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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政府由于国内形势不稳，加上之后的中日战争，使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仍然三令五申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
“现在，他们俄国的政府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和我们的死敌握手言欢，竟然拿我们的国家利益来作交换，这实在让我们无法忍受。我们身为军人，一个中国的军人，竟然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至于我们的国家领土和主权竟然被外人肆意的瓜分，这只能说是我们的耻辱。想我堂堂中华，堂堂五千年文明鼎盛的古国，曾经威震世界，自豪的宣称‘使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慑服四夷，泽被八荒，令万国敬仰的唐朝，都曾经是我们历史上最让我们后世子孙为之自豪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自豪的对任何一个外国人高昂着我们的头颅说‘我们是汉人’。可是，现在呢，我们的土地被侵占，我们的人民在呻吟，我们的珍宝被掠夺，而我们则被一次次的出卖，尤其是当出卖我们的人口口声声的声称是我们的兄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想呢？”
“他们西方人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我们东方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则一直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利益，还有永恒不变的天理。我们中国人一直都是很好客的，对待客人，我们一向不吝惜拿出自己家里的美酒佳肴来招待；可是如果进到我们家里的是豺狼和野兽的时候，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猎枪和棍棒。即使敌人的力量很强大，抢到我们一次次的被打倒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一次次的起来继续坚持抵抗，我们不是为了别的，我们是为了保持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荣光，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人可以在外国人的面前像汉唐时期的祖先一样，高昂着我们高贵的头颅，自豪的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我们是中国人而永远的自豪。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可以继续付出我们的汗水，我们的鲜血乃至我们的一切。是的，我们现在的力量还很弱，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血肉，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牙齿，用我们可以找到的一切来抵抗残暴的敌人。当然，我们也不会拒绝朋友善意的援助。可是，如果接受这种援助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尊严，我们将毫不犹豫的对他们说不。”
“现在，我要代表我们新20军的将士们送给我们的客人，来自俄国的军事顾问们一句话，当然，他们也可以把这句话转给它们国内的人，这句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回去等着吧，你们对我们所作的一切，我们都会给你们相应的报答的。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会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你们对我们的出卖和背叛，我们也会牢牢的记住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你们很强大，我们对你们无可奈何，有朝一日，你们衰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们对我们所作的一切的。请你们记住，我们中国人是不可辱的，也是说话算数的。”刘建业大声说道，然后走下了台子，来到了军事顾问们的身边。
“收复国土，为我主权！”在刘建业的讲话结束以后，新20军将士们的队列里爆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口号。
看到眼前的一切，听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军事顾问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有的人悄悄的掏出了手帕擦去脸上的汗水。
“各位，我想我的态度，你们都已经很明白了。请吧。”说着，刘建业冲着他们的车子作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想，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些误会的。我个人对此感到十分遗憾。”崔可夫将军满脸通红的说。
“误会不误会，这并不重要。不管怎么样，对于你们曾经给与我们的帮助，我还是要表示一下感谢。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根据我国得到的情报，德国将于6月22日大举进攻你们国家，而且，这一次绝不是演习。”刘建业说到。
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深深的震撼了崔可夫将军。德国军队在西欧战场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战斗力，崔可夫将军在率部队参加瓜分波兰的行动中是亲眼见过的。
“你能确定吗？是从什么渠道得到的？”崔可夫将军追问道。
“这个就请恕无可奉告，这是我国的情报机密。至于确定不确定，你可以通过你的渠道问一问你们的格鲁乌（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缩写）的局长格利科夫，他那里应该有拉姆扎（间谍大王理查德·佐尔格的代号）发给他的情报。”刘建业神秘的说道。
“好了，能对你们说的我都说了，尽管你们不是很仗义，我们可是绝对够朋友。恕不远送，再见。”说完以后，刘建业立即转身，大步流星的走开了。
第一部
第一百九十五章 … 马背上的谈话
4月19日，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
这一天，这里发生了一件有着象征性意义的事件。由国内的著名民主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们建立起来的民间组织救国会的领导人们联名发表致苏俄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公开信，对苏俄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和强烈的不满。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这些爱国名流们同时联名致函苏俄驻华大使潘友新，表示对这种“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不能不表莫大的遗憾！故对於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且深信这是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长期以来一直对国民政府的国内外政策颇多批评和反对，其中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曾经被国民政府关押起来。他们的政治观点也和国内的另一个主要政党GCD接近，所以，长期以来，他们都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和附和。但是，这一次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他们和国民政府站在了一起。
苏俄的民族利己主义给GCD造成了很大困扰，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GCD不得不维护苏俄的形象。沈钧儒等人应GCD派驻重庆的代表的要求，最后又收回了这一信件。但是，章乃器先生坚决不同意收回，因而愤然脱离救国会。章乃器素来坚持超党派立场，所有举措，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为此，他与最高统帅在政见上长期对立，因擅长起草各类宣言，特别是痛骂国民政府的宣言，被称为“宣言专家”。他还曾多次拒绝最高统帅的邀请，拒不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职位。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和GCD保持一致，甚至退出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救国会。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
“章乃器才是真正的国之名士，有傲骨的人。”看到报纸上登载的章乃器先生的声明，刘建业不禁为先生的人格而钦佩。
时间终于到了新20军离开四川驻地，前往湖南湘潭的新驻地的时候了。
“兄弟，保重。”看着即将与自己分别的宋师长和他身后的199师全体将士，刘建业的眼睛已经模糊了。
“一路顺风。”199师的大小主官们也都纷纷向即将离去的新20军的袍泽们道别。
“送行千里，终有一别，好好保重，等我们把鬼子彻底打败了，我们再相会吧。”刘建业对前来送行的199师官兵说道。
说完以后，刘建业骑上马，向人们敬礼，然后踏上新的征程。
“张兄，我有一件事情，想了很久，觉得有必要问问你的意见。”并排骑在慢慢前行的马上，刘建业对副军长兼新14师师长张建说。
“军座，有什么话就尽管说，不要拐弯抹角的。”
“这一次，我们部队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师管区，也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稳定的兵员补给地。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意义，我想你很清楚吧？”
“这个是自然的，完全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在适应战场上面是根本不能和经过初级训练的士兵相比的。只有经过良好训练的士兵，才能让我们手里的武器装备发挥出更好的效力。再说，有了自己的师管区，我们就不用在兵员的补给上完全依赖军政部了。我们这两年，可没有少受他们的气。”
“所以，我想推荐你担任我们新20军的副军长兼任师管区的司令，当然，这样，你就不能再继续担任新14师的师长了。你看呢？”
“这是为什么？难道我在师长的任上做错了什么？”
“那当然没有。只是我这里实在是找不到既可以放心又有能力，同时办事稳重的人选了。你知道师管区对我军的前途意义重大，我们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这支部队来上一次改造，把它变成一支依靠素质而不是血勇来取胜对手的部队，简单的说，就是打造一支精兵。这就对兵员的素质有要求。我们的部队要求补充进来的兵员都最好是经过初步步兵训练的，这样他们一来到部队，就可以迅速适应战场，也可以更快地在战场里成长起来。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我对这个也很赞同。不过，我还是不太情愿离开部队。”
“这个我知道，也很理解。实话说，打了这几年的仗，我现在也是只要有一阵子不打仗，浑身就有点不自在，提不起精神一样。但是，我现在只能对你说，我希望你能接下来这个任务。我们的部队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么好的士气，一来是我们的待遇好，比起其它的部队来，我们这里不克扣军饷，而且，部队还有额外的津贴发放；二来，这几年以来，我们实际上一直打仗的运气都不错，我们也没有在临战指挥上犯下很多的错误，所以战绩好，士气就高。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直以来都伴随我们的好运，在下次的战斗里是不是还会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都不是圣人，如果假设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犯下了严重的失误，那个时候，部队要想不散，就只有依靠我们的反应和士兵的素质了。虽然，我们都很痛恨日本人，可是我们无法否认，他们的军队素质比我们要高，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训练素质，我们都和他们有不少的差距。这一点在战场上表现出来，就是士兵和基层军官的素质上的差距。就算是面对他们的二流或者三流师团，我们几乎都不能在兵力和火力基本相等的情况下，一对一的和对方抗衡。这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官兵不努力，更不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而是因为我们的装备，训练，素质全方面的差距。就连白刃格斗，我们往往都会付出比对方多一两倍的伤亡为代价，才能艰难的取得胜利。我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想到在这方面下功夫，下决心训练出优质的后备兵员，才能长久的保持我们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理解了。其实，我也早就认识到我们的部队和鬼子的差距所在，只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终于有机会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理解就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其实并不亚于我们在前方带兵打仗，它直接关系到我们部队战斗力的维持。我希望你能在接任以后，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个我自然明白。不过，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我只能告诉你，要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就要不但在训练上下功夫，还要在政治上做文章。军事训练，你对我们部队的那一套办法，应该是很熟悉的，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最多，你在组织地方民团的时候，做好训练组织和巡视就可以了。政治上，我倒是可以给你两方面的建议。你先看看这个。”说着，刘建业从挂在马鞍上的皮质文件袋里，拿出一个小册子，递给了张建。
“《新湖北建设大纲》？还是辞公编辑制订的？”小册子的封皮上标着作者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刘建业的老上司陈部长。当然，现在的陈部长已经不能再叫做陈部长了，他已经被免去了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和其他的一些职务，只担任战区长官和省政府主席了。
“对，这是辞公费了不少的心力才制订出来的，只要是通过办理土地陈报，扶植地方自治，实行计划教育，严禁烟毒，惩办土劣，推行战时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征购实物和、物物交换、凭证分配等，建设三民主义之新湖北。为了缓解湖北的灾荒，辞公还设立了购粮委员会等机构，移湘北之粟，以救鄂西之灾。”
“这些措施看上去不错，不过具体实施起来，恐怕难度不会小，阻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