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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亦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一时间，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此时，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更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南京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立即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此项禁令却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当即颁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就此，白银外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孔祥熙此时已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而作为交换，蒋则让中央银行享受多种特权，如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以供兑付关税之用等，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虽然当时孔祥熙已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并赚了一大笔钱。同时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样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们不得不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且就此存人中央银行特设帐户作为储备之用。
这个《储蓄银行法》当即遭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储蓄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于是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亦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则更是生气。终于，宋、蒋矛盾加剧，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来临了。
那天，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实行国家预算，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多少年来，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事历代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 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所以到后来，宋子文便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一日，宋子文竟为此与蒋争吵起来，蒋一怒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耳光。
“你敢打人？”宋子文当即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片刻后待他反应过来，方欲向老蒋扑去时，被侍从们急忙进来拦住了。
那天，宋子文被送回自己的官邸后，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此刻为那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
守在旁边的太太张乐恰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也只能暗暗地落泪不止。
张乐恰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在前面我们讲过，当年宋子文娶张乐恰为妻，曾经还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插曲呢。
当初，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后感触颇深，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和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并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再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年轻时就已属罕有的决策能力和远见，所以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里，宋子文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在财力上更是一国巨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个还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呢！
当年离开盛谨如后，宋子文遂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虽然张家不如盛家，可彼时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再需要把妻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了。
当天夜里，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二人闻讯后，相继赶到宋子文家里。在张乐怡的陪伴下，姐妹二人当即来到了宋子文的卧室看望。
“子文啊。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宋蔼龄走在前面，心疼地问道。
宋子文躺在床上，默然无语。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张乐怡打着圆场。
“小妹，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帐不可！”宋蔼龄此话虽是说给小妹宋美龄听的，不过更多的是说给宋子文听的。
但到了客厅里，宋蔼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生气，保重身体为要。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话说过来，介石是委员长，子文才是财政部长啊！要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但若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我现在怕的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宋蔼龄讲到这里，把目光投向了宋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宋美龄软中带刚，仍很生气的样子。
“有小妹保证，我就放心了。”其实，宋蔼龄心里也很复杂，因为此前蒋介石已放出风来，让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这样一来，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一边又是自己的亲兄弟，搞得宋蔼龄左右为难，既喜且悲。想着想着，宋蔼龄不禁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复杂啊！
再说当夜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直闹得老蒋不能入睡。她非要蒋介石说个清楚不行。蒋介石只好一个劲儿地向宋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怪我火气太大，我不该拍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认错就完啦？没这么便宜的事！你得保证，今后不能加害于我哥，也不能对我哥抱有成见！”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奶同胞。我姓蒋的是疯了还是傻啊？！”蒋介石再三申辩道。
“那就立字为据！”宋美龄抓住不放，仍不依不饶。
“好好好，立字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只好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倒果然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自己的妻兄宋子文可以说一直留有情面。
当时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但两个人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和决裂。当年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批准。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了一通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其离职只是工作的需要，且另有要职安排；并表示两人将继续合作云云。宋子文当下听着，也就心平气和了。
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下降，而是更加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他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
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旋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从而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最后的辉煌。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蒋介石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早已被人们渐渐淡忘。
3．“哈哈孔”乘虚而入
当年“耳光”风波之后，宋子文决心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于是蒋介石急忙请出孔祥熙，并对孔说：“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就这样，孔样熙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3年11月初，就任了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当时，从维护蒋、孔、宋三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孔样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以谋求改善蒋、宋之间的关系。最后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宋子文继续当他的私人金融家，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可以找他商量。
面对“耳光风波”后的新形势和新格局，宋蔼龄不免有些悲喜交加。不过，她很快平静下来，并且心中的天平倾向了丈夫一方。她给孔祥熙暗中鼓劲，把所有的家事都包揽下来，以支持丈夫对官场的全心投入。在此之外，宋蔼龄还开办了“三秦公司”，又称“三不公司”。依靠她那特殊的渠道，大把大把地为孔家捞钱。
孔祥熙掌握财政大权以后，10年之间他利用手中职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者，对内利用江浙财阀、流氓集团和特务组织，首先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旋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来局，从而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并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等等。因为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在握，一时间孔祥熙简直为所欲为。他或明或暗地用白银国有、发行法币、公债投机、外汇管理、购买军火和出售黄金等手段，搜刮民脂民膏，投机倒把大发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