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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也因此被晋封为懿妃。咸丰七年正月又被加封为懿贵妃。1861年，咸丰帝驾崩承德行宫，同治帝继位，尊封她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1908年10月22日，慈禧因疾病去世，卒年７４岁。《清史稿？后妃传》上的记载说：“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惠征女，咸丰元年，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四年封懿嫔，六年三月庚辰，穆宗生，进懿妃。七年，进懿贵妃，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尚孝贞皇后并尊为皇太后。”从文中的记载我们仅可以看出，慈禧名为叶赫那拉氏，镶黄旗人，父亲为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征。除此之外，对于慈禧的童年和出生地等等都少有记载。但这已经是档案中关于慈禧早年的最详细的记载。由于没有详细的记录，后世的史家便通过自己的考证，提出了诸多关于慈禧身世的说法。有人说她出生在安徽，也有人说她出生在呼和浩特；有人说慈禧出生在山西的长治市，是个贫苦的汉人人家出身。还有人说慈禧就是出生在北京。
在这些说法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慈禧生于北京说。这一说法不仅为部分史学家的认同，同时也得到慈禧娘家后人的认可。慈禧的曾祖父名叫吉郎阿，镶蓝旗人，曾在户部做官，后来因为户部钱粮亏空的问题受到牵连被罢了官。慈禧的祖父叫景瑞，曾在刑部做官，因为受到曾祖父钱粮亏空案的牵连，也被革了职。慈禧的父亲惠征开始在吏部做笔帖式，是一个类似于现在的秘书的八品小官。慈禧出生在于1835年阴历十月初十，当时他的父亲惠征正在吏部笔帖式的任上。所以，慈禧应该是生在这一时期惠征所住的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这一说法，在慈禧的娘家后人的回忆中也有所提及，并且他们澄清了史学界的另外一个错误，那就是慈禧的乳名并不是叫玉兰，而是叫作杏儿。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慈禧曾经被封为兰贵人，慈禧又非常喜欢兰花。所以，后人才会误认为慈禧的小名叫玉兰。实际上慈禧的娘见人都叫她杏儿，学名叫作杏贞。
同时，关于慈禧的娘家在北京的说法，在曾任两代帝师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日记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十七日，慈禧的母亲去世。在京城发丧，其母出殡时，“涂车刍灵之盛，盖自来所未有，倾城出观，几若狂矣！沿途祭棚络绎，每座千金，廷臣往吊者皆有籍，李侍郎未往，颇忤意旨。”由此可见，慈禧的母亲死在北京，而且是在她掌握大权之后，这就排除了慈禧自幼丧母，生于贫苦人家的说法。
为了考清慈禧的身世，史学界对慈禧的父亲，惠征的经历也进行了一番考证。关于慈禧的父亲惠征，历来也有众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一位被革职的正黄旗参领，有人说他是一位“挂印归林”的大将军，还有人说他是一位带印脱逃的太广道。这些当然都是为了付托慈禧的身世而出现的各种传言。根据大内的清宫档案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镶蓝旗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任吏部笔帖式，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十九年（1839年）时升为八品笔帖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二十六年（1846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1848年）、二十九年（1849年被调任为山西归绥道道员。咸丰二年（1852年），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这同《清朝的皇帝》一书中的记述：“慈禧的父亲惠征，父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时当道光末年，洪杨起事，惠征守土无方，革职留任，旋即病殁，遗妻一、子女各二，慈禧居长。”的记载大体是一致的，因此，慈禧的父亲是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征应该没有什么疑问。而且从惠征的履历表可以看出，慈禧出生之时，他还在京城任职，所以慈禧也应该是生在北京城。至于，她得父亲惠征，据说后来死在太广道任上，慈禧当权之后，又追封其父为承恩公，并将母家旗籍依照祖制有下五旗的镶蓝旗提升到上三旗的镶黄旗。承恩公这一职位后来被慈禧的弟弟桂祥承袭。
在肯定慈禧的父亲是惠征的情况下，关于慈禧的出生地，除了北京说之外，还有甘肃兰州说。浙江乍浦说，内蒙古呼和浩特说等多种说。甘肃兰州说的依据主要是史学家发现在甘肃布政使衙门也有一个叫惠征的笔帖式，但从，档案记载对惠征的记载来看，他确实是做过笔帖式，但是做得是吏部笔帖式，没有在甘肃布政使衙门做笔帖式。所以这一说法值得怀疑。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的说法主要依据的是，当地出现的一些传说。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此做骁骑校，慈禧就是出生在此地。并且说慈禧之所以喜欢这个官就在浙江的乍浦，因为浙江乍浦是八旗的一个驻防地，出生在此地，并说慈禧之所以喜欢唱南方的小曲，就是因为从小在南方生活的结果。但是，这一说法同样与档案对惠征的记载相抵触。至于说慈禧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说法，主要依据是此地有一条街道叫做“落凤街”。并说慈禧和她的父亲曾在此居住。但经史学家考证，慈禧的父亲惠征确实在此作过归绥道的道员，但那时慈禧已经15岁了，不可能是出生在这儿。惠征由安徽的后补道台升任归绥兵备道台后，曾带着15岁的女儿在此居住过到还说得过去。
除了这几种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慈禧出生于今山西潞安府，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市。这个说法是山西一位叫刘奇的学者提出来的。这一说法不仅认为慈禧是出生在长治，而且对慈禧的身世，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说法。据这位学者考证，慈禧根本不是满人，而是一位身世曲折离奇的汉家姑娘。1835年，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叫王增昌的贫穷农民家庭，并取名为“王小谦”。由于家境贫寒。小慈禧在4岁时，被卖给本县上秦村宋四元为作女儿，并改名“宋龄娥”。但等慈禧长到12岁的时候，又被卖给了正在潞安府做知府的惠征为婢，改名为“玉兰”。 有一次，玉兰在服侍惠征夫人富察氏洗脚的时候，看见她的脚底有一颗痣，便说自己的两只脚底都有痣。富察氏一听大惊，两脚底都有痣，那可是做皇后的命。于是，不敢再让她做婢女，而收她作干女儿，并在后衙中精心培养。到了咸丰二年（ 1852年），宫中秀女大选得时候，玉兰便以惠征之女叶赫那拉氏的身份，被选入宫。
这一说法在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位学者在他的论著《解开慈禧童年之谜》一书中，列举了三十八条证据来证明慈禧本来是汉人的说法。一是在西坡村王英培家的王家的家谱上：“王小谦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记载。二是在西坡村外羊头上的山脚下有慈禧母亲的坟。同时在慈禧的第二故乡上秦材也发现了证据，就是在宋家后人宋六则和宋德文家里发现了祖传的光绪、宣统年间清廷制作的皮夹式清代帝后宗祀谱。在宋六则家中还发现了一封慈禧寄给其堂兄宋禧馀的感谢宋家养育之恩信件残片和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同时在这个村子里还保留着一座叫做“娘娘院”老房子，据说是慈禧童年的时候住过的，慈禧做了皇太后之后，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就把这所老房子改名为娘娘院保留下来。此外，作者还列举了慈禧的一些与长治有关的生活习惯，如慈禧爱吃长治人常吃的萝卜团子、壶关醋、玉米掺粥、沁州黄小米；爱看上党梆子等。这一说法在慈禧的御前女官裕德龄所写的《清宫二年记》也可以得到印证，它里面曾经记载道慈禧太后说她，“喜欢乡村生活，觉得那比起宫里的生活来自然得多了’。目前慈禧生于山西长治的说法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史家的反驳。慈禧太后的身世到底如何，也许还有待于史学界的近一步考证。
刺马案隐秘
同治九年 （ 1870年）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在马新贻阅毕回署的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马新贻阅兵完毕后，在护卫的保护之下打道回府。谁知到了府衙门口的时候，忽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人，冲到马新贻身前半米处跪地，高呼冤枉，马新贻身旁的侍卫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已经将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入马新贻胸中。马新贻痛呼一声，当即倒地。身旁的护卫们急忙冲了上来，将刺客扭住。谁知这个刺客不仅不逃走，反而立在远处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护卫们制服刺客之后，急忙用门将马新贻抬进后衙的总督府中，急召大夫诊治。但是由于马新贻被刺中要害，而且匕首上被淬了剧毒，马新贻奄息挣扎了一番，就一命呜呼了。
封疆大吏在衙门口被人刺杀，对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来说是一个极坏的信号。清廷上下对此极为震惊，慈禧太后急令南京将军审理此案，一定要揪出幕后的主谋。魁玉奉旨查办此案，对案犯张文祥审问多次，由于张文祥总是闪烁其词，根本对于他的审问一味支离。以至于深了一个月也没审出个头绪。此后，朝廷又加派大臣张之万前往江宁会审此案。？张之万是个官场的老手，他知道这个案子要么没什么蹊跷，知识私人仇杀。要么牵连重大，幕后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靠山。张之万来了之后，也不敢贸然行事。每日升堂，只是小心翼翼的问讯，既不用刑，也不威逼。马新贻手下心腹袁保庆等人对此不满，要求严刑问讯。张之万却以：“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 而瘐死，谁负其咎”进行搪塞。就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到了年底，朝廷催问案犯的供词。张之万同魁玉便上奏说：“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云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汶详被激允许。……？ 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一个朝廷大员被刺杀的大案，竟然以“尚属可信”四字结案。说起来实在是一个大笑话。朝廷上下对他们审理的结果也不满意。于是又派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从新审理此案。？曾国藩。曾国藩磨磨蹭蹭的来到江宁之后，并不急于审理，而是静待郑敦谨到达江宁之后。才开始正式调阅案卷，着手审理。郑敦谨抵达江宁之后，本想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但是，他发现每次升堂之后，主审官曾国藩反而不置一词，只是正坐在大堂之上听自己发问。而且自己审理了十几天，案犯张文祥还是一味的撒泼抵赖，没有供出什么头绪。郑敦谨感觉其中有异，似乎主审官曾国藩不想让人彻查。正如邓之诚后来在《骨董三记》中所说的：“国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因此，郑敦谨也不敢再对案子进行深究。每天升堂，只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案犯不回答也由他去，并不用刑。这样案子糊里糊涂的审了几个月，也没有什么结果，最后依然是按照前面张之万等人审理的结果结案，上奏的供词同张之万的基本相同。只是在对张文祥的处置上稍有变动。将原来所判得 “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在案结里面仍然保留了“该犯供词，尚属可信。”的措辞。朝廷虽然对这个结果不是十分的满意，但是，慑于曾国藩的威望和实力也只好见好就收，就此了结。？最后张汶详被凌迟处死，然后摘心祭祀死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
刺马案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结了案，但人们似乎并不相信案卷中的说法，各种流言也随着而起。有些说法甚至还被编成了戏剧、弹词在市井间流传。
其中有一说，说张文祥刺杀马新贻是为友复仇。咸丰五年，马新贻率领军队与捻军作战，兵败被俘。这支捻军的首领叫张文祥，手下有个结拜的兄弟叫曹二虎。张、曹二人早有降清之意。只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台阶。此次，他们俘获马新贻，便借着马新贻这个台阶以招安名义投到马新贻的帐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马新贻还当场与张文祥、曹二虎等人结拜为兄弟。马新贻因为招降有功，也得到了升迁，张文祥等人的军队也被收编到马新贻的山字营。马新贻仗着这支军队，屡立战功，迁升频繁。到同治四年的时候，已经升到安徽布政使的位子了。有一次，马新贻在府内设宴，曹二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