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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业一开始还有一些得意，日子一长，这种得意就变成了一种惶恐。上峰不会就此把自己从前线的指挥官变成一个专职的高参吧？
刘建业对自己还是有一些自知之明的。自己仗着对历史进程的了解，站在大人物的身边临时性的出出主意，支个招什么的还能凑合，但是要他站在台前去指点江山，恐怕自己就要丢人现眼了。况且一旦真地成为了军委会的高级幕僚人员，就肯定难以避免的卷进陪都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漩涡里。政治这潭深不见底的浑水，刘建业自内心里就感到恐惧，能避免卷进去就绝对不要涉足，否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挂掉了。而且，已经有风声说，军政部的何部长极力推荐刘建业到军事参议院做参议官；最高统帅似乎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于是，刘建业几乎每天都托关系，找路子，想要从陪都回到自己的部队去。最后，还是陈部长在最高统帅的面前力争，才让刘建业回到了新20军，继续作他的军长。
第一部
第一百七十三章 … 局部的反攻（一）
当刘建业回来的时候，身后可是跟着一个班的人。这一个班的人并不是来保护刘建业的，而是保护跟着刘建业一起来到新20军驻地的一个军委会的参谋，还有他手里拎着的皮质文件包里面装的文件。
原来，刘建业在陪都接连面圣，是在最高统帅亲自的监督下，与军委会，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相关人员一起商讨绝密的国军局部反攻作战计划。考虑到枣宜会战里，国军的军用密码被日军破译，导致日军可以很方便的侦测到我军的所在位置和作战行动，为了加强保密，军委会特意在此次的会战计划传递过程里，使用了最传统的人力传递方式，由专门的信使来传递作战计划。保护那个信使的卫兵，在必要的时候，必须首先打死信使，毁掉文件，以确保作战计划的绝对保密。
刘建业一回到军部，就在军部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由那名信使当众拆开加盖了一个军委会火漆印的文件袋，宣读了计划的第一个部分。
根据命令，新20军各部必须在3月下旬之前，运动到宜昌以西的各预定阵地。到时候，再行下达下一阶段的作战行动方案。
虽然，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命令，很不习惯，但是看到坐在正中位置的刘建业不发一言，只是在那里用眼睛来回的扫视着会场众人，就自觉地闭上了嘴。
“具体的各部队前进计划，由杨参谋长率领参谋处负责制定下发。在接到行动计划以后，各部队不得有所延误，必须严格依照作战计划形式。如有怠慢军机者，严惩不贷。”刘建业表情严肃的说着。
“是。”各部军官一起立正，高声喊道。
“都回去吧。自己都做一下准备，我现在只能告诉大家，这一张要是打好了，大家都能出名，要是打了败仗，从我开始，没有一个人的脑袋能够留下来。”刘建业说。这整个行动计划的倡议者，就是刘建业自己，要是仗打败了，他还怎么有脸面再见江东父老呢？
这一年的1月至2月，日军第11军部队和国军第五战区的部队在豫南地区进行激战，双方激战近月，最后以日军退回而告终。3月，同样是第11军部队，以第33师团，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20旅团各为一路，在江西北部地区再次向驻守江西的第九战区部队发起了进攻，意图占领南昌和南昌西面的地区，对第九战区在长沙方向的重兵集团构成侧面威胁。驻守江西北部的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各部队奋起抵抗。双方的主要目标都集中在了位于长沙和南昌之间的战略要点，上高。
“小鬼子这个新任的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好像雄心壮志还不小，刚来就想干出一番事业。不错，挺有职业精神的。”刘建业一边看着战情通报，一边调侃着这个未来的日本战争期间的最后一任陆军大臣。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能小看了这个家伙，他毕竟是当过近卫师团长，日本天皇侍从的人，决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副军长张建说道。
“话是这样讲，不过，既然他这么敬业，我们怎么可以不给他一点表现的机会呢？不然，也实在不给这位天皇的近臣一点面子了。”刘建业阴阴地笑着说。
2月至3月间，为了解决日本和美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为自己的南进解除后顾之忧，日本先后派产业工会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和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岩畔豪雄赴美，同美国天主教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这两位与华盛顿高层关系密切的人物进行秘密谈判。4月4日和16日，四人先后拟订出供两国政府研究的“日美谅解方案”。主要内容为：
（1）日本政府声明德意日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组织，日本仅在德国遭受现未参加欧战的国家攻击时始得履行其军事义务；
（2）根据日中之间的协定，日军撤出中国，尊重中国的独立，不要求赔款，重庆国民政府与汪精工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等；在此条件下，美国劝告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
（3）日、美间进行通商和金融合作；
（4）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物资；
（5）谋求太平洋的政治安定。
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会谈时，双方曾一致同意以此方案作为谈判基础。但随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5月12日提出修正案，实际否定了此方案。
3月25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欧之行时，特意取道莫斯科，企图与斯大林、莫洛托夫“恳谈日俄两国根本问题”，松冈为求获得成果，不惜表示改善日俄关系是他个人三十年来的抱负，甚至对斯大林说：“他虽然不信仰政治经济的共产主义，但就其个人家庭传统看来，自太古以降，日本人即是精神上的共产主义者”，藉以取悦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但是，斯大林仍不为所动，松冈只得怏怏赴柏林。
希特勒、李宾特罗甫给予松冈郑重的保证，又提醒松冈在一般情势下最好是不要与俄国人过於深刻的交往。因此，当松冈於4月9日重临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再度谈判时的态度就不同了。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4月13日，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日苏中立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二）任何一国和他国发生战争时，缔约国之一须守中立；
（三）有效期间五年──另附一项宣言：“苏俄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当这一条约签字时，松冈对驻莫斯科德国大使强调说：“这一条约对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於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强了”。松冈内心是如此自负，故当其东旋归国时也不知不觉的表现出骄傲不可一世的态度。
斯大林为消除在德国侵略苏联的同时可能遭日本侵略这样两面夹击的双重威胁，以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而建立的伪满洲国，即以确认中国领土被日本侵占为代价，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是典型的以伤害中国利益来保全苏联利益的做法，是俄国人一向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具体体现。
正当美国和苏俄与日本人勾勾搭搭，试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保证日本不侵犯自身在亚洲的利益的时候，刘建业正带领着自己的部下在以宜昌为中心的战场上和日本人浴血奋战。
1941年，也就是民国30年的4月1日，这个在西方被称作是“愚人节”的日子，对于刘建业的人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刘建业这只回到过去的蝴蝶，以他的翅膀，终于刮起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风暴。
这一天的凌晨时分，在湖北北部和安徽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五战区的部队以第11集团军为左翼，第33集团军为右翼，第21集团军部队配合，突然向对面的日军部队发起了全面进攻。日军当面的第13师团，第3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8旅团的前沿部队顿时陷入一片忙乱之中。
次日，在湖南的第九战区部队也投入了第27集团军为主力，加强了第10军的部队，越过新墙河向洞庭湖畔的战略要地岳阳进发。沿途之上，中国军队不断扫荡日军的各个据点，主力部队兵锋直指日本在湖南的立足点岳阳。战区直辖的湘鄂赣边区挺进军部队也纷纷出动，在广大地区向日军的后方道路和运输线主动出击。
在第九战区部队的主动进击下，日军防守岳阳的第6师团不得不向驻武汉的第11军司令部请求战术指导。
在南北两路纷纷告急的情况下，原本正在忙于安排参加赣北战事的部队的撤退事宜的阿南惟畿不得不下令抽调第40师团一部紧急驰援湖南前线，而第11军在江北的主力部队第3师团抽调出一个旅团，从信阳南下攻击第五战区部队，以缓解湖北的局面。
这个时候，一上任以来就踌躇满志，试图以不断的主动出击打乱中国军队的部署，从混乱里寻找战机，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阿南惟畿中将深深感到自己手里的兵力实在是太少了。虽然，他的第11军现在拥有7个师团加上3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被军部认为是中国关内战场上最强有力的战略集群。可是，看上去很不少的这些部队一摊在广大的中国中部地区，就像一杯水倒在沙漠里一样，很快就看不到了。他只能够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四处凑集兵力已修补在中国军队的攻势下显得到处都是缝隙，随时可能被全面突破的防线。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刘建业正在自己部队的前线密切关注着日军前线部队的调动情况。
“小鬼子阿南的手里还有一些牌没有打，我们给他烧的这把火的火候还不到。我要逼得他把内裤都拿出来当掉。范副官，向辞公发电，请他下令第26集团军周总司令和第20集团军霍总司令的部队按计划主动出击。”这一次，刘建业的部队被最高统帅亲点为攻打宜昌的两支部队之一。之前的几天，中国军队所闹出得那么大的动静，实际上都只是为了最后实现收复宜昌这个战役目的，牵制和调动日军各部所用的障眼法。
“军座，这样做不好吧？”杨参谋长可从来没有想到，刘建业竟然敢以一个军长的身份来调遣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尤其是这个长官还是一个中央大员。
“这是我用脑袋担保才从辞公那里讨来的授权。所以，要使这一次打不下宜昌，我也只能自裁以谢辞公了。”刘建业头也不回地说道。
时间过了不久，副官回来报告：“战区陈长官回电，说已经命令第2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全线出击，望你部和第8军共同努力，务必一战收复宜昌，切记。”
刘建业听完电报，对副官说到：“回电辞公，学生虽赴汤蹈火，也要誓死收复宜昌，以激励国人，如若不成，愿一死以谢天下。”
说完以后，刘建业在副官递过来的电报稿纸上重重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着第六战区所属的第2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的出击，前线日军部队所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数十万的中国军队在广阔的正面同时向日军阵地发起了进攻。这一几乎同时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使得日军不能像以前一样可以通过先行收缩一线，集中兵力于另外一线，来于局部地区形成优势兵力。
面对前线部队越来越频繁的告急电报，坐镇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只能不断地把他手里的可以找到的一切预备队都调上前线。只是在这个时候，阿南惟畿中将还是保留了一份清醒，没有从看上去还显得比较平静的宜昌抽调部队。
阿南惟畿中将深知宜昌的得失对于双方的重要意义，况且东京的大本营在一年前就明确的命令第11军必须保住宜昌，以保持对重庆政府的军事压力。宜昌，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军事重镇，而且，在现在的局势下，它也有了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
“命令第39师团和第40师团务必顶住支那军队的进攻，必要时候可以放弃一些外围孤立据点。”阿南惟畿面对接近糜烂的局面，也只有先适当的收缩一下，以图后事。
“命令驻守宜昌的第四师团，不必分心，务必全力保住宜昌。”阿南惟畿司令官紧接着又下达了一道命令，体现了他对宜昌这个要点的关心。
第一部
第一百七十四章 … 局部的反攻（二）
刘建业之所以敢于在国军发动冬季大反攻落得一个草草收场的结局以后，仍然向最高统帅和军委会的大员们建议主动进攻宜昌，主要是考虑到了三个方面：
第一，日军在关内的主要战略机动力量第11军虽然看上去兵多将广，但是，它的那些兵力和它所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