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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钟背过身去，刚唱了一句，送饺子的就来了，赶紧红着脸停止。
她坐在对面，照顾着高庆山吃饭，她拨拨拣拣，推推让让，叫高庆山吃饱。
她笑着说：
“自从上级给我们提了意见，不再吃大柜的菤子和大锅的猪肉，一下改变的过了劲儿，顿顿小米干饭，不是夹生，就是糊爆。看见你盛饭的时候一皱眉，大师傅和管理员还说你不能艰苦，享乐腐化，思想意识成问题，气都把你气饱了。还有那白菜汤，连把盐也懒的放，用杓子一搅，菜叶儿一个赶着一个跑，哪里是吃饭，简直是捞鱼。”
她自己吃的很慢很少，那样小的饺子，要咬好几口，嘴张的比饺子尖儿还小一些。高庆山是一口一个，顿时吃了一头大汗。李佩钟把自己的干净手巾送过去，带着一股香味，高庆山不好意思大擦，抹抹嘴就放下了。
吃完饭，李佩钟低着头，收拾了碗筷。她坐在床上，好久没说话。把头靠在那厚厚的松软的干净整齐的花布被子上。
高庆山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这顿饺子真香！谢谢你请客吧！”“你不批评我就行了，还谢什么呢？”李佩钟说，“等一等再走，我有句话儿问你。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她说完就笑着闭上了眼睛。
“哪里的话！”高庆山说，“文化是宝贝，一个人有文化，就是有了很好的革命工作的条件。我小时没得上学念书，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想起来是很大的损失，遇到知识分子，我从心里尊敬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是幸福，哪里谈得上讨厌呢？自然知识分子也有些缺点，为了使自己的文化真正有用，应该注意克服。”
“高同志，我还有一个问题。”李佩钟说。
“什么问题？”高庆山问。
“我的婚姻问题，”李佩钟坐起来，“我想和田家离婚，你看可以吗？”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高庆山说，“我很难给你提意见。可是我相信在革命过程里，你会解脱了这种苦恼，完全愉快起来。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不能长期负担的问题。”
“你同意我离婚？”李佩钟笑着问。
高庆山点点头，走了出来，在大院里，他吸了一口冷气，整了整军装。
李佩钟送他到大堂上，又叫住了他，说：“你抬头看看我写的这四个字儿怎么样？”
高庆山回转身看了看，说：
“字写得不错，不见这块匾，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写家哩。
不过，现在上级没这样提，我们还是叫抗日县政府吧！”
二十四
黄昏时候，李佩钟站在十字路口，送走那些出征的战士，他们是第一次去作战，一个紧跟一个，急急的走着，举手向女县长告别。高庆山在最后拉着一匹马，沉静的走着。李佩钟望着他走尽了东大街，走出了东城门，才转身回到了县政府。夜晚，她一个人在这大院落里，在南窗台点起一支红蜡烛。她好像听见了寒风里夜晚行军的脚步，霜雪在他们的面前飞搅，骑在马上的将军，也不会想到爱情。她振作自己，在一张纸上，描画拆城破路的计划。
她一个人在夜晚工作，在这样的夜晚，有的母亲正在拍哄着怀里的孩子，有的妻子，正把头靠近她的丈夫。很长时间，李佩钟心里不能安定，拿起笔来又放下。她听着院里的一棵老槐树发出的冬天的风的响声，她把想念引到那走在征途上的人们，她必定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眼望着蜡烛的火苗，女人的青春的一种苦恼，时时刻刻在心里腾起，她努力把它克服，像春雨打掉浮在天空的尘埃。
她在一张从学校带出来的图画纸上，设计着农民破路的图样。她用修的尖尖的铅笔，细心的描画，好像一个女学生在宿舍里，抱着竹绷子做绣工。
现在是严冬腊月，冰雪封冻着平原，从她们这一代青年起，今后经历的冬天，都要是残酷战斗的季节。她想，不过几天，农民们就要抱着火热的心肠，背着大镐铁铲，破路拆城，用一切力量，阻止进犯的敌人。这是历史的工程，她竟是一个设计人。在工作里，她忘记自己的痛苦，充满了高尚的希望。
隔着五尺砖墙，县政府的东邻，是一个小印刷厂。半夜里，那架人摇的机器，正在哗哗的响动，工人们印刷着动员会编的抗日小报纸。李佩钟想：等她把图样设计好，再加上一个说明，可以在小报上登载。
机器的响声停止了，接着是工人们的嘈杂。不久，那个印刷厂的负责人，细高个子秃头顶的老崔，跳墙跑到她的屋里来。
“你们出了什么事？”李佩钟停下工作转身问，“半夜三更跑来做什么？”
“李同志，你这里该安一个岗，”秃头老崔说，“这么大院子，一个人就不害怕？”
“一忙，什么也就忘了。”李佩钟笑着说。
“我是来问问你，有这么一件东西没有？”秃头老崔用手比划着，“我们那机器上有一块呢子，老朽的不能用了，没有它机器就不能转动，报就出不来，宣传工作就完不成任务，这是抗战工作的重大损失！找这么一小块呢子，要在北京天津，像烂纸一样，到处可以捡到，可是在这个小小的县城，真比讨换金刚钻还费劲，有钱哪里去买？我想了半天，满城里就许你有这个东西，因为你上过洋学！”
“什么呢子？”他说了那么多，李佩钟并没有听明白。
“就是做衣服用的那个毛呢！”秃头老崔说。
“毛呢衣服可以不可以？”李佩钟说着站起来，从床底下扯出一个包袱打开，抖出一件大红的毛呢外氅来。
“真算我走运！”秃头老崔拍着巴掌说，“画眉张变戏法，假神仙的倒搬运，也来不了这么快！太好了。只是这不可惜了儿的吗，这是十成新的衣裳呀，就算是你大方，我也下不得手把它割成碎块，去裹那油黑的滚子呀！你再找块别的吧，最好是布头布尾！”
“别的没有，就只这件。”李佩钟笑着说，“你就是这么婆婆妈妈的，既是用着它，就算没糟蹋，有什么可惜的？再说，放着我也不穿，还不是叫虫儿咬了？快拿去吧，别假张支了！”
她把衣服扔在秃头老崔的怀里。
秃头老崔赶紧接住，还翻过来翻过去用手摸着，赞叹的说：“真是抗日高于一切，这身衣裳，拿到北京，也能换五袋洋面！”
李佩钟说：
“这个时候，你还是面儿面儿的，别叫面儿糊涂了你的心。这是我结婚那年做的，结过婚不顺当，也就没穿过，抗战了，大家全是粗布棉衣，谁还穿这个！我是拿来夜晚压风的。”“那我回头给你送一条棉被来。”秃头老崔说，“用不了这么多，有一个袖子也就够了，太可惜！”
“你扯去一个袖子，我留着它还做什么用？全拿去吧，你放着使个长远！”
李佩钟说着，就又去画她的图样。
“你这样热心，我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秃头老崔怀抱着大衣恭敬的说，“我要代表我们工厂，代表抗日小报广大的读者群众，向你致谢：因为李同志的模范行为，我们的机器就又转动起来了。”
秃头老崔走了以后，李佩钟的图样画成了，她计划：在全县的纵横的车行大道的两旁，每隔五尺，刨一个壕坑，长度，五尺；宽深，三尺。她想，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的汽车寸步难行。
她放下铅笔，细心的看着自己的工作成绩，蜡烛着过了一半，火苗跳动。她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下，身上感到一种像叫亲人抚摸的轻轻的舒快。睁开眼睛，从窗纸的小破口，她看见有一个很大的流星斜过天空坠落了，像泻下了一滩水银，照着全院明亮。
二十五
破路的图样发布下去，已经靠近年节。平原上这一个年节，已下了人民生活心情的重大变化。一过腊月初十，就到处听见娶儿聘妇的花炮，为了使爹娘松心，许多女孩子提前出嫁了。媒婆们忙了一阵，很多平日难以成就的婚姻，三言两句就说妥了，女家的挑拣儿很少。
有的丈夫不在家，娘家一定要娶，就由小姑子顶替着拜了天地。
敌人的烧杀奸淫的事实，威胁着平原的人民。在铁路两旁，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们，新年前几天，换身干净衣裳，就由父亲领着送到了婆家去。
在根据地，爹娘们还想叫女儿抢着坐坐花轿，唢呐和锣鼓，从夜晚一直吹响到天明。可是，因为敌人的马蹄、汽车和坦克，在平原的边缘，在冰冻的麦苗地里践踏倾轧，就使得在大道上奔跑的迎亲车辆，进村的喜炮，街头的吹唱，都带上了十分痛苦的性质。
在这种情形下面，破路的动员，简直是一呼百应。谁家有临大道的地，都按上级说的尺寸，去打冻刨坑。早晨，太阳照耀着小麦上的霜雪，道路上就挤满了抡镐扶铲的农民。
老温的伤养好以后，又回到田大瞎子家里做工，经人们说合，老常也回来了，还担任着村里的工会主任。田大瞎子的女儿，坐了月子，婆家报了喜来，田大瞎子的老婆忙着打整礼物，白面挂面，包子菤子，满满装了四个食盒，叫老常担了去送。老常进来说：“今儿个上级布置挖沟，我去不了。”
田大瞎子的老婆一沉脸说：
“你看你这做活的！是我们出钱雇的你呀，还是你那上级？吃的拿的都是从我们这里出，你那上级，连四两烟叶儿，我看也没给你称过。怎么你这么向他们，到底是哪头儿炕热呀？”
老常说：
“挖沟是国家的事，是大伙的事，自然要走在头里。你们家临道的地亩又多，我不去挖，你们自己去挖吗？”
田大瞎子的老婆一撇嘴儿说：
“你什么时候见我摸过铁铲，铁铲把儿是方的圆的，我还不知道哩！挖个坑儿壕儿，就能挡住日本？我看你是穷命催的，有福不享，你担着食盒去了，保险有二两喜酒儿喝，不强如这么冷风儿削气的去抡大镐？”
“叫当家的担了送去吧，我们得去挖沟！”老常说。“他什么时候挑过东西？”田大瞎子的老婆说，“亲家门口，能叫他去丢这个人！”
“挑挑东西，怎么就算丢人哩？那我们有多少人，也早丢光了！”老常说，“要不，他就得去挖沟！”
“喝！”田大瞎子的女人说，“做活的倒支使起当家的来了！”
“我是你家的做活的，”老常说，“可我也是村里的一个干部。分配你们一点儿抗日的工作，你们也不要推辞。你们掂量掂量吧，是担食盒去送礼呢，还是去出差挖沟。”
田大瞎子的老婆，进到里间商量，田大瞎子虽说满不高兴，还是选择了挑担的任务，他以为这总比挖沟轻闲些。老常背起铁铲到街上集合人去了。
田大瞎子的老婆给丈夫拾掇齐整，捆好绳儿，插好扁担。田大瞎子挑了起来，并不感觉沉重。他走出屋门，下了台阶，走到过道里，又折了回来，他走不出大门。他挑着食盒在院子里转游起来，像在戏台上走场儿一样。他的老婆说：“你这是干什么？天气不早了，过午再到人家那里，还像个周礼的样儿吗？”
“这不是给人家玩猴儿！”田大瞎子说，“坐月子也不看个时候，我不去，你的女儿你去吧！”
他生了气，把扁担儿一顿，食盒的绳儿没有捆好，盖儿掀开了，雪白的包子菤子在满院里乱滚起来。
他的老婆追赶着馒头，一个一个拾起来，吹吹土，装在盒里，央告他：“你还是辛苦一趟吧，我出去看看，趁没人的时候，你往村外走！”
“满地里是挖沟的，我能飞着过去？”田大瞎子喊，“我去换做活的回来吧！”
田大瞎子说着到地里去了，看见老温，抡着大镐，正刨的有劲儿。他走过去，看了看说：“我这是留麦，怎么能一块一块的挖了去，你不想叫我吃麦子了吗？”
“这儿有尺寸！”老温说。
“官家的事儿，不过是水过地皮湿，卖个眼前俏就算了！”
田大瞎子说。
“不能那么办！”老温说，“回头县长还要来检查哩，不够尺寸要受批评！”
“你回家去送礼吧！”田大瞎子接过铁铲来，把老温打发走。他把已经刨好的坑，填了靠里面一半，再往大道上伸展，这样，他可以保存自己的地，把大道赶到对面的地邻。田大瞎子是赶种人家土地的能手。冀中乡俗，两家地邻的边界上，插栽一棵小桑树，名叫桑坡儿。每逢春天耕地，他总得嘱咐做活的，把桑坡儿往外赶赶，他亲自站在地头上去监督，叫牲口拚命往外撇，犁杖碰在桑树根上，打破几块铧子，他也不心痛，反正得侵占别人的一垄半垄的地。田大瞎子家地边上的小桑树，永远不得茂盛，总是靠他家的半边死，靠人家的半边活。弄得这一带的孩子们，春天养个蚕儿玩，也没有桑叶吃，只好上树去摘榆叶儿。
对面地邻，挖沟的也是一个老人。这老人的头发半秃半白，用全身的力量挖掘着。他的地是一块窄窄长长的条道地，满共不过五个垄儿宽，他临着道沿儿，一并排连挖十二个大沟，差不多全部牺牲了自己的小麦。他的沟挖得深，铲得平，边缘上培起高高的土墙，像一带城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