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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崔总统、林总统、曹总统、吴议长，以及韩南台三地政府的朋友们。受大会组委员会的委托，我很荣幸地给大家介绍下日本的最新情况。”刘晓忠司长绕着演讲台给众人礼貌的点头致意后，侃侃而谈道：
“对日研究一直是我们亚洲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其间我们得到了韩国政府驻日代表处、琉日友好协会、日本华人互助会以及日本台湾商业协会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我国外交部向上述部门和团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看着得意弟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刚从国内解放区归来的邵华强教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盟军最高统帅部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我想大家早有耳闻。可以说这部宪法将决定着日本的未来，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刘晓忠司长顿了顿之后，异常严肃的说道：“在新宪法制定的过程中，日本成*人教育学校和夜校老师联盟，成功说服文部省、最高统帅部和国会，主张教育不能仅仅使精英人士收益，取消之前的六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他们的游说显然成功了，新宪法里明确规定日本今后将实行六三制九年义务教育。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知道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本来就比亚元区国家和地区高出许多，就算对教育投入最大的琉球和台湾，迄今为止也才实行了六年制义务教育。
如果教育上我们不迎头赶上，那亚元区的整体教育水平、亚元区的人民素质，将被日本拉开更大的差距。这将危及到亚元区的安全，以及亚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
对日遏制，是琉台南韩四地政府的既定政策。不管琉台南华人还是韩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再次强大起来。崔用德总统沉思了片刻后，在曹朴耳边低声说道：“总统先生，看来我们必须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了。”
曹朴重重的点了下头，深以为然的说道：“是啊，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之时，刘晓忠司长继续说道：“语言在日本新宪法中，体现了最为民主的一面。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今后的法律法规、公务、教材都必须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的实践和象征意义，它表明法律和其他公务，不再仅仅属于特权阶层掌握的领域。毕竟日本之前的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书，都是以文言文书就，那种古旧晦涩的文体，一般民众是很难理解的。
新宪法的采用，迫使最高统帅部与日本政府都慌忙行动了起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亲族法、皇室典范、全部被迫进行实质性修改，并以口语体重新起草。
同时，日本临时政府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宣传教育运动。新宪法生效的当天，政府就发行了两千万册《新的宪法，光明生活》的小册子。这一惊人的发行量，是为了确保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册。”
这又给亚元区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了一个普法的挑战。琉台南韩四地的政府官员们，顿时皱起了眉头，一边记录着，一边考虑应对之策。
“日方在翻译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宪法草案时，玩了一个将滞日外国人排除在受保护之列的文字游戏。日方使用关键词“国民”来翻译对应宪法草案的“thepeople”（人民），这不仅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削弱人民主权的含义，而且还要将国家保障的权利局限于日本国民。”
刘晓忠司长走到政府首脑席前，异常严肃的说道：“当美国人试图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确规定反对基于人种的歧视时，佐藤及其同僚却通过玩弄语言游戏抹去了这些保障。将给日本政府成功否认包括华人，尤其是朝鲜人在内的六十多万在日外国人的平等公民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修正条款，在日本国会的审议中以“用语上的修正”为名加以强化。如果我们不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那六十多万日本华人、韩国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
这个情况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要知道这可涉及到几十万在日侨民的利益。让那些侨民留在日本，不但能减轻国内的压力，而且还能或多或少拖拖日本发展的后腿。而日本方面耍的这个花招，无疑是逼那些侨民卷铺盖走人。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规定，今天的会议只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则留在今后三天里讨论。对此最为担忧的崔用德总统，不得不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脸色铁青地静听刘晓忠接下来的发言。
刘晓忠司长走到各学科专家教授席前，继续说道：“为了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也为了让日本尽快融入国际社会，日本临时政府抛出了‘一亿总忏悔’，以此表达他们愿意承担战争责任。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总忏悔’，比喻成乌贼遭遇紧急情况拼命逃生时喷出的黑色烟雾。尽管一些团体和个人认真对待个人的责任，并进行严厉是自我批评，但这只是极少数。官方版的‘总忏悔’早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部和官僚负有同等责任。
一些人激愤的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即将胜利时败北，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一亿人中的另一位则声称：‘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那就太卑怯了’。
刘晓忠司长长叹了一口气后，凝重的继续说道：“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在大多数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罪行、忏悔和赎罪时，是一个回避不了问题。而非胜利者将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进而占据他们的内心。
我们关注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
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败之后，世界变了。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谁应该为战败负责？
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
不等众人提出疑问，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首先，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自杀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自杀，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他曾颁本了有名的《战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
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自杀的信件，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
这一点大家还是早已耳闻的，连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都发表文章，简洁的表达了这种厌恶感：“苟且偷生，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自杀，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连夜自杀？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用日本刀自杀？”
想到这些，胡适回过头来，在梅贻琦耳边低声说道：“月涵兄，看来指望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博文所说的那样，日本人从不认为中国是战胜国。如果我们不能自强，总有一天他们还会伸出罪恶的魔爪，毕竟地理环境的资源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向外发展。也许是军事上的，也许是经济上的。”梅贻琦沉思了片刻后，忧心忡忡的说道。
刘晓忠司长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后，继续说道：“日本精英的共同阴谋论，将日本战时的举国领导者，打上了集体痴呆症的标签。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添油加醋的定义为被军阀所蒙蔽。
正如渡边一夫的《旋风二十年》所言：基于畸形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冲动渗透军部上下，与现实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和指挥能力成了笑柄。这种非理性露骨的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极度的非科学性。”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都认为东条英机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长。
集体非理性的命题，自然而然的引申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科技进步的推论。也就是说日本之所以战败的最终证据，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用技术上的落后。这种科学与战败责任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了日本现在普遍的战败观念。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这通常与美国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联系在了一起。
核武器的骇人力量被证明既恐怖又魅惑，因为没什么比它更能具体展示美国优越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战时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投降时就声称：‘这次战争最大的欠缺就是科学技术’。”
刘晓忠司长这充满忧患意识的开场白，终于把主题引到了科学上。让琉台南韩四地的近千名与会者们，自然而然的重视起科学来。看着众人紧锁眉头的样子，梅贻琦对组委会的安排、琉日友好协会以及琉球外交部亚洲司的准备满意到了极点。
因为他有理由相信，本次会议结束后，琉台南韩四地必然会把科技和教育，当成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他们这些致力于教育兴国的人而言，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
“从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中称，山下奉文大将在菲律宾受审时，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也是“科学”。
退任的文部大臣发表声明，他感谢学生们在战争时的艰辛努力，并激励说长此以往，学生们的任务就是提高日本“科学力和精神力”到最高水准。新上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更是多次重申了战后教育体系将“尽力关注基础科学”的说法。”
刘晓忠司长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现在的日本，“科学”成了几乎人人都喜欢的概念，被用来规划未来发展蓝图的同时，还被用以解答日本为何会战败。
吉田内阁已经将“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定为“建设文化日本”的关键尽管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但他们还是拨出5亿日元专款，用以“促进一般生活的科学化”。”
韩国教育部长朴喜皓再也忍不住了，立即站了起来，急不可耐的问道：“刘司长，美国对此就视而不见？难道他们愿意看到昔日的敌人再次发展起来？”
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对朝鲜除了掠夺还是掠夺，并未像对台湾那样进行“皇民教育”。这导致琉台南韩四地当中，韩国的科教最为落后。而科学教育又不是短时间能追得上来的，朴喜皓部长有此反应，刘晓忠并不感到奇怪。
“朴部长，日本这种定义战败责任的实用主义作法，无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刘晓忠司长沉思了片刻后，苦笑着解释道：“正如拆开织物的松脱线头一样，这种作法正是拆开日本帝国架构的线索。首要的是欺骗国民，虽然败在了‘鬼畜美英’手上，而造成本质上落后、非理性、压抑体制和战败的，却是不负责任的领导者。
从而使上当受骗的意识深植人心，潜移默化的让人们倾向于多元化、平等、民主、负责任而且理性的体制，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期望建立的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原子弹的发明，反映自由民众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时，他发现日本民众竟然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只有在自由精神之下才能得到发展。而日本上下倡导的科学，又需要民主和自由这个大前提。可以说这与美国的对日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实在找不到美国政府反对的理由。”
刘晓忠刚刚说完，胡适就从专家教授席上站了起来，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麦克风，异常凝重的说道：“日本科学家中绝大部分学成于欧美，他们拍手欢迎‘科学’这一新的信念。战败后首批派往日本的美国科学家，就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绝妙的感受。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接管东京海洋研究所时，在研究所大门上看到的一份通知就能说明一切。直至今天，通知的内容我仍然记忆犹新，日本科学家们是这样留言的：
这是一所具有六十年以上历史的海洋研究所。
如果您是从东海岸来的，您可能会知道WoodsHole、Mt。Desert或者Tortugas。
如果你是从西海岸来的，您可能知道PacificGrove或者PugetSound生物研究所。
这里是像他们一样的场所。
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