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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颁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来讲，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不杀头也要被清除，甚者祸及全家。可是，宋子文接到此信后却神色不变，且似乎多了一层喜色。只是他没敢将毛泽东的来信在手中多留，而是马上交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再说蒋介石也并没有翻脸，而亦是喜形于色。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呢。
日本侵略者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仍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其狼子野心即企图独占中国。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其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2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但是，当时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却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愿相反。这样一来，在中国便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
1935年底在北平，抗议日本入侵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且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吞。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指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之间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则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当年10月间，日本在中国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甚至以最后通碟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取河北，六个师的兵力取山东。这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蓟密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旋即又于是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当时的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当时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此反应自然最为强烈，而且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于是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较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30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了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当群众抗日情绪日趋高昂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当时，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于是城内一二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前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3000人。此对军警突然用水枪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和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结果，游行队伍被打散了。学生中有40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就这样，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就此增强了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当时，由“一二·九”运动掀起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当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并发出通电及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当年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后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作。一时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日的态度，自“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当年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本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然而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最终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并且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了。
还是在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议案。当时蒋介石在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这句话，虽然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或“轻言牺牲”，但又是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并且决心“牺牲”了。例如次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亦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便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了。他后来曾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当时，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已经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最初是在国外，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在苏联的王明进行对话。邓文仪当年是蒋的侍从秘书，后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当时最初的接触是在莫斯科，主要是探讨苏联在军事上的动向。当年秋天，邓文仪马不停蹄回到莫斯科，与当时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但由于多种原因，当时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
此时，红军长征可说一项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已经胜利完成，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亦开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就生发出在国内寻求与中共谈判的想法。而由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思前想后，蒋介石想到了宋子文。
“你是说，我们和中共谈判？”宋子文仍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和中共谈判！”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
“那么让谁去谈呢？”
“我看你先联系中共高层，摸个底再说。”
“一是你先前是武汉政府过来的，和中共有一定的交往。再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你又是政府部长，和毛润芝、周恩来等人都很熟。更重要的是，那边还有你的二姐宋庆龄。我想了好久了，非你莫属。”
“看来你还真了解我。要是这样，你不会待将来‘清党’时把我给清除了吧？！”宋子文开了句玩笑。
“我敢清除国舅？怕是我还没有两个脑袋呀？”蒋介石也笑着调侃道，“要尽快去联系。具体你怎样工作？找谁联系？我就不管了。不过尽快把联系情况告诉我。”
“那好吧。”宋子文答应下来。
“这个情况只限你知我知，绝对保密！”蒋介石又叮嘱道。
那天当蒋介石送走宋子文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月色如水，幽幽的星空中竟显得有些神秘似的。
那一夜，宋子文回到自己的私邸，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了。他在想，眼下要完成老蒋交给的这个任务，非有二姐庆龄出面帮忙不可。可眼下，由于政治早把姐弟分开，感情已多少也有些淡化。每当想起此事，都不免使宋子文有些伤感。所以临到天亮时，他才犹犹豫豫地拨通了二姐宋庆龄家里的电话。
“二姐，我是子文呐，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我也没有去看你和乐怡啊，孩子都好吧？”宋庆龄仍十分热情和客气。
“孩子还好，二姐你身体怎么样？”
“我还好。”宋庆龄欲言又止，竭力避开着敏感话题。
“上午我想去看看二姐。”宋子文试探着请求道。
“二姐欢迎！”
“有些事情，我想给二姐谈谈。”
“我一定等你。”
当天早上8点，宋庆龄刚吃过早点，大弟弟宋子文的小车便驶进院子。
宋庆龄当即迎了出来。说句实在话，她对这位大弟弟一直是很疼爱的。进屋落座后，宋庆龄立刻把爱国学生送给她的水果，摆满了一桌子来招待宋子文。
自从1927年宁汉分裂旋又合流之后，按宋庆龄当时的话讲：“我已是家中可有可无的人了”。那一段时间里她不想看到亲人，也不想让亲人看她。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当时使宋庆龄性格上多少有些变化。最初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也曾来看过她，但后来也就不来了。只有二弟和小弟子良、子安还是这里的常客，来去无拘无束。宋子文或许因身有政务，来的自然也少。不过三天两头他还打个电话问候问候。
“子文，你来有什么事要和姐姐商量？”宋庆龄开门见山，接着把一个剥了皮的桔子递给宋子文。
“老蒋最近有些反常，他想与中共联系，让我牵线帮他这个忙！”
宋庆龄闻听便道：“蒋介石想与中共对话，说明有他的难处了。他在日军侵略面前一退再退，已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昨天，我接待了几批学生，都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宋子文说：“只要国共两党能坐下来谈判，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既然老蒋有这个要求，我看不妨给他个台阶。”
宋庆龄应道：“好的，此事二姐可以答应。不过容二姐想一想，谁去合适呢？”
“这个人必须是共产党信得过的人。不然不好办。”
“你的同学董健吾怎么样？”
“他”宋子文道：“当年我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人还是满不错的。后来听说经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他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运和农运工作。再后来，由于老蒋清党波及冯部，查无法立足，当时有一次还找到了我担保。后来我就不知道情况了。”
“后来他回到了上海，在圣彼得教堂从事牧师职业。”宋庆龄补充道。
“后来听人说，他专事收留中共的遗孤什么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了。”宋子文又道。
“有这个事，那是我让他办的。董来上海后经常与我联系。并且他在我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许多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宋庆龄停顿一下又道：“这个董健吾还作过古董生意，我和小妹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他出过主意。她们也都是好朋友。”
“既是这样，我们就找他帮办吧。来往陕北的路费，我来出。”宋子文一锤定音。
就这样，宋庆龄很快找到了当时正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因为是宋庆龄的安排，董健吾当即应允下来。
1936年3月的一天，董健吾出发踏上了去陕北的路程。他身上带着宋庆龄和宋子文委托的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此行他途经西安赴陕北，要把身上的信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并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
临行时，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
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和宋庆龄还给查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当下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急如星火般地赶赴陕西。
当时，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