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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的欺骗、通奸、鸡奸、诅咒术、窝藏等罪行的人要判处死刑。在判决例案的时候，还要有成吉思汗的敕令作为补充。今天，这种敕令连同扎撒黑法典都已经遗失了。
这一蒙古法典所产生的后果曾令西方的旅行家们大为惊讶。公元1206年的那次大会之后过了大约40年，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卜兰迦宾从蒙古归来后有过这样一段记述，“世界上对领袖最服从的民族就是鞑靼人（蒙古人），就像我们的教徒们服从我们的长老一样。他们对领袖的服从是无条件的，更不会对他们的领袖讲哪怕一句假话。在这些人中间，绝对不会发生争吵、不和甚至是人命案，只是偶尔会发生一些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假使有人丢了几只牛羊的话，捡到的人也绝对不会据为己有，通常会把它们归还给原来的主人。那里的女人把贞洁看得很重要，即使在享乐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把这段描写和成吉思汗统一之前蒙古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及蒙古人民的精神状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成吉思汗制订的扎撒黑，在当时曾经对整个蒙古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的家族被称作“黄金家族”，占据着蒙古上层建筑的最高层。成吉思汗作为首领被尊称为大汗，他的儿子们也就成了王子。此时，这个家族征服并占有了广阔的疆域，而他们的祖先当初只占有故乡草原的一个角落。于是，成吉思汗把他拥有的牧场分给了四个儿子，这反倒成了未来的可汗们争权夺利的诱饵。我们看到，成吉思汗曾经将阿尔泰地区的许多突厥部落征服，并将其蒙古化，因此蒙古社会应该更准确地称作突厥－蒙古社会。台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草原贵族阶级”，并为其做了详细的阶级划分，由勇士们与首领们构成的贵族阶级，掌握并继续控制着社会上从自由人到平民再到奴隶等各个不同的阶级；战士或拥护者是最高级的自由人；平民，即指普通人；最底层的奴隶原则上指非蒙古族人。符拉基米佐夫通过分析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具备了一个封建社会所应具备的所有要素，联系各阶层的是各阶层之间那种世袭的对上级的忠诚。
在军队里也是如此，由不同军衔构成的各个级别之间完全靠一种封建关系维持。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军队被分成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而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都是从那颜的贵族阶层中产生的。在他们的下面，是由自由人和小贵族阶级组成的军队的骨干，这些自由人都有着古老的突厥称号“达干”，所以，他们享有保留战利品和享用狩猎中所获野兽的特权，许多达干如果立了功还可以晋升为那颜。
符拉基米佐夫还写道，大汗的护卫军正是这些“贵族阶级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护卫军由一万多人组成，护卫军的兵士通常被分作日班与夜班两部分。此外，还有被称作“箭筒士”的弓箭手。“宿卫从800人增加到1000人，箭筒士也从400人增加到了1000人，散班人数则为1000，护卫军实际人数将增至1万人”。只有贵族或高级自由人才能够进入护卫军的营帐。护卫军中的一个普通兵士就可以充当其他军队中的千户长，而成吉思汗的大多数将领正是从这些护卫军中挑选出来的。
成吉思汗
征服中国北部 （2）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根据这个方向，蒙古军队通常被分成左中右三翼，左翼在东部，最早由札剌儿人木华黎指挥；中翼的总指挥是八邻族人纳牙，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唐兀惕人察干，他从小被成吉思汗收养并像亲生儿子一样将他抚养长大，在这里指挥着数以千计的精锐卫士；右翼则由阿鲁剌部族人孛斡儿出任统领。到成吉思汗临死的时候，蒙古军队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2．9万人。由于军事的需要，左翼人数为6．2万人，右翼为3．8万人，剩下的人为中翼和后备军。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这一点是和他们的征服目标相一致的。当他们面向南方时，首先要征服“左面”的中国，然后征服中部的突厥斯坦与伊朗东部，最后再征服位于“右面”的俄罗斯草原，左中右三面像扇子一样展开。
蒙古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英雄纪事诗，而蒙古战士则是这部英雄纪事诗中的主角，他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赵孟画派的中国画家笔下。因此，当人们读到格勒纳儿在蒙古之行后所作的成吉思汗传记时，无异于欣赏那一幅幅古老艺术家笔下的画卷。格勒纳儿这样写道，“在营帐中，士兵戴着两侧有耳檐的皮帽子，穿着毡袜和皮靴，长长的皮外衣一直垂到膝上。而在战争中，士兵们却要戴上护住颈窝的无檐帽，披上用黑漆皮条编成的既坚固又柔韧的铠甲。每个人都拿着这样的进攻武器：两只弓，两个箭筒，一把弯刀，一把手斧，一根悬挂在马鞍上的铁棒，一支带铁钩的、能将人从马上拉下的长矛；而骑兵们，还要多一条用马鬃制成的系有活结的绳子。“蒙古人和他们的蒙古马永不分离，而且，他们是那么地相似，他们是同一个草原的儿子，吸取同样的养料，在同样气候条件下的经受着同一种锻炼。因此，蒙古人虽然身材又短又粗，但他们骨头很硬，肩膀很宽，具有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抵抗力；同样，蒙古马也是矮小短粗，看上去并不漂亮，粗脖子，粗壮的小腿，厚厚的毛，但却具有同样令人称奇的勇猛、顽强、坚忍不拔，以及饮食有节、四平八稳的个性。”早在历史的黎明时期，这群北方游牧人使用的战马就已经具有了比印欧种马更优越的特点。在我们的古代历史的末期，正是这种马载着匈奴人前去征服中国与罗马帝国。到了蒙古帝国时期，这种马进化得越发骁勇善战。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它载着草原上的这些骑兵，向北京、大不里士甚至是基辅的金顶宫阙进发。
关于蒙古人的战术有过很多记载。人们一直想拿它与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的战术作一比较。嘉雄认为，蒙古人的战术中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奇特的因素。其实，蒙古人的战术就是在匈奴人古老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游牧人惯用的战术正是来源于他们经常在农田边抢掠和在草原上进行大狩猎的生存方式。在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中有这样一句典型的话，“白天，他像一只狼警惕地窥视着四周；黑夜，他像乌鸦般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在战争中，他终于像一只鹰似地扑向猎物。”由于长期埋伏在那里等候鹿群，游牧人学会了在自己的阵地前面安置一道无声、无形的警戒线，以便在不被猎物或敌人发觉的情况下进行侦察。在狩猎中，他们经常采用聚围法将野兽围在中间，他们同样将这一战术应用在了战场上，从两侧包围敌人，就像在草地上包围一群正在四处逃窜的野兽一样。游牧人还从骑兵的身上学会了奇袭，这一招在战争中常常使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如果敌人能够抵住他们的进攻，那么这些蒙古骑兵便会知难而退、自行分散，像他们在草原上的每一次掠夺一样。但不管是拿着长矛的中国兵，还是花剌子模国的雇佣兵，亦或匈牙利的骑兵，只要这些敌人一放松警惕，他们便会卷土重来。他们很会使用计谋，佯作撤退的样子诱使敌人追赶他们，从而使敌人迷失方向，进入他们的埋伏圈，然后在埋伏圈中被蒙古骑兵像对付野兽一样地打死。像以往的匈奴人一样，蒙古人也是能骑善射，他们生长在马背上，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射箭，在200到400码的距离内能够百发百中。由于具有这一先天优势，位于队伍前哨和两翼的蒙古轻骑兵便肩负起用飞箭去围困敌人的重任，使敌人前方出现一些空当。他们的前哨经常轮班替换，前哨先进行一次“总射击”，之后便隐蔽起来，这种总射击能迫使敌人后退。当与敌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到了射程之外的时候，被夹在中间的蒙古骑兵大队人马才开始上阵。他们挥舞着刀剑冲向敌营，在砍杀中将敌人全部消灭。蒙古人体质健壮，相貌丑陋，还带有体臭，在军事行动中，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特点，使自己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可怖。他们会忽然出现，之后便从两侧包抄上去，将敌人围在其中，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四周一片沉寂，只有“嗒嗒”的马蹄声。他们在进军的过程中是没有号令的，一切都看执旗者的手势。然而，当冲锋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会突然爆发出鬼嚎般的尖叫和呐喊，然后便勇猛地向前冲去。
这正是猎人的本性，先让猎物在慌乱中四处逃蹿，然后围而捕之。蒙古人继承了猎人的狡猾，他们和自己的马匹在一起，像驱逐羚羊和老虎一般，将汉人、波斯人、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统统驱逐出去。蒙古弓箭手射中一个不穿甲胄的骑士就像射中空中飞行的老鹰一般易如反掌。阿姆河地区的战役，以及对匈牙利的战役，是蒙古人最精彩的战役，就像场面恢宏的围猎，以猎物的疲乏、恐惧和被包围开始，以猎物精疲力竭、逐一被屠杀结束。
观察家卜兰迦宾对蒙古人的这种战术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并将之公布于世。下面这段引文就是对蒙古人战术的最佳佐证，“当他们发现敌人的时候，便会主动出击，每个人都会射出三、四支箭。如果他们看到用弓箭无法将敌人击退，就会立即退回原地，但这绝不是退缩，而是诱使敌人发动更大的进攻。如果为敌的是一支大军，他们就骑马离开，停在距敌人一天到两天路程的地方，进攻并虏掠途经之地。有时候，他们也会挑选一处地势比较好的地方安营扎寨，等敌人从这里经过时，他们会像天兵般地突然出现……总之，他们的战术是变化多样的。他们的骑兵队进行第一次冲锋时，只派出俘虏和外籍兵，队伍中的精兵强将则被安排在左翼与右翼，以便从两面夹击敌人，令敌人误认为他们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如果敌人奋起抵抗，他们会打开一个缺口，把敌人从包围圈中放出，然后再去追击敌人，并将追到的敌兵尽可能多地斩于马下（后来在公元1241年蒙古人攻击匈牙利的撒岳战役中速不台也采用了这种战术）。蒙古人在作战中很少同敌人短兵相接，通常他们只是用箭射和用马匹追赶。”鲁卜鲁克在描写中也认为蒙古人的这种战术和他们大狩猎时的情况完全相同，“在狩猎开始之前，他们会在有野兽的地方集合起来，围成一个很大的圈，然后一步步地前进，缩小包围圈，直到把野兽网罗在里面，然后再用箭轻而易举地将它们射死。”
成吉思汗
征服中国北部 （3）
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
最终，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然后他把目光瞄向中原，开始出征华北。征服华北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西夏王国。西夏王国是由藏族的唐古忒人在甘肃、阿拉善与鄂尔多斯地区建立起来的，他们信仰佛教。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民族曾经深受汉族人的影响，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汉化，特别是它所使用的文字就是根据汉字的笔划创造出的一种特殊字体。与西夏之间进行的这场战争，是蒙古人第一次同定居已久并已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民族进行的战争。在成吉思汗进攻中国并妄图侵占的三个中国领地之中，西夏是最弱的一个。蒙古人想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自己军队的战斗力。一旦将西夏国据为己有，就可以控制住从突厥斯坦通向中国的道路，这样，蒙古人就可以从西面将自己的世仇、远在北京的金国包围起来。不过蒙古人在战争中也存在着弱项，他们虽然在野外作战时会表现出惊人的高度组织性，但对于军事战略要地的攻取却毫无经验，这一点在他们同金国的战役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大约在公元1205～1207年，他们曾经发动几次进攻，都没能够攻下唐兀惕人的首府宁夏与灵州。后来，还是由于西夏国王李安全（即夏襄宗，公元1206年～1211年在位）主动同意对成吉思汗称臣纳贡，成吉思汗才不再攻打该国，李安全也暂时保住了王位。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又卷土重来，包围了中兴城（即现在的银川），试图将黄河水引过来，利用水攻克该城。但蒙古人并不擅长繁杂的筑堤引水工程，他们未能成功地将水引到目的地。这次李安全又一次向成吉思汗献上了他的一个女儿，以求平安。
将西夏收入帐下后，成吉思汗将目标对准了大金帝国。前面我们讲过，金国疆域广阔，中国的满洲、汉水以及淮河流域都是它的属地，首都建在北京，热河的大定、山西的大同、河南的开封府分别为陪都。前面我们还提到过，少年时代的成吉思汗为了北京金国朝廷的利益，曾经与克烈部结盟，共同向塔塔儿人作战。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