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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悉张作霖于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作霖乘的是蔚蓝色的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河本大作不愧为搞阴谋的专家，把火药量、时间等都计算得如此精确。
河本大作还写道：“这个事件过后，我要石原莞尔来关东军帮我。那时我已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这是凶手的亲笔记录，它不仅披露了炸死张作霖的真相，而且从事情的性质上证明，“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对于“9；18事变”，也就是所谓“满洲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简单明快：“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勇大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
田中的证词是挺绘声绘色的，他说建川是这么对他说的：“南次郎陆军大臣要我去满洲阻止关东军的轻举妄动，我可不愿意去。没办法只好去了。9月18日傍晚到了奉天，直接就去了料亭，就在那个时候大炮响了，边上的艺伎吓得往桌子底下钻，我也吓得直哆嗦。直到天亮花谷正少佐才来接我，到那时候才接触到关东军，给我的使命就这样没完成。”
全场一片静寂，这样直接的指控，居然是出自一位大日本帝国陆军少将之口，除了各位检察官之外，谁都没有想到。
季南检察官开口打破了这种寂静：“TanakaSan（田中桑），您认不认识您所说的桥本欣五郎先生？”
“当然认识，他是我的朋友。”
“他现在在这个法庭上吗？”
“Yes”
“请告诉我他现在坐在哪里。”
田中举起手，伸出食指：“在那边。”全场的目光随着田中的手指定在了后排右侧第二个人的身上——桥本欣五郎。
接下来指认的是“我的恩人，板垣征四郎”。
战犯席上，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互相看了下，东条英机紧紧咬着牙，死死地盯着田中隆吉。田中隆吉谁都不看，直视着前方。
季南看着田中隆吉：“田中隆吉先生，根据你刚才的证词，我请你直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发生在中国的‘皇姑屯’事件、‘9；18’事变、‘七七’事变、‘上海’事件，你认为，这些事件及事变都是日本策划、发动及实施的吗？”
法庭上，所有的人都凝神等着。
田中隆吉停了一下，坚定地回答：“是！”
一片哗然！
季南问：“那你能告诉我以及法庭，这些战争的发动者、策划者和实施者的名字吗？”
田中隆吉点了点头，凑到话筒前：“可以！”他看了下战犯席，停了停，“他们有些人就在那边。”
“那请你给我们指明一下。”
田中隆吉手一指：“他，东条英机！他，土肥原贤二！还有他，板垣征四郎！”
法庭乱作一团，媒体的闪光灯噼啪乱响。
卫勃使劲敲着法锤：“安静！安静！辩方律师！辩方律师！”
广濑一郎正皱眉想着什么，一惊后，忙站了起来，走到发言席上，看着周围，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他们都看着他。
广濑一郎站在发言席上，闭了下眼，咬了下牙，想着什么。
卫勃皱着眉说：“广濑一郎先生，请你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有问题你就请问，要没有，请下去。”
广濑一郎清了清嗓子：“田中隆吉先生——你，是日本人吗？”
田中隆吉一愣。
季南马上站起来：“我抗议！辩方这个问题带有明显的暗示性，他想干什么？想指责我方证人不该作证吗？”
卫勃说：“抗议有效！广濑一郎先生，请你注意你的问话方式及G气。”
广濑一郎微笑了一下：“庭长先生，我的问题有我的用意，他要是日本人的话，我想用日G来对他进行询问，这应该没什么吧？”
卫勃看着他，停了一下，皱了皱眉：“继续提问！”
梅汝璈也皱了皱眉，下巴微抬了一下，等着。
“那我再问一遍，你是日本人吗？！”广濑一郎恶狠狠地盯着田中隆吉。田中隆吉跟他对视起来。
季南高声道：“我抗议！辩方的提问已经带有威胁性了！”
法庭一片喧哗。
卫勃补充一句：“辩方律师！我警告你——”
广濑一郎盯着田中隆吉：“我没什么可问的了！”他径自走回了座位。
看到这个场景，坐在贵宾席上的刘建业的嘴角浮上了一丝冷笑。
被告辩护律师们对田中隆吉的质问集中在以下几点上：
1．证人是不是患过梅毒？
2．证人是不是患过精神病？
3．证人证词的证明为什么不是死人就是失踪，全都无法查对？田中证词中提到的人物建川美次在战败时自杀，长勇在冲绳兵败自杀，而河本大作则下落不明。
4．证人是否受到了占领军当局的威胁或者或者被占领军当局收买？
冲在最前列的是桥本欣五郎的辩护律师林逸郎。说来有趣，在东京审判中最张狂的是美国律师们，而在田中这件事上美国律师们一开始几乎都选择了沉默。这是因为美国律师了解这场审判和通常的美国刑事民事诉讼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知道在这件事上纠缠讨不了好去。
而林逸郎没看明白一点，头两点是采用美国常见的先否定证人的人格然后再否认其证词的可靠性的方法。可是林逸郎忘记了这是特别军事法庭，没有陪审团。证人的人格在这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证词，只要你无法否认其证词的可靠性，法庭就会采用。
所以在当荒木贞夫的辩护律师菅原裕向首席大法官韦伯提出第三条疑问的时候，韦伯微笑着对他说：“难道不行吗？”——你有能耐把死人弄活转来否认田中的证词，要不然你就只有把田中证词吞下去！
其实第三条有个问题，令中国人惭愧：河本大作当时并没有失踪，而是在中国山西帮阎百川打工干的正欢呢，但国府对被告律师的质疑装聋作哑，根本不提其实河本可以出庭作证这件事。以至于留下了一点胜之不武的遗憾。
林逸郎还想从第四条上打破缺口，因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不承认司法交易。但是问题提出之后林逸郎突然发现他陷入了季南总检察长设计好了的陷阱。季南不愧为多年和黑手党周旋的老手，田中隆吉的这张牌是打得相当漂亮的。出牌以前季南已经想好了被告律师可能的举动，把所有的窟窿全填上了。
想证实司法交易的存在，可以。但在此以前必须证明田中隆吉也是战犯，这点倒不困难，就有一点：如果承认田中是战犯的话，那就没法为自己的被告辩护了；再者，战犯不战犯，谁说了都不算，决定权在GHQ那儿，麦克阿瑟大帅爷说了才算数。
这条道走不通，林逸郎只好直接与检察团直接交锋了。
“检察团是不是给了田中少将以什么允诺，或者是收买了田中？”
“没有，ISP没有给田中少将以任何允诺，也没有给田中一文金钱。”
“您是说田中少将有选择的自由？”
“田中少将完全有选择的自由。”
“那他为什么主动向ISP提供情报？”
“那是根据GHQ的命令，合法的行为。”
林逸郎张口结舌了，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占领军的命令”这句话是多么熟悉啊，在朝鲜，台湾，满洲，中国，东南亚，那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人难道不是开口就是这句话吗？现在轮到这些将军们自己承受这句话了。
林逸郎在审判以后的感想中说：“有这样的将军，日本败战是必然的！”
坐在小汽车里，向哲浚带着一些兴奋的对刘建业说道：“你找来的这个田中隆吉，简直太有杀伤力了。他在法庭上一说话，那些战犯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心惊肉跳的。我真得很佩服他的记忆力了。他的脑子简直就是一个档案库。”
“要不是因为他对我们来说利用价值太大，我早就把他送到南京（中国战犯法庭）了，那里还用得着让你们和他签什么协议。”刘建业带着一丝惆怅说道。
“只要他一上法庭作证，他以后的命运就离不开我们的庇护了。没有我们的庇护，恐怕不用多久，他就会横尸街头。”向哲浚说。
“就是现在，我都敢保证说，他住所的电话肯定已经被打爆了。我敢说，他肯定会配合我们的，不然，不仅是他，连他的家人也会不得善终。”刘建业说道。
“对了，还有一个事情，过一阵子，国际检察局还会有一个重要证人出场。我想这个人，你一定会很有兴趣的。”向哲浚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被俄国人抓走，关在赤塔的溥仪吧。”刘建业想了一会说道。
“你猜得不错，俄国人答应国际检察局把溥仪送来东京出庭作证，指证日本的战犯。”向哲浚说。
“那个傀儡皇帝，肯定会把他在日本人那里受的气，借这个机会发泄出来的。”刘建业说道。
第三部
第三百三十二章正义（十一）
1946年8月，东京帝国饭店的一个门外站着几名全副武装的苏俄卫兵的套间里。
“溥仪先生，我想你应该明白这一次我来找你的目的。”刘建业一边抽着烟，一边透过烟雾，观察着坐在对面沙发上显得十分拘谨不安的末代皇帝。
“国内是不是想把我引渡回去？”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怯生生得问。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是否需要引渡，以及何时引渡，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和苏俄政府之间商讨的事情。当然，我相信总还是会有这一天的。”刘建业盯着溥仪的眼睛说。
“那请问您找我是问了什么事情？”一听到来人找他不是要告诉他引渡回中国受审的事情，溥仪显得轻松了一些。
“我来找你不是为了别的事情，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刘建业说道。
“请说是什么问题，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毫无隐瞒。”溥仪的神经又紧张了起来。
“我想请问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谭玉龄谭贵人是怎么死的了。”刘建业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
谭玉龄，生于1920年冬，原名他他拉。玉龄；出自北京旗人家庭；后来按音转关系改成姓谭；那是因为已经到了满人不吃香的年代；玉龄娘家家境不好；从小失去母亲；由婶母抚养长大；这使她比较早熟；懂事而且善解人意。
1937年初；正在北京读中学堂的谭玉龄由溥仪在北京的亲属介绍给皇帝；这年她17岁。出关后于4月6日在长春“帝宫”被册封为“祥贵人”。按祖制规定，清朝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八级。玉龄被“册封”为“祥贵人”，是皇帝的第六等妻子。
溥仪和玉龄在长春结婚后；感情甚笃。玉龄不仅端庄美丽；而且性情温柔；对溥仪体贴入微；宛然解G之花；使这位处在日本关东军控制之下的“儿皇帝”格外喜跃。特别是，她也是一位颇有爱国之心的女孩，从来都看不惯日本人的作为，并经常开导，安慰溥仪。在这一点上她和溥仪产生了共鸣。溥仪很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据说数千张照片中，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8张，而谭玉龄的却有33张之多，可见溥仪爱情之所在。溥仪确实很喜欢潭玉龄，直到这位皇帝成为公民后，还将玉龄的照片贴身携带。在那张照片上，谭玉龄一幅“宫廷学生”模样，1。6米左右的个头，体态苗条，在那五官端正的凸形脸上，只见长长睫毛下，有双不大不小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头发是用火剪子烫出的大卷，双耳都戴着玉坠，穿一身苹果绿颜色的丝绒旗袍，这一些更显出她裸露在外的面部以及手臂皮肤的白嫩与细腻。从伪满皇宫旧人杨景竹的回忆录中，还可以看出，谭玉龄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子，不摆皇妃架子，礼貌待客，对下人十分和气。溥仪有时受了日本主人的气后，回到寝宫心情烦闷而又暴躁，往往无缘无故地对谭玉龄大发脾气，有一次甚至把“祥贵人”身上穿的旗袍撕得粉碎。对此谭玉龄不仅能够忍耐，而且还宽慰丈夫，使他心平气和下来。
溥仪没有想到，过了7年如漆似胶的日子后，24岁的谭玉龄却一命呜呼。关于谭玉龄的死，至今还是个谜。
当时，谭玉龄患上了膀胱炎。负责伪满皇宫事务的由日本关东军派来的“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中将推荐了一名日本医生来给谭玉龄诊治。这名日本医生和吉冈在内廷候见室谈了一个小时的话。然后进入内廷“辑熙楼”的玉龄寝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