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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宣铁吾的上海市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多次火并。为争夺伪考试院长陈群在宝应路的大公馆，忠义救国军先遣总队与第三战区某战地宣导组大打出手，后发现陈群在宝乐安路和蒲石路另有两处小公馆，双方才坐下来嚼舌头分赃。
最富于戏剧性的要数对邵式军住宅的争夺，它不仅直接向外界暴露了国民政府内部派系之争，“天上”与“地下”之争，而且“上海闻人”杜老板也参与密谋，假手此事杀鸡儆猴整顿帮规，直到惊动了尚在陪都的最高统帅。
邵式军祖父为清代台湾巡抚，父亲亦为招商局大股东，邵式军本人任伪税务总局局长，因此家财无数，素有“财神爷”之称。住于爱棠路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园宅邸里。身兼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军事特派员等要职的吴绍澍一到上海，便没收了邵宅。此事原本也寻常。但吴绍澍权势薰天，年方40就因“吴”、“雨”谐音，被人“雨公”、“雨公”地满世界叫，弄得他竟然连与自己素有深交的戴老板、杜老板、吴开先、周佛海等人都不放在眼里。
这帮人哪能吞得下这口鸟气，于是联手整吴绍澍。先是在吴夜里乘车回家时打了三记黑枪。吴的骄盈之气并不收敛。而后戴老板又把邵式军的老婆召来，又像教唆又像审问地盘诘了一番，就把她安排去见宋院长。宋院长此时正以“行政院长”的身分在上海劫收，这爿银行那家纱厂正忙得热乎。见到宋院长，戴老板先把事情绘声绘色地渲染一气，邵式军的老婆再以女人的复仇之心递上状子。她说住宅被占，除了家具和所有衣物外，她还丢失了大量珠宝、黄金和美钞，假如这些东西能够清查出来，她心甘情愿“输财报国”，但任其隐没肥私，她会死不瞑目的。见钱眼开的宋院长被说得垂涎欲滴，俨然以一幅公家面孔在呈文上批道：交戴局长彻查。
戴局长捧着这位九干岁的谕旨，马上调动十来个手下人，换上警服，闯进邵宅，直奔邵家的保险箱。保险箱当然是空的。戴局长也不多说什么，掉头就走人。吴绍澍手心里捏着一把汗：有一只装满古玩和摆设的皮箱就在办公桌下藏着。戴局长走后，吴绍澍在他的办公室徘徊到深夜，感到只有亲自去重庆跑一趟。
吴绍澍到重庆后，先是每位菩萨一炷香，逐个拜见了中央党部吴秘书长、陈氏兄弟、“大太子”等人，初步得到的印象是，接收的本身不是大事，关键在于他必须从他的一大堆乌纱帽中拣出几顶扔掉，避开3头消消灾。这么着再一疏通，事情果然就解决了。吴绍澍最后见到最高统帅时，他说自己年轻资历浅，各方照应得不周到，应引咎自责，着实自我贬损了一番。最高统帅半是教训半是安抚地讲了一遍话，满天星斗就化为晓3残月了。
戴局长借此事在上海强有力地摆显了权威，出了一口闷气；杜老板借戴局长的手整顿了帮规；而吴绍澍则演了一出“割须弃袍”的戏。后来吴绍澍办的《正言报》伪装进步，在什么事情上说滑了口，被人密告最高统帅，最高统帅还重提起这件事，说：“吴绍澍拜杜先生做他的学生，背叛了杜先生。又同戴局长弄翻了，戴局长要杀他，我觉得他还年轻，救了他。现在他居然要背叛我了！”算是邵式军住宅接收纠葛的余响。
邵式军住宅只是数以千计的劫收资产之一，劫收大员一夜暴富者见多不怪。军统局长戴雨农胃口极大，手段又阴狠，在劫收中也属一个显赫的角儿，就是在向最高统帅和宋院长吐血孝敬之后，仍有大批房产、汽车和日本人办的东方渔业公司及40艘机轮渔船，一家大型锯木厂和一家三合板工厂，德国人办的宝隆医院和东方图书馆等。戴局长在北平也抢了几座装满物资的仓库，一家无线电器材厂，一家中型旅馆和许多金银珠宝古玩。在戴局长的带领下，大小特务个个欲焰熊熊，使出浑身的解数聚敛逆财，洋房、汽车、金条和汉的小老婆、日本女人什么都要。他们还走黑道搞绑票勒索，上海最有钱的棉纱商人荣氏家族的掌门人荣德生便被绑去30万美元。有一个特务强占的房产达20多幢。一次戴局长在杜美路召集500多军统骨干开会，这些军统的骨干们自带的进口派克、别克、雪佛来等各种豪华轿车就停满四条马路，连戴局长本人也不免吃惊，不得已下了一道命令：凡赴集会乘坐的汽车，一律不准停在附近。
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到处是昏天黑地，接收大员们无所顾忌地你争我夺，到处是物欲横流。仅取几个小样，便可管中窥豹。
负责平津接收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上将让他的胞侄孙敬亭任天津市政府参事，到天津劫收。有一个叫戚文平的，自称是国君敌后游击队的头子，劫夺了一二十斤重的大块白银几十箱密藏在一个地下室里，孙敬亭侦知后，即以十一战区名义予以封存塞入自己腰包。武清县伪县长柳世平是块肥肉，孙敬亭就一面说他罪大恶极要法办，一面暗示链自己有办法帮他解脱，于是掷世平的金条、房产、汽车、买卖、布匹及其它存货，大都归到孙敬亭的名下，而柳的罪名也一笔勾销。有一个海军上校刘乃沂，被派往天津接收仅半年就成了巨富，拥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半打，汽车数辆，金条和珍珠用桶装。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向华主管广州，他先霸住了各金融机构，自告禁止汪伪中储券流通，并用重庆的法币以不合理比价强行兑换，从中牟得暴利。有人在中华路欢迎“中央”派员的牌楼上挂起一只吊钵，意示“中央”回来了，老百姓就没米下锅了。“中美合作所”的小头目蔡春元、谢大傻等人窜进广州后，第一步就是劫走伪禁烟局所存的七万多两鸦片烟，跟着就有计划地绑架有钱的台湾籍商人，勒索钱财。平时他们进金饰店拿首饰，进茶楼酒馆大吃大喝，从不付帐，谁如果向他们要钱，他们立马拍着腰上的手枪恶眼骂道：“老子出生入死抗战多年，你这点东西值个屁！再不识趣，老子就锥你几个洞！”
第六战区成立了一个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负责接收武汉及湖北境内所有的敌伪物资。该战区郭副长官利用他担任的主任委员的职权，收受了大批日伪贿赂的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等计在500亿元以上。这些东西除大部变卖外，曾用轮船将l0辆汽车和其它物资运往南京，打点各路官长。在行政系统的接收改由行政院主持后，郭副长官从他的私库里拿出价值40亿元的绸缎布匹和日用品，赠给第六战区长官部、六战区兵站总监部和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的官兵家眷，以买好部属。有人检举他受贿之巨并庇护汉，因他是陈部长和最高统帅的亲信，不但安然无虑，而且还平步青云，步步升官。还有一个报痞子徐怨予，因与中统挂上了钩，担任了“中央通信社”武汉分社社长，到武汉后即乘机大肆窃掠。江汉路50号千代洋行的四层大楼储放着各种商品，二层和四层有四个库房存满了照相器材，徐怨予将这些器材全部偷运出来攫为己有，计有30多吨，价值三、四十亿元。此外，他还窃掠了投敌的军阀方本仁和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的大批财物。方本仁住宅所存50多只皮箱、几百件家具用品及货物，徐怨予连搬三天，将其洗劫一空。石星川的家也被徐搜劫，汽车和大量什物都被徐占有。
接收中贪污受贿抢劫偷盗浊浪**，弄得民怨载道，举国愤怒，但是，此时的最高统帅却一手遮天，一手捂地，硬是把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庇护在自己的卵翼下。其实这也是最大的劫夺者对自己的庇护。
宋院长从陆总手里争到接收大权之后，把权力统统捏在自己的手心里，以便于择肥而噬。他除了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包办之外，还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由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交清价款，可按估值七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于是，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利用压低估价、借款、抵押以及贬值法币等手段，劫取了几乎所有大的工商企业。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纺织工业发达，“棉纱大王”荣德生等资本家纷纷伸手抢夺。宋部长初时不动声色，等到节骨眼上，成立了“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亲自指挥他的爪牙四处出击，挤掉民族资本家，将全国的纺织工业一把夺尽，实现了他官僚资本的垄断。
战后，几大国府豪门仅从天津、上海、青岛和广州四个区域，即劫得了六万亿元，这相当于当时国家预算支出的四至五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野蛮劫夺，大发横财，再加上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军费急剧增加，财政赤字猛升，国统区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农村闹灾荒，大量青壮年劳力被抓兵拉夫，加上沉重的捐税和田赋，国统区的人民被推上绝境。城市里不要说穷苦的工人，连公教人员也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成都的小学教师每小时授课收入四千元，而一碗茶水就要八干元。广大农民以*根、树皮和“观音土”充饥，竟至易子而食。国统区饥民遍野，饿殍载道，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地火熔岩突破了地表，人民站立起来为生存而斗争。城市的学生和工人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大罢工；农民组织起来武力抗租、抗征、抗捐、反抓丁和惩办恶霸，猛烈的“抢米”3潮如火如荼。
当国内的各种混乱景象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被传到了日本的时候，刘建业只能在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对着天上的月亮一个人暗自神伤。为什么抗战胜利了，国内的人民生活还是不能得到改善？为什么在中国，腐败就这样难以解决？究竟到了什么时候，中国的百姓才能摆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命运？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吗？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以特别通告的形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同日，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3月至4月，11名来自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委任，梅汝璈飞抵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大审判的中国法官。
公路上，一辆行驶的汽车中，梅汝璈透过车窗玻璃默默地看着日本郊外残破的景象，满目的废墟，路人处之淡然的神情，各色杂陈军便服混穿的男女以及那只翩翩挺立一直跟随在车窗旁的蜻蜓，看到这些梅汝璈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
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了，所谓庐舍为墟，一片焦土，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
无论男女，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孰令改之？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一大教训！
时隔多年，透过这段日记文字，人们依稀可以看到梅汝璈就这样怀着复杂而强烈的感受，走进了那段3云变幻、充满变数和利益博弈的历史……
这是个既像酒吧又像宴会厅又有点异国情调的场所，人声乐声交织在一起，欢乐热闹。
一支菲律宾乐队在演奏着。不同种族人的面孔交迭晃动着。
中国法官梅汝璈端起一杯干红，走向散坐在宴会厅各处的各国法官，向他们一一敬着酒。各国法官客气地寒暄着。之后，梅汝璈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卫勃的面前。
这时，宴会厅大门再次打开，《大公报》记者肖南走了进来，他拿起一杯威士忌四处张望，看到梅汝璈正在和卫勃交谈，于是他独自走到一个角落，似乎很快就置身于喧嚣之外。
此时，向哲浚进来，一进来便四顾逡巡，当他看见梅汝璈之后就拿起侍者送上的一杯酒，抿着酒等待着。
梅汝璈和卫勃谈完之后一扭身，就看见了不远处正在注视着他的向哲浚，于是他叫了一声：“明思。”向哲浚微笑着走了过来，拥抱过后两人向里面走去，边走边说。
“怎么才来？”梅汝璈问道。
“吵起来了！”
“为什么？”
“苏联提出把天皇裕仁也列入战犯起诉，美国人不同意。美国人拿《波茨坦公告》说事，说答应过要保留天皇制。”
“这是狡辩。保留天皇制和起诉裕仁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