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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起来了！”
“为什么？”
“苏联提出把天皇裕仁也列入战犯起诉，美国人不同意。美国人拿《波茨坦公告》说事，说答应过要保留天皇制。”
“这是狡辩。保留天皇制和起诉裕仁有什么关系？裕仁犯了罪，理应受到惩罚，重新选个继承者不就行了。如果不对天皇进行审判，那还叫什么审判！”
“我也坚持起诉，几方意见争得一塌糊涂。”
“最后呢？”
“未付表决，暂时搁置。我担心是永远搁置了。”
“报上吵着说是天皇已经密见老麦了，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这样下去，何谈公正？”
“这就是利益。在这里盟军是老大。哎，这几天在这儿还习惯吗？”
“各国法官一直聚不齐，今天庭长卫勃刚到，这几天也就是看看报，准备准备。”
“太羡慕你了，我是焦头烂额。我们接到中央通知太晚了，麦克阿瑟又催得急，匆匆而来，人手不够，又没太多的证据，被动至极。我已经打报告向国内要人了。”
不知不觉，两人已经走到一个坐满中国人的大桌子前，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兼中央大学校长顾教授站起来举杯招呼，其余人也纷纷站起身寒暄。
落座之后，顾毓秀不无感慨地说：“抗战八年，就像是一场噩梦似的，我这两天在广岛长崎，看见死掉那么多人，但一闭眼，全是被日本人杀死的中国人的惨相。两个原子弹，死伤竟达几十万人，太可怕了。科技用于经济，国富民强，用于战争，无坚不摧。”
“希望顾博士回去向蒋主席进言，不要再打内战了，多拿出点精力发展科技，要不将来还得被日本欺负。”向哲浚深有同感。
梅汝璈说道：“确实像做梦。去年的今天，日本军队还在中国杀人，今天，我们已经在敌人的大本营饮酒高歌，准备审判了。”
“我们是战胜了，日本战败了，但如果假以时日，日本定会东山再起的。”顾毓秀显然有些担忧。
梅汝璈紧接着说：“我也有同感。昨天盟军举行陆军节大游行，我注意观察日本人的表情，竟然都若无其事，说不上友好亲善，但也绝对没有愤怒。要不是自哀不暇，就是卧薪尝胆。”
“顾博士应该组织人研究一下大和民族。战争时期，天皇一声令下，平时温文尔雅的人一上战场，都成了毫无理性的杀人机器。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又都成了相顾漠然的顺民。”向哲浚也深有感触。
“今天早上我刚读了《时报》上转载的美国一个著名政论家和远东问题专家拉铁摩尔的文章，他警告美国人说，如果对日本的管制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就会在工业上再次独霸和操纵远东，而像中国、朝鲜、菲律宾这样工业都比较幼稚的国家，根本都没有和日本竞争的可能。他相信日本在装穷装苦，其实国民营养比起上海、北京或朝鲜的国民壮健得多。他主张盟军应该禁止向日本输出原料，否则凭日本深厚的工业根底，很快就会死灰复燃，置中国于不利地位。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军管制方针不至于助纣为虐，养虎遗患。”梅汝璈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
“对于这个观点，据我所知，我们的驻日本占领军刘司令就十分赞同。我在和他会晤的时候，他就公开表示出对于日后日本的担心。他认为必须从各方面对日本进行限制，绝对不允许日本不经过全面彻底的清算就从容的恢复过来，不然，日后的日本又将是亚洲和平的威胁。除此以外，他还表示，只要你们法官和检察官需要什么帮助，他自然会竭尽全力给与配合。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档案资料，虽然不少都被烧掉了，但是还是有大部分被驻日占领军缴获。只要需要，他自然会帮助你们找出来的。”顾次长说道。
这时，秘书走过来，把一个包装精美的木匣子递给顾毓秀。
顾毓秀起身接过，双手捧起，神情很是郑重：“亚轩，这就是我送你的礼物。”
梅汝璈忙站起来小心接过。其他人也纷纷站起。
顾毓秀说：“请打开。”
梅汝璈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把宝剑。
“我希望亚轩仗剑而行；能够不负众望，不辱使命。为我们中国人雪耻、雪恨！”顾毓秀用期望的眼神看着梅汝璈。
“说实话；顾博士今日赠剑；我心里很是惭愧；中国有句古话；叫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梅汝璈既不是佳人，也不是壮士；不过一介书生罢了，受之有愧！”
“你错了亚轩！”顾毓秀走近两步；盯着梅汝璈：“四万万五千万的国民和千百万死难的中国人；都在看着你！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都期望着你到这里来惩治那些侵略者、那些元凶！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重的担子吗？啊？你要不是壮士；谁还敢说自己是壮士！”
梅汝璈深深呼吸了下；忽然拔出宝剑，一道寒光闪过。他看着剑刃，摇摇头：“我不是壮士。我要是壮士，我就拿这把宝剑，先杀了那几个战犯再说！可惜，这是个法制的社会，我代表的是法律，我是一个法官！但我也知道，顾博士赠我这把宝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大家都在等着。
梅汝璈露出微笑：“那就是；如果我有辱使命让那些战犯逃过惩罚——”他看着大家：“那我就用这把宝剑引颈自刎好了！”
“梅大法官，无论如何，我都会全力帮助你完成使命的。”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的身后响起。
众人转过头来一看，穿着一身戎装的刘建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第三部
第三百二十七章 … 正义（六）
坐在车里，摇下车窗，梅汝璈仍回味着刚才的情景。刘建业与梅汝璈一起坐在后排座位，范副官坐在副驾驶座上。梅汝璈拿出宝剑，拇指在宝剑的锋刃上拭着。霓虹灯的影子倒映在车窗上。
车子驶进一个小街，速度慢了些。
两个拿着酒瓶，喝醉了的日本人在街中央走着，大声唱着，撒着酒疯。其中的一个身穿没有领衔的军服，另一个上身穿黑色警服，白色翻领衬衣，下身穿马裤马靴，额头上扎着太阳旗头巾。
司机急按着喇叭。梅汝璈不满地说：“用得着那么大声吗？”
司机停按喇叭，但嘴里嘟哝着：“对这些人客气，你会吃亏的。”
这时，那两个醉汉突然扭过身来，又突然向路两旁横跨两步，把路让出来，并双双行了个军礼。司机加大油门从他们身边驶过。
突然，一个酒瓶砸在车后挡3玻璃上。车疾速停下，那两个醉汉迅速向远处跑去。范副官赶忙下车，掏枪瞄准醉汉的背影。
梅汝璈和刘建业也下了车。
那两个人在远处站住，见穿着中国军服的范副官拿枪瞄准自己，大声喊：“支那猪，*出日本！我们是被美国人的原子弹打败的，中国人有什么资格来审判我们！”
刘建业脸上的表情马上变了，就要往前冲。
梅汝璈一把拉住他。范副官看着梅汝璈，也气得发抖。
梅汝璈做了个手势。范副官慢慢放下枪。
那两个醉汉见没有了危险，越发猖狂起来，把手放下来，做着侮辱的手势：“*出去，支那懦夫！你们的花姑娘只配给我们当慰安妇，我们是输给美国人的，不是输给支那猪的！”
范副官慢慢抬起枪口。那个醉汉仍在骂着，手中的瓶子向梅汝璈投来。
一声枪响，醉汉不相信似的睁大了双眼，慢慢倒在地上。另一个醉汉见状，扔掉瓶子，从腰里掏出一把短刀，大叫一声，向梅汝璈等人扑来。
又一声枪响，另一醉汉当即摔倒在地上。
街道静静的。围观的人们都恨恨地盯着梅汝璈、刘建业和范副官。
双方长久地对峙着。
突然，有一个女人跑过来，大叫一声，号哭起来。
刘建业小声地说：“我们不想欺侮人，但是谁欺负到我们头上，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梅汝璈忽然眼睛湿润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一阵哨响，一队美国宪兵跑了过来。
梅汝璈脸色铁青地坐在车里，配合宪兵做完询问后，范副官被暂时留下继续作进一步调查。梅汝璈和刘建业很感慨，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来，宽恕既然是美德，那就一定要让它成为真正的美德，但是无谓的宽恕就成了怯懦。中国人，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真正独立地站起来？
“今天的事情很抱歉，连累范副官了。”梅汝璈说道。
“梅博士，您不必感到抱歉，说实话，如果今天范副官没有开枪的话，他回去以后我一定会把他送回国内。我的队伍里不需要软蛋。无论是谁，即使是美国人，想要欺负到我们的头上，我都会毫不犹豫的下令还击。”刘建业同样面色铁青地说。
“我现在感到像要顺利完成审判的任务，恐怕根本不像国内的那些老爷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和容易。”梅汝璈说道。
“国内的那些老爷们总以为只要把证据提出来就行了，后面的事情会是很简单的。他们根本不明白英美法系里的那些麻烦事情。”刘建业带着一些忧虑地说。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法系，涵盖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大陆法系的代表有德国、法国、中国等；而英美法系则当然以英国和美国为其代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不同点的比较，一直都是比较法学家们所热衷的话题。两大法系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大陆法系中，诉讼可以有间隔地划分为多次的审理。因而，对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观点或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下一次的法庭审理中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予以反驳。而在英美法系中则大不相同，由于采取的是一次性的审理，律师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论点和证据想清楚，还必须了解对方的论点和证据。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判中，如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证据，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地要求休庭。这就使得律师必须在开庭之前会见他的证人，以搞清楚他们会在法庭上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于这种行为，德国的律师却认为是违反职业道德的。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为什么那些能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翻云覆雨的律师总是受人尊敬。
既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采用一次性审理的模式，那么法官的作用如何呢？在审判开始之前，律师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而法官对于争议的问题和有关的证据却极不清楚。法官律师通过口头陈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实和法律。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庭上，律师独立地决定传唤哪些证人、提问证人。每个证人都是被一方提问之后，再由另一方进行反提问。提问证人也是律师智慧的体现，出色的律师常常能使对方证人的证词不可信，而无法被法官或陪审团采纳，从而失去了证据的效力。
律师提问证人，而法官一般只注意听取证人的证词。法官如果发言，通常都只是“反对有效”或“反对无效”之类的判断性G句，以决定当事人的问题是否可以被采纳。然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法官是可以提问证人的，但他们为了避免卷入冲突，并且保持中立，而倾向于少开口提问。
英美的法官在审判中处处表现得较为消极，他们在案件的开始阶段对案情一无所知，必须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因而当事人及其律师就必须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获得真实情况的最好办法是让当事人辩论出真实的情况，而法官则只是充当法庭规则的监督者的角色，即“对抗制”的诉讼。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能让法官发挥较大的作用，可能会更有利于发现真实的情况。因而法官有义务提问、告知、鼓励和劝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全部真实情况，避免当事人的过失导致败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判多少还是带有一些“纠问式”的性质，具有一些官僚特征。对于诉讼的进行和证据的调查皆以法院为主，法官是以积极审判者的形象主持法庭审理。
在后世的纪录片里，刘建业从那些久远的影像资料里知道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里日本的那些战犯们和他们的辩护律师是如何使用各种手段来推托抵赖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的。尤其是那些辩护律师十分忠于职守，一度让法庭的审讯变得非常不顺利。而且，在整个审判过程里，沸騰文學中国因为政府的不重视，尽管作为亚洲战场上受害最严重的国家，检察人员也尽其所能，却不能够把所有的与侵华战争有关的甲级战犯都送上法庭，不少的战犯指控人物都是由其他国家的检察官承担的。这明显是与中国的地位不相符的。
“如果事情仅仅是因为这次审判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