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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胜利后，对于那些始终忠实于原来的主人（成吉思汗从前的敌人）的仆人们，他总是要重重地赏赐他们。在拉施特·哀丁的书以及《秘史》中都提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用来说明成吉思汗对勇敢者的敬重。而那些弱者一旦处在他的保护之下，他就将用一生的不可动摇的信义做担保，将其保护到底。汪古部酋长阿剌兀思的斤因为拥护成吉思汗而背弃了乃蛮人，结果被乃蛮人杀害。成吉思汗不但养大了死者的儿子，而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死者的儿子，并将大量的财产分配给这个家族，保证了其家族的地位和子孙后代的延续。昔日战争中的失败者回纥人、契丹人，也把成吉思汗当成最讲信义的保护者。成吉思汗早年的臣仆、辽东的契丹王子耶律留格，战死在同花剌子模帝国的战役中。当成吉思汗正在甘肃的战场上指挥作战时，耶律留格的妻子找到了他。成吉思汗热情地接待了她，并对她和耶律留格的两个儿子关怀备至。作为一位出身贵族的蒙古国王，他对这些人的关爱，完全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他辉煌的事业并没有使普通人的天性在他身上泯灭。
其次，成吉思汗在坚定不移地执行野蛮策略的同时，对于定居民民族的文明与经验并非拒不接受，相反，他把回纥人塔塔统阿、穆斯林人马合谋·牙剌瓦赤和契丹人耶律楚材都留在作为亲信自己的身边。塔塔统阿曾经是乃蛮国最后一任国王的掌印官，后来成了成吉思汗的秘书，还兼任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的回纥语言老师。马合谋·牙剌瓦赤则被成吉思汗派到阿姆河地区去做居民的理事官，是那里的第一任“蒙古”督抚。契丹人耶律楚材由于长期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断地传授给他的君主有关中国文明的知识，有时甚至阻止他去屠杀人民。耶律楚材在传记中写到，他最操心的有两件事情，一件就是从那些被蒙古人抢掠焚烧了的城市中抢救出来的珍贵书籍；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从那成堆的尸体中散播出来的种种瘟疫，他一直在留心寻找医药去进行防治。耶律楚材对蒙古国家和成吉思汗家族是忠诚不二的，但每当看到一个城市又将遭遇灭顶之灾时，他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这种时候窝阔台总会对他说：“你难道又要为人民悲泣吗？”不过他的谨慎与明智的干涉，倒也常能使成吉思汗改变一些做法，避免了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雷慕沙说：“虽然他出身于鞑靼，但是他的精神文化已经汉化，于是他便成了被压迫种族与压迫者之间的调停人。”他不能够直接向蒙古人讲述人类的道义，他知道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只得努力地去向他们证实，只有宽恕才是治理国家的良方。他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
成吉思汗在甘肃打最后一仗时，手下的一个蒙古将领建议说：“这些新投降的近一千万汉人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又不会打仗，最好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样他们留下的土地就可以变成我们骑兵的牧场了。”成吉思汗认为这个建议非常有道理，一旁的耶律楚材急忙进言道：“您已经知道，蒙古人不应该再怀疑肥沃的土地与能工巧匠的作用，光从每年的田赋和商税中，您就可以征收到白银五十万两，绫缎八万匹，谷物四十万袋。”耶律楚材的意见最终被采纳了，成吉思汗于是命令他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一个纳税法则来。
正是因为身边有了回纥顾问和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材，随着一桩又一桩的血腥屠杀事件，蒙古帝国行政制度的雏形逐渐建立起来了。对成吉思汗来说，这不仅仅是他的一种恩赐，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他对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一种向往。契丹与回纥是突厥－蒙古世界中最开化的两个民族，成吉思汗似乎对它们表现出了特别的好感。契丹人使蒙古帝国在保持其民族性的前提下，接受并学习了汉族文化；回纥人则使蒙古帝国融入鄂浑与吐蕃的突厥文明、叙利亚摩尼的景教与佛教的传统遗产中。因此，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最早是从回纥人那里得到了军事行政人员，学习和使用了他们官府中的通用语言和字体。蒙古文字就是在回纥字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血腥的屠杀已经成为历史，并渐渐被人们忘却。而在蒙古人的纪律性与回纥人的官府制度上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的行政事业则被保留下来，这种事业经过多次的起伏与破坏之后，终于变成了有利于文明的事业，并被载入史册。成吉思汗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赞誉，后人对他的评价极高。马可·波罗说：“他的死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因为他是一个智者和贤人。”乔英雄利也说：“是他给人民以和平。”的确，成吉思汗统一了所有的突厥－蒙古民族。他建立蒙古帝国之后，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制止了部落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在从北京到里海之间的这段路程中，商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护。阿不合乞写道：“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伊朗与都兰（即突厥斯坦）地区十分安全，你甚至可以放心地头顶一盘黄金从大地的东端走到西端，而不必担心会遭受任何人的暴力袭击。”所以说，成吉思汗的制定的扎撒黑确实为他在蒙古与突厥斯坦建立了一种”成吉思汗式的和平”。毫无疑问，最初的扎撒黑是很可怕的，但他的继承者们已经使这一法令越发人道了，也使得公元14世纪时的旅行家们顺利地走完了他们的旅程。从这一点来看，成吉思汗不愧是野蛮人中走出的亚历山大大帝，是他为文明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
最初三个继承人（1）
成吉思汗的最初三个继承人
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在帝国的领地
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他在世的时候，赐予每个儿子一个“兀鲁思”（即一个部落）、一个“禹尔惕”（即一片可供游牧部落生活的草原）和一个“因出”（即一项贡赋，包括被征服的中国居民、突厥斯坦居民和伊朗居民交纳的税收）。成吉思汗赐给儿子们的草场都是原来游牧人的牧区，也就是突厥－蒙古草场的一部分。至于那些通过征服获得的农田，像北京或撒马尔罕周围的领地则是属于帝国的领土。对于是否去做中国的皇帝、突厥斯坦的汗王，或者是波斯的一个苏丹，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根本就没有这些想法，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应该有这种想法，他们始终认为，尽管父亲给他们每个人分配了草原，但草原的分割并不会引起帝国的分裂。按照游牧人的法律，虽然可汗享有绝对的权威，但国家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王室的。因此，在兄弟和睦的情况下，成吉思汗帝国仍然是一个整体。正如巴托尔德所提到的，他们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人物。公元1227年2月，也就是成吉思汗死前六个月，他的长子术赤死在了咸海以北的草原上。前面我们讲到过，关于术赤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成吉思汗对此并不在意，但父子二人之间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和，而且后来隔阂越来越深。公元1221年4月攻占玉龙杰赤城后，一直到公元1227年，术赤便再也没有参加父亲的其他远征行动，一直就呆在他自己的领地土尔盖和乌拉尔斯克上。术赤的离开令成吉思汗倍感忧虑，他觉得这个儿子将来可能会对他不利，结果术赤的早亡避免了父子间日后的直接冲突。
术赤死后，他的儿子拔都继承了领土的管辖权。在蒙古人的传说中，拔都被称作三音汗，即“善良的汗”。他是一个和蔼而充满智慧的王子，但俄罗斯人却把他看作一个残暴的征服者。拔都在成吉思汗家族中曾经起过类似长老的重要作用，而且在皇位继承人的竞选中，他也是以“可汗的拥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可是，由于父亲的早逝，自己又年轻，再加上人们对术赤身份的怀疑，他这一分支在蒙古帝国的国家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按照蒙古人的习惯，长子应该驻扎在离父亲最远的领土上，因此术赤家族获得了额尔齐斯河以西的草原，这里是蒙古人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包括斜米帕拉丁斯克、阿克摩林斯克、阿克秋宾斯克、乌拉尔斯克和乞瓦，还有伏尔加河以西钦察境内的领土。
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曾被父亲派去执行扎撒黑，他执行任务一丝不苟，是个严肃而可怕的法官。但在个人品质方面，他对某些事情很看得开，从不计较父亲授予弟弟窝阔台比自己更高的职位。察合台的领地就是昔日的哈喇契丹帝国，从东方的回纥人聚居地到西方的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包括伊犁、伊塞克湖、楚河上游、塔拉斯河等地区，还有喀什噶尔和阿姆河地区的农田。根据丘长春记载，察合台的行营在伊犁河的南面，察合台死于公元1242年。关于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后面我们还要具体地讲述，这里我们只介绍他的领地，位于巴尔哈什湖的东北面，具体包括额敏河、塔尔巴哈台、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等地区。窝阔台的营帐通常在额敏河附近。
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是祖业的继承人，而事实上他也的确继承了位于土拉河、鄂嫩河上游与克鲁伦河上游的祖业。拖雷是一个勇猛的军人和出色的将领，一心只想着征服，在公元1232年的那场战役中他的表现最为出色。但拖雷嗜酒成性，公元1232年10月因酒精中毒而过早地去世，时年仅40岁。并无大智慧的拖雷却娶了一个聪明的妻子，王罕的侄女、克烈部王族的公主唆鲁忽帖尼，她像大多数克烈部人一样信奉景教。后来正是她使得儿子们保全了帝国。
成吉思汗还有两个弟弟，哈萨尔与帖木格·斡赤斤。他们的家族也分得了领地。哈萨尔家族的领在额尔古纳河与海拉尔河之间，帖木格家族的领地则在蒙古的最东部，即昔日女真国的领土上（现在的日的吉林省境内）。
根据蒙古人的习惯，成吉思汗死后，拖雷被以“家灶看守人”的名义委任为监国，直到选出大汗后，他的监国使命才宣告结束。公元1227～1229年，拖雷以监国的名义获得了鄂尔多斯的领地，这是他父亲的流动驻地和朝廷所在地，他还得到了101000个兵士。当时蒙古军队共有129000人，其余的28000人是这样分配的，成吉思汗的另外几个儿子每人分得4000人，成吉思汗的小弟弟帖木格分到5000人，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弟弟合赤温的儿子们分到3000人，成吉思汗的三弟弟哈萨尔的儿子们分到1000人，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客的家族也分到3000人。
公元1229年春天，蒙古皇族在克鲁河岸召开了忽邻勒塔大会，这次大会按照成吉思汗的遗愿，选出了蒙古人新的大汗，即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 窝阔台的统治
窝阔台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中最聪明的一个。虽然论才智、权势以及活动能力，他都无法与成吉思汗相比，但他却继承了父亲人性的善良和意志坚定的一面。窝阔台天性乐观，待人宽厚，老实木讷，但却喜欢酗酒。在成为最高统治者后，他更是利用这个身分经常沉溺于饮酒作乐。好在有扎撒黑这一严格的律法，蒙古帝国的政事才会按部就班地顺利向前推进。
窝阔台把自己经常居住的行营安扎在和林，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有历史渊源的。从古代的匈奴到中世纪初期的东突厥，古代突厥－蒙古的大部分帝国都将他们的首都建在了鄂尔浑河上游。公元8世纪，就在这附近的哈剌巴尔合孙，回纥可汗们建立了斡儿朵八里，而“斡儿朵八里”（朝廷的城市）就是成吉思汗家族最初定都时的名称。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和林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首都。于是，窝阔台上台后将和林正式定为新蒙古帝国的首都，并于公元1235年为和林修筑了一道城墙。
对于契丹人耶律楚材，窝阔台更是完全信任，并委以重任。耶律楚材和回纥文士们一致认为要集合汉族、唐兀惕、回纥和波斯人的优势，组织起全新的蒙古官府，而他本人也一直致力于将蒙古人的军事化同中国人的行政化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蒙古帝国。当初蒙古帝国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很早就改良了它的邮驿制度，耶律楚材以此为基础，在通行大道上设立了能提供粮食的正式驿站。耶律楚材还为蒙古帝国制定了一个固定的财政预算细则，规定每户汉人都要交纳现金、丝织品和谷类等赋税，蒙古人则交纳百分之十的马、牛和羊。为此，公元1230年，他把以前蒙古人认为可以随意抢劫的空地和被征服的部分中国土地，划分成十个部分，交给蒙古官员和汉族文士们去管理。耶律楚材还在北京和平阳开办了两所向蒙古青年领主传授知识的“孔子学说教育”学校。在行政治理方面，他吸收了很多汉族人的经验。他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