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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去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此之前，宋蔼龄一直为上学的事缠着父亲，顾不上别的，只有到了临出门时，她才显出有些难过。敏感的父亲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最后征求小蔼龄的意见，是不是要留在家里，现在决定完全来得及。“不！” 当下小蔼龄坚决得毋容置疑。全家人聚在门口发表意见，祖母一再表示，让这样小的孩子一人离家去上学，实在太残忍了，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小蔼龄说：“既然决定了，我决不改变主意！只是……只是……”她转向父亲：“有吃茶点的时间吗？学校的饭好吃吗广
宋太太倪桂珍把一篮子的美味食品交到宋耀如手上之前，先让来蔼龄过目，那里面有鲍泽牌黄油硬糖和黑色的巧克力，这都是小蔼龄平时最爱吃的，小蔼龄一把抱住不肯松手，宋耀如费了一番口舌才替她拿过来。一切都已妥当，小蔼龄身穿红色苏格兰方格呢短上衣，绿色灯笼裤，贴在父亲身边，动身走向那大千世界。
由于学校没有同样年龄的孩子，宋蔼龄由理查森小姐单独专门上课。理查森小姐有时带小蔼龄上街闲逛，街上的孩子看见这个中国小女孩跟外国人在一起，就一齐高叫：“小洋奴，小洋奴！” 当时，小蔼龄回身伸出舌头向他们做鬼脸，孩子们后退几步后反而喊得更起劲了。
为了减轻宋蔼龄想家的压力，理查森小姐不得不兼作类似于幼儿园保姆的工作。她常念一首美国儿歌：有个小姑娘，聪明又漂亮。一束长卷发，留在头中央。
理查森小姐每次念完，总要问一句：“小姑娘是谁？” 宋蔼龄总是迫不及待地回答：“当然是我！”
两年之后，宋蔼龄开始随集体活动。上课时书桌太高，她爬上凳子后脚就够不着地，课桌上刚刚露出她的小脑袋，她为此受够了罪，但是没有人想到给她作一些改善。吃饭更成了问题，盛菜的盘子放在桌子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见菜就抢，宋蔼龄既够不着稍远一点的菜，又不如别人抢得快，多年后她还颇不满地回忆说，那时候她从未吃饱过。人夜，孤独给她带来另一种痛苦。大同学们去上夜自习，宿舍里只留下她一个人。身单影只，她总想象着黑暗角落里有青面獠牙的魔鬼，一只耗子磨牙或者一只昆虫碰撞窗户，也会使她神经质地怪喊怪叫。寂静无声时她更会疑心有某种巨大的危险在悄悄逼近，吓得她瑟瑟发抖，每分每秒都是那样难熬。大同学的晚自习通常以唱圣歌结束，每晚她盼望的事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这预示着几分钟后同学们就会回到宿舍。长期的这种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以至几十年后，每当她听到“上帝与我同在” 的歌声，就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解放感涌上心头。
学校的大孩子总爱拿这个小不点儿开个玩笑，宋蔼龄要小心翼翼地分辨他们每句话的含义，作出适当的反应，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被他们的哄笑击倒。这种习惯，锻炼了她察言观色、应答如流的本领。一次，一个大女孩看到她因为换牙前面露出的大豁牙，暗合机关地问：“宋夫人，你的牙齿怎么了？”“回太太的话”，小蔼龄不动声色地说，“前门被人偷走啦！” 还击得又巧妙又得体。
紧随宋蔼龄之后，宋庆龄也进入了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沉稳的性格使她显出一种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把小手背在背后，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她非常聪明，理解能力强，各门功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她的自我约束力，有时让人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爱怜。她默默地克服一个初入学校的孩子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努力去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连最严厉的教师也免不了鼓励她可以放纵一下，比如在课堂上捣捣乱，和同学闹点矛盾之类，并且表示她这样做了，决不会受到惩罚，还会给予奖励。他们生怕她心里有什么委屈，挫折了孩子的天性。宋庆龄总是微笑着摇摇头，表示她这样做并非由于害怕什么，而是因为这样做心里才坦然愉快。后来的宋美龄与宋庆龄却大大相反。5岁的时候，她也吵着嚷着，要跟两个姐姐去上学。这一次因为有了宋蔼龄和宋庆龄的经验，全家人都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结果却正相反。宋美龄天赋的聪明使她的功课毫无困难，但她在家养成的霸道劲儿在与同学相处上遇到了麻烦。班里的学生，即使比她大好几岁的，也得乖乖听她摆布才行。这些同学可不比自家的姐姐哥哥，往往有人对她的颐指气使不屑一顾。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会气得浑身发抖，厉害的时候她会突然出现麻疹，身上立即长出许多红肿块来。而到了夜晚，就像小蔼龄当初遇到的情况一样，大同学上夜自习走了，黑乎乎的宿舍里只留下她自己，婆婆的树影在窗户上晃来晃去，由于孤独和害怕，她只好钻进被窝闭上眼睛去逃避。时间不长她就会睡着。但到了半夜，她常常又被恶梦惊扰，吓得大喊大叫，搅得整个宿舍不得安宁。这些情况使她终于不能坚持，不得不由父亲把她接回家里，直到又在家中度过两年，她满了了岁，才跟一帮年龄相仿的女孩重新上学。
相比之下，宋蔼龄是三姐妹中学习生涯的开拓者和成功者，她在学校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强烈欲望的驱使下，她参加唱诗班，表演节目，出人头地的事都有她一份，因此受到老师的好评和不少同学的尊敬。当年宋蔼龄这些经历和她从中总结出的经验，使她终生受益匪浅。
1894年，是宋耀如一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年，由于陆皓东的介绍，他在上海结识了准备到北京上书的孙中山。这是宋耀如奠定自己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重要地位的一举，也是宋家子女日后在政界崛起的重要契机。
当时宋蔼龄是在自己家门口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此时这位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不久前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博士，正值青春盛年，一副晚清书生打扮，英姿勃发。他受两广革命思潮的影响，早就不满于清廷的腐败统治，有心作洪秀全第二。但此时孙中山还没有痛下推翻清王朝的决心，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就是想效法战国策士的上书游说，以天下大势、国脉所系的利害安危，来打动朝廷中的掌权者，促使他们革新政治，任用贤能，使国家的颓势有所扭转。当时，宋耀如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却对他的上书行为大不以为然。宋耀如认定清王朝已不可救药，非推翻不可，上书不会有任何效果。同时他对孙中山想作洪秀全第二也极不赞成，劝孙中山作中国的林肯或华盛顿。宋耀如请孙中山到自己家中做客。进门之前，两人的争论还未结束，孙中山提议进行一场夏威夷式的摔跤决定争论的胜负。
于是，在场的宋蔼龄看到的是一场规则古怪的决斗。两人在嘴上各抹了一把黄泥后，互相扭住较量起来。但这场决斗的胜负不以谁能把淮摔倒为准，而是以在决斗中谁先开口说话为准，谁先开了口谁就算输。结果孙中山赢得了胜利。这在宋蔼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她过去一直把爸爸视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今天在自己家门口却有一个人把爸爸赢了，这个人一定是比爸爸更强的英雄。对孙中山的崇拜此刻便在宋蔼龄心中扎下了根，为她日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且追求比她大几十岁的孙中山埋下伏笔。
当时孙中山赢了宋耀如，宋耀如只好同意了他到北京上书一试。结果，孙中山虽然凭人推荐在天津见到了大清权臣李鸿章，却丝毫未能对这位佐相产生一点影响。当时那位宦海沉浮几十年，终于在皇帝手下位极人臣、又热衷操办洋务的中堂大人，自以为洞悉中国之一切，怎么可能为一介书生的几句危言所打动？
孙中山无功而返，从此彻底断绝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点幻想。他从天津返回上海后，又住进了宋耀如家中。两人互相切磋，共谋反清大计；同时也开始规划了使中国尽快富强的实业方针。
一天，两人就建设国家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他们想到了开矿、炼铁炼钢、发展电力等，再往下思索时，两个人差不多同时想到了铁路。“铁路！”“对，铁路，铁路！” 当即孙中山站起摇身晃脑吟咏铁路之便利：“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几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博，以免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也！”宋耀如接言：“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商贾之载运而已哉！” 一番酸文之后，二人相视大笑。宋耀如说：“中国之落后，以铁路为最甚。如以现在美国的铁路里程计，我中国这样广大国土，应有300万里铁路才行。” 孙中山沉吟片刻：“以当今之国势，300万里铁路岂非痴人说梦？我看近期如能建20万里，则列强即不敢窥伺我中华！” 宋耀如想了一会儿，“好，建20万里铁路亦是盖世之功！”二人越说越兴奋，他们为自己的宏伟计划所鼓舞，竟然就又动起手来。他们在宋耀如的客厅里先作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标上各省省会及一些大城市的名字，待等孙中山刚刚在各城市之间标上铁路路线时，东方已经破晓。
两个人通宵未睡，竟毫无倦意。早饭以后，造路正式开始。小蔼龄也兴致勃勃参加了这场筑路大业。她在一旁递这递那，忙得两手黑乎乎，小脸蛋红扑扑。一天的折腾，他们居然造出了能够运动的小火车。黄昏，小火车在孙中山铺成的铁道线上开动了。小蔼龄在一旁拍着小手欢呼：“哦火车开到成都啦，火车开到拉萨啦火车来啦，快上车啦！”
宋蔼龄的欢呼使来耀如和孙中山心头涌起了强劲的热流。近20年以后，孙中山真的放弃了总统宝座，心甘情愿地当起了铁路督办；宋耀如也因此干起了铁路督办司库，费尽心机地去筹措20万里铁路所需的60亿元经费；留美回国的宋蔼龄则成了铁路督办的得力秘书，三个人共同把那一天心血来潮的计划去认真地付诸实施。
5．“长大了要像孙文叔叔一样”
1894年，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宋氏家族来说，这一年都尤为重要。
1894年3月的一天，宋耀如与孙中山相识且一见如故。但就在两人相识几个月之后，公元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旋即战争的惨败震惊了中国人，从而推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程。
1894年11月16日，宋耀如夫妇终于喜得贵子。当时，他们意味深长为第一个儿子取名“宋子文”。
表面上，当时那三个事件似乎孤立无缘。而实际中，这三件事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象征，即象征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转折：由改良转向革命，并且这一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开始被人民和历史所承认。
实际上，当年孙中山上书被李鸿章所拒绝，已经使孙中山和宋耀如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者感觉到“改良” 之路的难通。然而，紧随其后的中日“甲午战争” 和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的纸醉金迷，终于促使孙中山、宋耀如等人痛下革命的决心。当时在天津，当孙中山还未从上书失败的痛惜中解脱出来，中日“甲午海战” 的告急奏报便每日像雪片般朝李鸿章的总理衙门飞来，庞大的北洋水师竟至于一败涂地，使孙中山更加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穷途末路。而当孙中山与陆皓东怀着悲愤由天津转上北京，却发现战争的失败好像与北京无关似的。当时满北京城只关心着一件事，即慈禧太后的60大寿。整个京城被装点成了彩灯的世界。缤纷灯城中的轻歌曼舞，宝马雕车内来来往往的各地进贡祝寿的官员……这一切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的衬托下，进一步显示出清政府的腐败已达到无以复加不可救药的地步。愤怒驱使已痛下革命决心的孙中山，在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用英文写信给宋耀如，疾呼：“这个王朝已腐败到生蛆的地步了，当初希望它或可奋起，如今看来，已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使其进步，惟有革命才是出路。”
旋即孙中山一回到上海，立即雄心勃勃地向宋耀如讲述他的颇具冒险精神的革命设想：用外国人的客轮把造反者载送到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利用清政府对洋人的敬畏态度使造反者登岸；然后，立即冲向衙门，树起革命旗帜。
推翻清廷虽为革命者惊心动魄的目标，但宋耀如却认为这样贸然起事难以成功。列强将会持何态度？这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尽管如此，宋耀如还是佩服孙中山的勇气和决心。他取出珍藏的一把宝剑，意味深长地对孙中山说：“这把剑具有历史意义，这是当年一位太平军的将领战死前留下的。我原想把这件宝物传给儿女，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上帝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