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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总统阁下。”此时宋美龄已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后来，果然像艾森豪威尔说的那样，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以多数票拒绝了许多国家的正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努力再度被搁浅。
宋美龄晚年外交活动的成功，再度提高了她在台湾军、政界的影响力。
但当蒋介石77岁寿辰的庆典以后，宋美龄便深居简出，一直住在台北北郊的私邸里。她不像蒋介石那样研究儒家哲学和程朱理学，而是画她的中国画。
70年代的台湾上空，阴云四起，浓雾不散。
1970年1月，宋美龄做了胆结石手术后，又被确诊为乳腺癌，并做了第一次乳房切除手术；不久又匆匆做了第二次手术。此时她已74岁高寿。这一年的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了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了毛泽东；且在与周恩来共同发表的《上海公报》里，提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意向。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数月间，又有20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每个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于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台。一时，台北外交部被人讽刺为“绝交部”。
当时蒋介石的困窘、惶恐以及气愤，可想而知。世界局势的变化，对台湾如同“大地震”。“世界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不能面对现实，拿不出确实可行的应付办法，只是对“国民”空发一纸公告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重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这种空洞的说教式的政治口号，立即被坊间引为笑柄。
蒋介石当时惟一能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在1972年3月，第五次“当选”为“总统”后，5月即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总统蒋中正。”
蒋经国组阁，“总统”是他自己的父亲，“副总统”则可视为可有可无。于是，一个蒋经国统治台湾的时代开始了。
1972年3月，蒋介石做了前列腺手术，但其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人说是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颓势，如当头一棒，将当年那个86岁的老人一下子打倒了。这也不是牵强附会，谁能说没有那个因素呢。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染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长达一年4个月之久。
生、死、病、老，实乃人生的规律。无论多么显赫一时的人，最终都逃不脱这个自然规律。历史进入70年代以后，蒋氏夫妇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冬天。
冬天是寒冷的。
冬天也是无情的。
1970年底，74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因乳腺癌做完第二次手术，身体恢复后便搬进了曼哈顿以东35英里的长岛拉丁敦别墅中。这里环境优美，漫长、迷人的峡谷，装饰着四时各异的色彩，峡谷里贯穿着一条淡蓝色的小溪，在满是洞窟的岩石中潜行。几个晚辈亲属轮流来陪姨妈散步……
但1971年4月间，不幸又传来77岁的子文哥哥去世的消息。
尼克松总统当时为此向蒋夫人发出了这样的唁电：“他在美国的朋友将长久怀念他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辉煌的一生，特别是他和我们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并肩战斗的伟大业绩。我们同你们一样痛惜他逝世造成的损失。”
当时据说是由于健康的缘故，宋美龄没有参加哥哥的追悼会。但第二天早晨散步时，孔令俊发现姨妈戴起一副墨镜，以免人们发现她哭肿了的眼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久宋美龄又接到来自台北的加急电报：“蒋中正病重速回。”当即，望着满天飘落的雪花，宋美龄潸然泪下。虽然晚年她和丈夫分居，但夫妻一场的感情却使她牵肠挂肚。虽然电报上没说“病危”，但这“病重”与“病危”在她的眼中并没有两样。时间不容她犹豫，当天她便草草收拾一下，登上了回台北的“中美号”班机。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随侍在侧。她详细地询问了丈夫的全部病情。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不久，台湾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蒋再度病发；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时期使用的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物性能增强，治疗颇为费事；接着，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大夫，你认为他的病情怎么样？”宋美龄当时着急地问。
“夫人，请您不要着急。总统的自身抵抗力起码坚持半年无问题。”大夫宽慰宋美龄道。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太谢谢你了。”几天来，宋美龄紧张的神经稍微有点松弛。
年老事多。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又传来大姐蔼龄病危的消息。宋美龄简直是自顾不暇了。在台北她匆匆做了些安排，星夜乘专机就往美国赶。
85岁高龄的大姐来蔼龄此际正在弥留阶段，4个儿女都聚集在她身边。她仍不愿合眼，双眼失神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音来。
当时大家心里都知道：妈妈这最后一口气不能咽，是在等待小姨的到来。
宋美龄终于赶来了：“大姐，我来了，我是小妹！”
“妈妈，小姨真的来了！您快瞧瞧！”儿女们也尽力帮助小姨呼喊。
“大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宋美龄紧紧握住大姐的手，生怕离去。
宋蔼龄扩散的瞳孔里终于映出了小妹的面容，她也抓住了宋美龄的手，感觉到了亲人的温暖。她有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感。
宋美龄这时看到大姐手在空中一阵抓挠，嘴角现出一丝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一盏长明灯熄灭了。宋美龄没有哭，她没有过分悲伤。大姐似乎不是永别，而是和自己相约到一个地方去，只是大姐先走了一步。她不久也会去的，到那时又可以见面了。
宋美龄参加完大姐的葬礼之后，又从美国乘机匆匆返回了台北，因为那里还有一位和她也要分手的丈夫。
宋美龄回台北，尽夫人之道，侍候了蒋介石2年。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官邸病逝，终年89岁。
蒋介石在第一次被医生紧急抢救过来时，宋美龄知道丈夫难留人世了，就要侍卫通知总统府党政要员严家淦、倪文亚等人赶到草山官邸。当时就见宋美龄伏下身去，对丈夫说道：“老头子，有什么要交待的你就说吧，大家都来了。”
于是蒋介石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口授了遗嘱：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当时他从三民主义的实践，讲到光复大陆国土，一口气讲了 300余字，却心不如口，脸色越来越苍白，呼吸越来越急迫，最后终于闭目离去……
当即在宋美龄主持下，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姐”，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台湾当局又命令从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葬期”，全“国”下半旗致哀。蒋介石的遗体停放在台北市“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后经台湾再三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可见当时葬礼的场面是十分冷落的。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停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慈湖，是蒋介石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块主地。这里的风景酷像他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当时便在这里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介石生前常来此小住。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当年“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当时，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79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也很明智，认为在台湾再呆下去可能要碍孩子们（指经国等）的手脚，便推说要治病疗养并动身去了美国。
一年之后，她为了追念蒋公逝世一周年，重返台北。宋美龄是于4月2日下午2时1刻，搭乘“中美号”专机回到台北的。当时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到机场迎接。宋美龄身穿黑色旗袍，神情肃穆，在蒋经国搀扶下，步下飞机扶梯。当时严家淦夫妇以及倪文亚、谷正纲、张群等党政要员都到机场迎接。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又再度束装赴美，自此长居她当年读书、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
虽长年居美，宋美龄对岛内的关心却未减，岛内每有灾难她都会解囊相助，历年辅仁大学毕业典礼，蒋夫人亦会从美国寄来致勉贺词，而“国民大会”也经常与蒋夫人驰电往返。
1978年蒋经国先生就位第六任“总统”前，一直期待蒋夫人能返台参加就职大典，并祭悼蒋公。但当时宋美龄以身体不善未能成行。此前，她曾从纽约致电蒋经国“院长”，叙述了半世纪以来与先总统蒋公相依为命的情感与追思。
根据电文了解，蒋夫人1978年4月5日未能成行返台，主要是“深恐睹景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已”。
当时那封电报的内容是：
经国览：
3月27日、29日来电均悉。父亲去世三年之期将届，在此三年中，余每倏而悲从中来，上年返回士林，陈设依旧，令我有紧紧人去楼空之感，以往惯常之言音足声皆冥冥肃然，不禁啼嘘。余与父亲除数次负任去美，其他时日相伴近半百年岁，尤以诸多问题，有细有巨均不惮有商有量，使彼此精神上有所寄托，二人相勉，所得安慰非可形诸笔墨。自忖余对我之生父，相处总共仅短短九年余。因我八岁即离家来美术学。返回国年余彼即弃养；与余母亲相与总共只十七年，即与父亲结，可谓自此龄启蒙，最亲近最长久伴侣，兼相依为命者，乃父亲耳。此种扣心怀情性，只有如汝与方媳结合四十余年者，可能体会之。余幼承庭训，均授以对大悲伤、大灾祸以坚强镇静为，余虽不能谓事事做到，但时以之自律自勉。在母子之份，又汝29日电深为关切，能体会余三年之情绪，乃馨心言之。母，4月1日。
蒋夫人宋美龄在美10余年，曾发表几篇颇具历史意义的文告性宣言。1965年10月底在纽约她公开一篇《与鲍罗延谈话的回忆》。此后1982年8月中旬，为了回应廖承志于7月4日致函蒋经国，也函致廖承志，以所谓春秋大义规劝廖承志“做总统信徒，幡然醒悟”。另外，她又于1984年2月致函前中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亦不无荒唐地劝其“信服三民主义，以免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当时，这些文告函件实质上并不具任何说服效应，但却表明了宋美龄誓死与大陆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和观点。
此外，198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病危之时，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后扶着光滑的桌沿站了起来，慢慢抬起双手压了压太阳穴。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三姊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的合影。大姐宋蔼龄坐在中间，两只手搭在一起，神态恰然地凝视着远方。那时她只有20来岁，正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二姐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