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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吹。” 小美龄也不客气，把口琴放到嘴边，试了一下音符，接着便吹了起来。
那琴声由低转高，由弱转强。时而如淙淙小溪流淌，时而如骏马奔腾，时面如三江翻滚……宋庆龄听出来了，这是一支美国有名的歌曲，叫做《亚格里溪的瀑布》。歌词的大意是：在那古老的大地，在那原始的森林，有一条绿色的瀑布。像银河飞流落下，像绿缎迎着晨霞。百丈悬崖之上是她的娘家，汇入大海却是她的婆家。千轫万壑挡不住她的足迹，一路高歌，一路风尘，不怕身子摔成水花。
说实在的，宋庆龄是不喜欢这首歌的。为什么不喜欢，她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它的格调太高了一点，有点儿硬梆，叫人不好接受。这大概与人的性格不同一样，所以听起来反响也不一样。可是此时的小美龄却美滋滋的用脚打着拍子，合着她那兴致。
“来，我也吹一曲让小妹听。” 宋美龄吹完一曲，宋庆龄也来了只致。
宋庆龄吹了起来，调子低了八度。琴韵悠扬，其声婉转。正像她本人一样：姿容婉丽，服饰光华，多情善忧。她吹的是一首中国的《思乡情歌》。其歌词大意是这样的：穿上花裙子，蹬上高跟鞋，那是谁呀？那是我。走在长街上，惹得众人瞧。长街无尽头，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天过午。最后回到家，还是爹娘亲，还是家里好。
“庆龄吹得不错哇！” 坐在后面的温秉忠姨夫扭过头来也和她们答讪。
“我……刚学，不会吹。” 宋庆龄红着脸说：“还是小妹吹得好。”
“姨夫。你也来吹吧！” 小美龄说。
“我要吹，非把你们吹跑不成。”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吹，懂吗！”说完温秉忠哈哈笑了起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小姐俩也跟着笑了。
随后，宋庆龄和宋美龄又要求姨夫介绍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温秉忠也不客气，侃侃而谈起来。
“哎哟，我的包袱被人偷去了厂’那天，轮船快到日本神户的时候，头等舱一位日本乘客喊道。
叫不出名字的大个子船长，此时闻讯赶了过来，问道：“包袱里有贵重东西吗？”
“有，有。
“什么东西，能说出它的名字吗？” 船长进一步问。
“这…这……叫我怎么说呢广 原来这位日本乘客丢的东西也是刚从中国盗回来的一件罕世文物金银镯。
大个子船长见这位失主当着这么多的乘客不愿说出，马上给失主使了个眼色，到了他的办公室，方知是一双中国国宝金银镯。
头等舱的全体旅客都是怀疑对象了，当然，也包括宋氏姐妹二人。“满洲号”被日本人扣在神户港3天，真是岂有此理。
乘客等不及了，纷纷起来造反，向日方提出抗议。别看宋庆龄平时恬静温和，遇到这种不讲理的事，她也敢站出来据理力争。
“一个人丢了东西，就惩罚全船乘客，不让开船，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假如我们中国人丢了东西，就让你们日方赔给黄金，你们干吗？”
“对，这位小姐说得对！” 全船乘客立刻声援。
此时，宋庆龄又要站起来讲话，坐在旁边的小美龄，扯了扯姐姐的衣襟，示意她不要再讲。在异乡他国，多心眼儿的小妹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于是宋庆龄忿忿不平地坐了下来。
全船乘客的情绪被宋庆龄的一把火点燃起来，纷纷与日本当局争吵起来。也许是日方做贼心虚，当他们弄清金银镯的不明来历时，马上命令开船，向全船乘客做了让步。
一场闹剧结束后，受了屈辱的“满州号” 开出了神户港，向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驶去。时值8月金秋，天高气爽，海有多蓝天有多蓝。几只海燕，从海面窜向湛蓝的天空，不时地发出几多低鸣的叫声。
那一年的农历七月初十，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满洲号” 终于结束了横越太平洋的航行，抵达终点港旧金山。只见港湾浓雾茫茫，这是一个多雾的早晨，连人港口都看不清楚。待到日出雾散后，轮船才慢慢驶人，在码头停稳。移民局的官员登上船，在休息室的一张桌子后面坐定。乘客们排成一条长队，挨个儿出示证件。宋庆龄和宋美龄姐俩因为有姨夫温秉忠的相送和步惠廉先生的前来迎接，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她们没有像大姐宋蔼龄初来美国求学时那样，屈辱地受到美国人的冷遇和非难。
“我们比大姐初来时的命运好。” 当即宋美龄得意洋洋地对宋庆龄说。
“爸爸有经验了。” 宋庆龄莞尔一笑。
在港口的出门处，爸爸的老同学步惠廉先生，热烈地拥抱了她们小姐妹，犹如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实际他们在上海分别还不到半年时间）。几个星期后，宋美龄第一次认定，美国的学校会像父亲向她保证的那样好，步惠廉先生也像父亲一般地体贴她们。
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俩最初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密特小镇的一所私立学校补习功课。这所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学校环境优美，朴实无华。1906年，宋耀如赴美筹款时，曾随温秉忠到该校参观，留下相当美好的印象，当场他即向波特温小姐联系了两个女儿在此学习的事情，波特温小姐愉快地同意了。
宋庆龄在萨密特镇私立学校补习法语和拉丁语，准备投考大学，她仍然十分用功。后来镇图书馆馆长路易斯·莫里斯回忆道：宋庆龄“那个严肃的姑娘”，总是贪婪地阅读成年人读的小说、传记和历史等等，这些“远远超出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口味”。在她的同学埃米莉·多纳尔的记忆中：“年龄较长的那个女孩，因为由于年龄和气质的关系，她总是回避我们幼稚的游戏和嬉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补习，1908年9月5日，宋庆龄正式考人姐姐宋蔼龄当时正在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这一年秋天，学校开学了。临分手时，宋庆龄把小妹安排在了新泽西州避暑山城德莫雷特的皮德蒙特学校，小美龄住在宋蔼龄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家中。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宋庆龄自小培养出来的勤奋精神再度表现出来，她对哲学课程尤感兴趣。她的文学及写作水平亦较高，又热心于社会活动，因此很快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班上讨论问题时，宋庆龄态度温文，声音柔和，但却滔滔雄辩，颇有见解，深得同学们的钦佩。
宋庆龄与家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父母更是关心远在地球另一边的3个女儿。宋庆龄的同学许多年后还记得，她和妹妹到萨米特市不久，就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当时，她们做美国样式服装，也都是用从上海寄来的料子缝制的。每当她们两个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往往马上换上中国旗袍。
但是，宋庆龄最关心的是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的发展。父亲清楚女儿的想法，常常给她写长信，告诉她这方面的情况，并寄给她剪报。因此，身在大洋彼岸的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十分了解，并常常为此担心、忧虑。同学们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关心国家的事情，而不无忧无虑地玩乐时，她说：“我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
中国必须变革。但到底怎样变革？当时宋庆龄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和探寻。她在《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即《四小点》、《阿妈》、《现代中国妇女》、《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这些文章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有一次在历史课上，宋庆龄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当时历史老师让学生讨论关于“对祖国的情感” 问题。轮到宋庆龄时，她给大家讲了对自己祖国的情感和希望。讲述时，她声音如平时一样柔和圆润，态度温文尔雅，但是大家却看到，她的大眼睛里燃烧着“足够照亮整个大地的火焰”。后来，在一次测试中，历史老师又看到一份表达了同样思想的答卷。他不得不大为惊叹：“这是使人万万想不到的，从一个看起来是温和的中国学生、且是一个女孩子的身上，竟能见到这样的意见。” 下课后他找到宋庆龄，首先称赞她的答卷是“动人的很好的论著”，但转而又说，这不是在历史课中应该学到的东西。宋庆龄坦率而答：“是的，我明白，但我想这张卷子是个人的表示，一个学生的见解，自然不会有人误解成别的意思吧！我只是追求真理。”
就当宋庆龄苦苦探索革命真理的时候，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腐败不堪的清王朝轰然塌倒，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第一届临时大总统。宋耀如把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迅速告诉了女儿宋庆龄，并寄给她一幅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宋庆龄接到信和旗子，激动难已，她跑到校园里，一把扯下清朝的黄龙旗，挂上新的国旗，并振臂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旗帜！”接下来，她写了热情洋溢的政论性文章仁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高度评价中国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这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但是非常遣憾，还没等到宋庆龄当时的热情冷却下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
1913年8月，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宋耀如全家随后也移居横滨，继续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这一年的春天，宋庆龄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1908年被留在德莫雷斯特山城的宋家小妹宋美龄吧。在这里，宋美龄一共住了9个月。许多年后，宋美龄仍以十分眷恋的心清回顾了那段生活：
在皮德蒙特我读八年级。我在皮德蒙特住了九个月，过得非常愉快。使我十分感兴趣的是，我发现和我同读八年级的许多学生实际上是小伙子和大姑娘。他们从遥远的山区来这里，其中许多人，为了弄到来皮德蒙特求学的钱而教了好几年小学。所有这些人对我都表示很大兴趣。而我呢，则开始更深入地了解了那些为了生存、甚至为了要筹措受初等教育费用而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认为，我小时与这些人接触，影响了我对那些出身贫寒的人们命运的关心。若不是在皮德蒙特读书，我就永远不会接触到他们。这使我认识了他们的真正价值。因为，说到底，他们和他们那样的人，正是任何民族的主体。
正是在皮德蒙特，我初步懂得了如何分析句子的奥秘。当时我的英语知识，顶多是略知一二，因为我在美国才呆了两年。我在词语的表达方面闹了许多小笑话，使我的语法老师感到为难。为了纠正我的毛病，她让我试着从语法上分析这些句子。她的努力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因为人们现在说我的英文写得挺好……村里人总是把我当作什么怪物看待。但是管它怪物不怪物，反正我能和我的伙伴一样喜欢吃老亨特先生杂货铺里卖的五分钱一块的口香糖。我常常买这样的糖吃。我记得，我们三四个小女孩中若谁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能够请别的孩子一道吃奶酪饼干和大棒棒糖，我们认为那就是一次了不起的款待了。这些糖果就摆在亨特老先生小店的玻璃橱窗里，是那样的诱人。尽管那时候玻璃橱窗里除了陈列那些商品以外，还在同样显眼的位置放着满是斑斑点点的粘绳纸，可我们不大懂得苍蝇和细菌的危害，也不在乎这些东西。然而，我还是一直活到今天，以向你们讲述那段往事。
弗洛伦斯、海蒂·亨德里克森、弗洛西·埃迪顿和我，在圣诞节前几天，决定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情，因为圣诞节的真谛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一生中从未体会到行善之举使我何等兴奋。我们共做一件善事，各尽其力，每人出二十五美分，凑足一美元，为铁路那边的一个穷苦人家买土豆、牛肉饼、苹果和桔子。我们努力做到谦逊不骄，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的高尚行动。但我们太兴奋了，连店里的亨特先生都听到了我们叽哩咕嗜地争论买些什么食品最合适。我记得因为生理学是我喜欢的课程，因而我坚持主张买糖，而且要多买些，我认为食糖里有大量碳水化合物，能使那些瘦小的孩子们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