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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的去干吧！”希特勒这话是对着张海诺和赫尔姆特两人说的，只是以目前的情况，他没有什么可允诺的——金钱、权力还是地位，他现在几乎是一无所有。
在张海诺看来，在他最困窘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忠诚，要比他得势之后再拼命巴结有价值得多，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让这个人看到你的价值所在。
离开兰茨贝格之前，张海诺照例去探望了其他人，包括埃德文。作为国社党后勤委员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的刑期比阿道夫·希特勒少1年，虽然他加入国社党最初的目的就是地位和权力，牢狱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走上了一条反路，但是在张海诺的开导下，他早已明白了隐忍和蛰伏的道理，而就在不久之前，希特勒授命他出狱之后即选出一批可靠冲锋队员组建全新的党卫队，以取代在起义中不甚称职的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
回到慕尼黑市区的当晚，张海诺再一次召集海军突击队全体开会——艾伯哈德等7人除外，因为他们不久前已经“离队”。剩下的突击队员只知道他们带着家眷离开了慕尼黑，却不晓得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竟是遥远的巴西，更没有人听说过有关施奈德造船厂的事情。
离开的7人中，有的家族和犹太人有那么一些瓜葛，有的并不是真正的纳粹主义者，只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而加入了冲锋队。当然，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张海诺之所以选定他们，是因为他们在航海技术、舰船维修等方面有一手，符合施奈德造船厂目前的“人才引进计划”。他们将带着家眷乘火车前往不莱梅，在那里，施奈德造船厂的派驻人员将根据张海诺的指示尽快把他们及随行家眷送往巴西。
将未来几个月的计划交待下去之后，张海诺当着突击队员的面将6000帝国马克交给以赫尔姆特为首的三人经费管理小组——这已不再是1923年令人咋舌的“废纸”了，它足以维持28人的突击队大半年的活动之用。
海军突击队的问题解决了，张海诺第二天便登上了开往奥地利的火车，他要到那里去解决另一个问题——在啤酒馆暴动中，戈林大难不死，随后被纳粹党徒送到奥地利养伤，这段漫长的疗伤过程将是戈胖子最脆弱、最无助的一段时期，但是熬过这4年之后，他将重新在国社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此一飞冲天直至权倾朝野。
与张海诺同行的，是准备去奥地利传达希特勒指示的汉夫施坦格尔，听到张海诺要去探望戈林，他显然有些惊讶，要知道戈林在国社党内部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他虽然在整顿训练冲锋队上有一套，但他总是以高人一等的气势骄傲而又显示宽容和友善的声调对待像鲁道夫·赫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的“党内朋友”。
尽管如此，汉夫施坦格尔还是与张海诺一同去了戈林在因斯布鲁克的藏身之所——一家由奥地利纳粹份子开的饭店。在二楼靠拐角的房间里，他们见到了憔悴、狼狈、看似发福其实是周身浮肿的前纳粹冲锋队长。
从套房的陈设来看，它属于这家普通酒店最好的房间，窗台旁的花瓶里插着一束淡黄色的小花，但是它们少得可怜的芳香却被房间里的廉价香水味道所遮蔽，与戈林同住在这里的，还有他的妻子卡琳——两人之间的故事令人称奇，卡琳大戈林5岁，是一位瑞典女伯爵，早年与一位瑞典军官结婚并生有一子，1920年春天遇到了在瑞典航空公司担任民航飞行员一职的戈林，自此陷入爱河并以情人身份与戈林回到德国，直到1923年卡琳才正式和自己的丈夫离婚并且成了戈林夫人。
在张海诺看来，这位戈林夫人远远称不上美艳绝伦，她身上最吸引人的也许就是娴静大方的贵族气质，如今那双迷人的眼睛里充满了忧虑和哀愁，当她痴痴的看着病榻上的丈夫时，张海诺几乎不愿去想那些即将前来的猎取戈林性命的猎人们。
“元首请我代他向您问好！”
汉夫施坦格尔客气的转达了来自兰茨贝格监狱的问候，然后将希特勒的一封亲笔信转交给他。
“谢谢！元首近来可好？”戈林在接过信之后迫切的将其打开，至于汉夫施坦格尔随后介绍元首近况的话，他似乎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信不长，两分钟即可看完，戈林却花了足足有5分钟时间，生怕漏掉其中某个重要字眼似的。最后，他小心的叠起信纸，问：“元首只托您带了这一封信来？”
“是的！”汉夫施坦格尔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
戈林眼睛里流露出些许失望的神色，片刻之后，他才想起这里还有另外一位客人。对于张海诺的到来，他或许比汉夫施坦格尔还要惊讶，尽管有意掩饰，但那双失魂落魄的眼睛还是向这位观察细致入微的来访者透露了这一切——也许，他会觉得此人纯粹是来看自己笑话，甚至是来趁势奚落自己的。
不过，张海诺并没有那样做，尽管他打心里对这个人感到厌恶。
“戈林先生，这么晚才来探望真是过意不去！起义之后我在丹麦呆了两个月，审判之前又在慕尼黑徘徊了一段时间，这次好不容易赶上汉夫施坦格尔先生要来，便冒昧的请求同行！”
很显然，张海诺那种贵族式的礼貌并不能完全打消戈林的敌意，他很勉强的冲他点点头，然后伸出自己的右手，“谢谢您，冯·芬肯施泰因先生！您的到来让我深感荣幸！”
“戈林先生太客气了！您的伤势恢复得怎样了？”自从进来之后，看戈林从沙发上起身和走路的姿态来看，张海诺推测他大腿上的伤基本已经康复。只是在来的路上，汉夫施坦格尔告诉他，最初几个星期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给戈林注射了大量的吗啡。尽管在当时，这给戈林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但如果长期注射这种药物，就将成瘾，并无法停止使用它，而这时使用的目的已绝不是为了治疗疾病，完全是为了满足一种病态的需要，这种人也就成为吸毒者。
注射吗啡，会使中毒者在当时产生幻觉，感到精神亢奋，想象力受到激发，变得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但是，吗啡的作用消失之后，在注射者身上便会出现四肢无力、疲乏嗜睡，甚至意识模糊等现象。更有甚者，吗啡中毒者会由于在注射药物时受到的巨大的刺激，产生一种在医学上被称为“奇特虚荣”的思维方式，往往表现得自负、狂妄和贪婪，做出一些常人感到可笑和难以置信的事情。
如果知道了吗啡中毒者的症状，人们大概就不会对戈林在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病态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了。
戈林看看身旁的卡琳，哼哼的苦笑几声，“外伤是好了，却几乎丢了半条命！”
这话颇有意味，张海诺不禁要想，这家伙难道真如传闻的那样因为这次受伤而丧失了正常的男性功能？
这时，身材苗条，也可以用消瘦来形容的卡琳，用慈母般温柔的目光看着戈林，左手轻抚他的头发。戈林忽然握住她的手，用他厚厚的嘴唇献上深情一吻，这一切是那样的自然和温馨。
这时，张海诺又想起另一个问题：如果卡琳不是在1931年早早去世，后来的戈林还会是那个狂妄自大和贪婪的戈林吗？
这样的假设是虚弱无力的，卡琳的病据说既有先天成份又有跟随戈林之后清贫日子的积弊，这也许是对他们之间那种奇特爱情的一个讽刺——如果卡琳仍然在瑞典过着她富足的贵族生活，可能压根就不会尝到这种苦日子的滋味，身体也不会早早垮掉。
张海诺很快收起了自己的同情心，在这里，陪伴戈林的不再是大群冲锋队员，柔弱的卡琳也许连开枪都不会，只要谋划妥当，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麻烦人物并不难。
对于知晓历史并且志在振兴海军的张海诺来说，这绝对是个巨大的诱惑。“趁你病，要你命”，他仍然记得这句古老的东方俗语。
以汉夫施坦格尔、张海诺与戈林之间的微妙关系，谈话不时的陷入尴尬境地，好在卡琳是个很有内涵的女性，她总能将谈话的主题引向令人愉快的方面。在这里呆了大约有三刻钟，汉夫施坦格尔和张海诺起身告辞，戈林夫妇礼貌的挽留他们共进晚餐，在被婉言谢绝之后，他们起身将两位客人送到门外。
“我不日将离开欧洲，期待下一次见面能够在自由的慕尼黑！”张海诺礼貌的说到，但他这句话的却是有意说给汉夫施坦格尔听的——一个已经离开欧洲的人，一个和戈林既没有深仇大恨也没有利益冲突的人，会出手干掉他吗？
也许，但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路顺风！”卡琳嘴角露出宜人的微笑，只是在戈林那种颓然神情的衬托下，这个笑容实在有些勉强和无奈。
从戈林那里出来之后，张海诺和汉夫施坦格尔一同去了火车站，两人的目的地各不相同——汉夫施坦格尔要去萨尔茨堡和阿曼等人碰头，张海诺则买了一张前往柏林的火车票，他告诉汉夫施坦格尔，自己将在下周一之前乘船离开德国。
萨尔茨堡向东，柏林往北，两人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相互道别，合乎张海诺期望的是，开往柏林的火车先到，在汉夫施坦格尔的注视下，他上了车。
两个小时之后，张海诺在距离因斯布鲁克不远的一座奥地利小城下了车，他从那的电报局打了一个电话给“中校”，让他把猎人们派往因斯布鲁克，自己将在那里等候他们。
“中校”答复他：猎人今晚上路，两日内即可到达，需要一个电话作为联络之用。
在这个安静的小镇过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张海诺搭上了南行的列车，在中午之前又重新回到了因斯布鲁克。
4月的奥地利山城，寒意已尽、春意盎然，戈林夫妇栖身的这家饭店规模不大，但因为靠近市中心，往来的人却不少。一战结束之后，奥地利也和德国一样经历了动荡和通货膨胀，正因如此，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这里也是颇有市场的，奥地利的纳粹份子还仿照国社党建立了冲锋队。
戈林得到奥地利纳粹党徒的庇护，但张海诺对此并不担心，因为之前一天从进入饭店到离开，他都没有看到哪怕一个武装守卫，不过他从埃德文那里听说希特勒有意让戈林以纳粹党全权代表的身份到罗马去面见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恳求他给纳粹党一笔贷款，供纳粹党东山再起之用。如果戈林真的去了意大利，那么自己到时候再想要下手就不那么容易了。
下车之后，张海诺在戈林夫妇栖身的那家饭店附近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并且要了一个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大街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用自己的望远镜监视饭店正门。
一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进出这家饭店的人来来去去，但其中并没有出现戈林夫妇的身影。张海诺猜测很可能是因为戈林的在逃犯身份很让他们不敢公然露面，既然如此，他决定让猎人们直接在饭店里面动手，只要能够干掉戈胖子，就算他们不能脱逃也没有关系——中校之前告诉他，这些猎人不会知道任何与雇主以及猎物有关的信息，即使他们在行动中被捕或是死亡，张海诺也不必担上任何责任，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支付一笔足以买下4辆梅赛德斯的高昂费用。
次日上午，张海诺再次和中校联络，告知其附近一家咖啡馆的电话。中校让他在电话旁等候，猎人们下午到，他们会打那个电话找“洛恩先生”，张海诺只需要答复“我是中校的朋友”。
这样的接头方式奇特但很安全，下午4点35分，张海诺一直等候的电话来了，话筒里面传来的是一个深沉的声音，说的是流利的、带有北部口音的德语，那人询问了一些有关目标的情况，诸如地址、长相以及周围的情况，最后，那人说他们要实地探查一下，晚上9点再打电话来。
接下来的4个多小时，对张海诺来说是枯燥的，他一遍一遍的翻着报纸，咖啡也续了一杯又一杯，自己本来是这次行动的发起者，现在却被撂在了一旁——这未必是什么坏事，至少警察几乎不可能查到自己头上，但他却有些忐忑，如果一击不中的话，受惊的目标便会像兔子一样躲起来，再想下手难度必然增加许多。
晚上9点整，电话准时打来，还是那个深沉的声音，他说猎物找了一个很差的藏身之所，他们有把握在一刻钟之内解决问题，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今晚就可以下手。
张海诺随即告诉他，必须等到周一也就是两天后再收拾猎物，这一点他会另外向中校说明。
对方答应下来，并表示他们会利用这两天时间进一步观察猎物的情况，并让张海诺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9点在这个电话旁等。
张海诺除了每天透过他的窗户观察那家饭店，还从附近一家花店订了花，请人在卡片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