国内纪录片制作水平也是比较有效的。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做纪录片的人，对于做纪录片的心得和目的也同样是万万千千。我对纪录片的理解就是，我肩膀上的摄像机就是你的一双眼睛，我镜头面前所发生的就是你通过影片所看到的。因为我背负着身后千万双渴求真相的眼睛，所以，我不愿意打扰、干涉镜头前正在进行着的生活原版，甚至不愿意为了画面美观加一盏灯光，或在镜头上装一片滤镜。
在我镜头前发生过的细节，只要是我觉得应该告诉观众的，都已经装进了这个80分钟长度的影片中，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好死不如赖活着》（To Live Is Better Than To Die）。而我耳濡目染的镜头外的一些细节，则写在了下面的文字里。
（采访：李峥）
第三部分陈为军（3）
我的摄像机是你的眼睛
一、起因
2001年春，从报上获知有五个AIDS病人将到武汉来诊病，再一看通讯员的名字是高翔。
自以为做纪录片找对了行的我，平日里就对“生”与“死”，“福”与“祸”有着很多的思考，自然就把这五个病人与上面的四个字作了连接。更何况这五个病人来武汉找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他是我的好朋友，平日里心中对这位有着1/4白人血统的教授怀有深深的崇敬。他几乎每年都要去荆州的熊河郝穴一带，为血吸虫高发区的群众送医送药送防病知识，这一切都是自发自费。关于他侠义热肠的故事很多，对于生活在雷锋已死去年代的人们，桂教授的很多处事方法，往往被看作“另类”。其实他是一个活雷锋。
既然有高翔这样的一位好朋友，又有桂教授这样一位“圣人”，我对要拍摄一个AIDS病人生前身后过程的想法一下子清晰了起来，这种清晰让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拿着那份报纸，一遍遍地读那几百字的报道。报道非常简单，这五个病人中，四个成年人，一个快满周岁的婴儿，从程金这样的名字看，报道时记者随意给他们编撰了一个假名字。文字报道配了一幅照片，是那位AIDS婴儿的特写，照片上的孩子虎头虎脑，一脸灿烂的笑容，让人无法与“艾滋”这一黑色字眼联系起来。记者给他取的名字叫马桥。他就是我后来片子中的马占槽。
我盯着这张连稚气都说不上的笑脸，心里冷极了。自从自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对生命的轮回与接力就有了许多的喟叹与感悟。女儿出生后，那些或认识或不认识的亲友的喧闹与祝福，众声嘈杂中重复的最多的词汇是“长命百岁”。看着在襁褓中身长40几厘米，体重7斤，只知道吃睡哭，连笑都不会的女儿，我真切地感受到“长命百岁”这句祝语的重量，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当好一个父亲，但我无法保证能佑护她的一生，无法承诺替她化解人生里程中的每一道凶险。
我一向坚信生命都是应该有尊严的，应该是平等的。活着的生命都应该有着自己的过去、现在与可以计划却无法预知的未来。
同样是一个鲜嫩的小生命，而这个被叫做马占槽的小男孩，却不是这样。
在他父母激情交合的一瞬，在这个小生命聚合的那一霎那，来自他父母体内，一种叫做HIV的病毒就附在了尚在萌芽裂变的生命体中。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小生命，根据人类对AIDS的认识和目前的医疗科技，母体传播的AIDS幼儿的寿命一般在10岁以内，可以肯定马占槽不会受到“白头偕老”的婚庆祝福，更无法聆听到自己缔造的生命的第一声响啼。在他短短的生命里程里，他将看到自己患有AIDS的双亲，在痛苦的折磨中油灯耗尽，离他而去。当他刚刚学会说话和走路，知道人与人交流的美妙和感知周围自然奥秘时，那个潜伏在体内被命名为AIDS的病毒会带着死神如约而至，在剩下的一两年的时光中，他的岁月如其说是人生，还不如叫做炼狱。长期的高烧，长期的腹泻，口腔被真菌腐蚀，身上的肉瘤，各种内脏器官的癌变……艾滋病的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得他生不如死，直到生命的尽头。？对于一个渐渐了解时世的孩子，马占槽一天天会懂得秒分时、年月日，同样他也会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他对世界多一天了解，对生活的美好就多一点感受，他的生命也就在倒计时中，一天天逝去。因为他的死期是可以预见的。在生命的进程中，为自己的生存期限倒计时，是人生无法承受的恐惧与苦难，何况一个不到十岁初谙世事的小孩子。
当天，脑子里是一片清明，各种各样的细节在我的想像中轻柔地滑来滑去，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此后的拍摄过程中，吃了别人没吃到的苦，见了令自己的人生观、生死观发生巨大变化的生命惨剧。
那一夜，我被我的理想化的拍摄方案搅得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医院，才知道昨天在医院里已经上演了一场闹剧。五个病人的到来在桂教授工作的医院引起轩然大波。桂教授把五个病人安置在一栋红砖小楼的一楼。这是一套空置的单元房。楼上的住户和左邻右舍的居民很快就知道了他们是艾滋病人，他们一边喧闹：“万一叮了病人的蚊子再叮了我们，造成传染，谁负责？”一边和桂教授交涉，还有人给市长热线打投诉电话。虽然桂教授一再苦口婆心地解释仍无济于事。最后，桂教授作了一个令常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把五个病人带回了自己的家中。
近10点，桂教授带着医院感染科的几个医生来了，大队记者簇拥着进了屋。我实在无法描述第一眼看到五个艾滋病人时自己内心的复杂感受。五个艾滋病人看着蜂拥而入的人群，面对如林的摄像机、照相机，就像五只受了惊吓的困兽，木木地望着这一切。
？桌子上铺了一层报纸，桂教授亲自给他们挨个抽取血样，这时候，整个餐桌的上方全部被镜头覆盖，照相机的红外线测距把桂教授和病人的脸涂得红红的。我费力地把话筒从人缝中塞进去，以便能拾取桂教授和病人的谈话。我侧过身观察还没轮到的几个病人，其中一个女病人的神态震惊了我。她用手托着下颌，头发毫无光泽，但梳理得还算整齐，瘦削的脸上最突出的就是那双眼睛，很大，空洞而又充满内容，就那样空空地盯着窗外，完全无视身边几十号人和“啪啪”作响的照相机快门声，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的镜头开始捕捉她的神态，很长时间，那女病人和着镜头僵持着，时空因为她眼里溢出的绝望而凝固了。这个女病人就是雷妹，后来她和家人成了我纪录片中的主角，也是在我的镜头前第一个死去的艾滋病人。
四个成年病人抽完了，最后轮到那个叫马占槽的婴儿。有一个细心的女记者给他买了一袋小麻花，小马占槽正用没有牙齿的嘴巴啃着麻花。当他被他的父亲抱到餐桌前的时候，镜头们一阵骚动，快门声更加密集。小马占槽口里衔着麻花，两只大眼睛无辜地看着一圈的镜头和躲在镜头后面的记者们。因为孩子的血管细，他的血是从脖子上抽的。当医生把他的头按住的时候，他在观察周围的一切，当桂教授在他的脖子上擦消毒水的时候，他仍在观察，当针头扎进他血管的那一瞬，他仍在痴痴地观察着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观。迟疑了一会儿，迟到的痛楚才使他把眼睛一闭，张开了无牙的嘴，大声啼哭起来。他的父亲心疼地看着怀里蠕动着的马占槽，马占槽那带有索命的HIV病毒的血液徐徐流入负压试管中。
针头一旦拔出，马占槽的哭声也戛然而止，又把手里的麻花塞进了口里吮了起来。我的眼泪也突然糊住了我的视线。 我克制住自己的恐惧，走向一个长得有点英俊的病人，他坐在老桂家的沙发上，在他的面前是一把矮凳，我说服自己能坐在那把凳子上，这样和他说话的时候可以不居高临下。然而，恐惧使我不能坐下来。我可以肯定这把凳子病人们坐过的。我有些尴尬地摸出烟，递给他一支。他小心地拿着烟的另一头，接了过去，生怕碰到我的手。我给他点火的时候，他嗫嚅地说：“到阳台上去抽吧，桂教授是不抽烟的。” 来到阳台，抽着烟，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叫程东善。从他的口里我知道了来的另外四个人中雷妹、马深义还有马占槽是一家子。马深义家里还有两个女儿没来，那两个女儿中，二女儿也是艾滋病，也就说，他们一家五口，有四个是艾滋病人或HIV携带者。
那个叫马深义的病人抱着他的儿子马占槽推开纱门，来到阳台上，我递了一支烟给他，他接烟的方式和程东善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怕自己的手与我的手接触。这一下意识的动作让我心生内疚。
马占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