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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雷在外面转悠了两天，第三天追上了队伍。按道理，步枪丢了应该算是个事故，可这一回谁也没批评他。以后再讨论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就明确表示支持：刘春雷同志在家门口和部队失散，能够克服困难坚决归队，这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是个好同志！
1939年9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山东聊城地区。骑兵们配合先遣纵队和鲁西八路军各部，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12月，骑兵团挺进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打击伪军李连祥部（八路军在鲁西先后有两个“七团”，教三旅的七团被称为“老七团”，团长是刘正，1942年在山东鄄城县牺牲；现在说的这个七团是“新七团”，即后来的新八旅二十四团，团长徐宝山，1942年在山西姚门口牺牲）。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缴获了三百多条枪，抓了两百多个俘虏。
照往常的惯例，抓到伪军俘虏不过是开个会、训几句话就放人了，可这次，肖永智政委却要求把俘虏带回去。他说这伙人是范筑先司令的旧部，有的曾经打过日本，要动员他们参加抗战；有的曾经搞摩擦、杀过共产党人，要进行甄别审查。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从荏平返回聊城的七集镇休整。中午，部队正准备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担任越前搜索的斥候兵回来报告：“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
黄家景团长举手示意部队停止前进，吆喝一声：“去看看怎么回事？”刘春雷他们立刻开始干活，七八匹马分成两路向左右两翼搜索侦察。（小说下载网｜。。）
顺着公路往西跑，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春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胡子花白、腰弯背驼，可精神矍铄，一看见八路军就主动上来搭话：“小伙子，你们是想问鬼子的事吧。这事不用问别人，我知道。”
“早上，有辆汽车，绿色的，从聊城开过来，说是到东阿去，晌午过后还要回来。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有个什么‘宣抚官’①。他们路过这里的时候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说了好些混账话，叫我们在墙上写‘中日亲善’的标语。你说，我们能写那玩意儿吗？……”
大刘觉得老大爷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带去见团长。
这老头是个话痨，见人就说日军汽车的事，骑兵们一听都嚷嚷起来：“鬼子真是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候兵跑过来报告说：“有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肖永智政委也在队伍里，黄团长、廖政委和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
命令传达下来：三连在路南护卫伤员，看守俘虏；四连在路北“守马桩”；一连和二连在公路两侧设伏。刘春雷本来想把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大爷送回家去，可老头死活不肯走，非要亲眼看着八路打鬼子，大刘只好陪他蹲在路边上。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二连正在设路障（当时的“路障”就是找一些钉耙子，铁齿朝上摆在路面上——这些农具要临时去借），伏击阵地还没弄好，汽车就到了跟前。参谋长徐国夫急了，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机枪架在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开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日本卡车一下子就冲到路沟里，翻了。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躲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一个日军军官挥舞着军刀“咿里哇啦”地直叫唤，指挥部下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的八路军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乱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着：“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八路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那个大喊大叫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
二连的老连长王永元，这时候既不是官也不是兵，不知道是个什么身份，可他的威望还在，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上去，二连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的汽车给围住了。
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愣是背靠着背和一大群八路军拼刺刀，不死不歇气。汽车边上趴着个日本军曹①，被翻倒的车门压住了不能动。王元力跑到跟前想看一眼，小鬼子突然拉响了手雷，崩起的弹片把老王的脸上划了个大口子，害得他从此破了相……可是，鬼子再凶悍也抵不过咱们人多。四班副班长马德元腿部中弹，带伤砍了两个鬼子；其他战士你一刀我一枪，很快把敌人消灭了。
几个鬼子兵躲在乱坟岗背后顽抗，小战士李茂林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抱着个掷弹筒转身就跑，被八路军一阵排子枪撂倒了。
这场战斗，刘春雷从头到尾没放枪，一直陪着那个老头看热闹。仗打完了，他跑到汽车跟前一瞧，却看见二连排长王元力脸上缠着绷带，坐在地上不言语。警卫班的李茂林拎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他旁边一个劲地抹眼泪。大刘觉得真是怪了：人家王元力受了伤都没有哭，小李子这么伤心是为了啥？
李茂林是政治处况玉纯主任的警卫员，当时况主任还没有马刀，警卫员当然就更没有了。战斗一开始，小李就盯上了鬼子宣抚官的军刀，心里稀罕得要命，可惜他动作慢了点，日本刀落在了王元力的手里。王排长嘴巴被弹片划开了，说不出话，可就是抓着军刀不肯撒手。小李子急得直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唠叨：“凭什么你们能有马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一把刀也没
有？……我拿机枪和你换马刀还不行吗？……”
最后，王排长被这小家伙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让给他了。那军刀把上镶着三颗星，是日军大尉的佩刀。
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八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七名红军骨干。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这场战斗在鲁西北的影响很大，因为，自从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当地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直接和日军交战，鬼子在聊城一带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把人民群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再次掀起了对日作战的新局面。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八路军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一九三七年，鬼子进了中原，
先占了卢沟桥啊，后占了山海关。
那火车就开到了济南，哎咳哟，
鬼子就开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
瞄了一个准啊，打死个日本官。
…………
当天，骑兵团在小冯村安葬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大爷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住上房，吃水果，精心照顾，还让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老百姓的热情让八路军伤员感动得流眼泪，那些伪军俘虏在一旁看着也惭愧地哭了起来，当即有人表示：“如果八路不嫌弃，我愿意跟着你们打日本。”
第二天，日军出动二十五辆卡车到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又重新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051 ①宣抚官：到处开会讲演，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人，宣扬“亲日友善”的思想。
052 ①军曹：日军的军衔。
1939年底，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以教育争取为主，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于是，从1940年3月到7月，八路军集中十七个团，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奇〃书〃网…Q'i's'u'u'。'C'o'm〃，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及其同伙六千五百余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这期间，刘春雷和二十多个斥候骑兵被抽调到中央纵队的通讯队，在宋任穷、陈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长（开国中将）之间来回跑。
按说，八路军步兵的团、营单位也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的大仗来，乘骑通信员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斥候骑兵予以协助。打仗的时候，骑兵们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斥候兵平时经常在外面转，见多识广，熟悉沿途环境，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能够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有天晚上，刘春雷和新四旅的通信员去七七一团送信。黑夜里，他俩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几个小时到了个村子。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马也没停就进去了。
他们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候，部队的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通宵亮着。他们走到马灯跟前喊声“报告”就往院子里钻。等屋里的人探出头来，他们这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两人转身就跑。刘春雷动作快，打马从村子的另一头冲出去了；通信员的动作慢了点，被打死在路口。
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单独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军事术语也就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特别是首长们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让北方兵们犯糊涂。
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是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他也是湖北人）气得要命。
1940年8月，刘春雷回到骑兵团，团部通知他到骑兵二连去当班长。
这时候，廖冠贤调到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当政委，黄家景①团长也调走了，参谋长徐国夫到新八旅二十二团去当副团长，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升任骑兵团政委。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骑兵团没有团长、副团长，也没有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只有新上任的况玉纯政委一个人管事。
当然，特派员徐青山也能帮着况政委，于是两个政工领导就接着“反对不良风气”，结果反着反着就出了个事故。
骑兵团有一帮陕北来的基层干部，战功大，脾气也大。这里面，新任四连长韩永正的性格最倔，没人敢惹；老的二连长王永元被教训过一次，老实多了；剩下的一连长许得和（1942年牺牲）、一连副连长米秀山和三连副连长李树茂（1948年牺牲）就成了典型。
这三个红军出身的连干部以往都是立功受奖励的角色，现在每天被战士们提意见、被支部书记批评，弄得灰溜溜的，怪没有面子；再加上老领导又都调走了，委屈之下就想起要逃跑。当然，他们不是想跑回家，也不是想投国军，更不是想叛变当汉奸，听说徐海东在新四军四支队当司令员，就想跑到安徽去找老军团长。于是三个人约好，趁夜晚开溜。
他们出了门就后悔了。别说不知道徐海东指挥部的确切地点，就算是知道，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也到不了安徽，路上不是被日本人杀掉就是被八路军抓住枪毙。三个傻小子在道沟里蹲了一夜，天亮就回来了。
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原本是十三四岁就参军的红孩子，1940年的时候都还不满二十岁，虽然久经沙场，其实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离开部队这个大集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实话，他们的这次“逃跑”举动，更像是我们许多人在青春期曾经尝试过的“离家出走”。
可是，与“离家出走”不同，连级以上干部携枪逃跑的行为在八路军中要算做大的政治事故，必须上报军区。三个连长回到营房就被押送团部，经骑兵团“军人大会”研究决定：判处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三人在“惩戒队”做两年苦工——这实际上是救了他们，如果直接送军区政治部，很可能是会被枪毙的。
发生逃跑事件的时候，刘春雷不在骑兵团；等他回到老部队，况玉纯政委虽然还在会上讲：“反对不良倾向一定要坚持，再跑也要反，跑得只剩一个人也要反！”但其实，整风运动已经雷声大雨点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