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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德宗始召叛臣之乱，中徇藩镇之恶，终授宦竖之权，树小人之党，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乃夷考其行，非有征声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刑滥杀、暴怒不戢之恶也，抑非有闻善不知、遇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进中主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为后世危亡之鉴者，论者以为好疑之过，是已。虽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其源也；穷本探源，则好谀而已矣。故陆敬舆欲释其疑，而不足以夺其心而使之悛；盖其厚有所疑者，唯其深有所信也，非无所信而一用其疑也。于卢杞则信，于裴延龄则信，于窦文场、霍仙鸣则信，于韦渠牟则信，败而不怒，贬而不释，死而犹追念之，推心置腹，群言交击，而爱之益坚。且不仅是也，陆贽之始，李泌之终，亦未尝不唯言是听而无有二三也。然则岂好疑为其不可解之惑哉？敬舆之在奉天也，有排难之显功，言无不中，则秉义虽直，处时虽危，而志得神怡，发之于辞气颜色也，必温和而浃洽，故罪己之诏，虽暴扬其过而不以为侮。若长源，则宛曲从容之度，足以陶铸其骄气，而使其意也消。卢杞诸奸，岂有别术以得当哉？无宫壶之援，无中涓之助，唯面柔口泽，探意旨而不相违拂耳。是故德宗之得失，恒视所信而分，专有所信，则大有所疑。呜呼！千古庸人膏肓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疑，贤奸俱不可恃，唯善谀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夫人之多所疑也，皆生于不足。智不足，则疑人之己诳；力不足，则疑人之己凌。先自疑而旁皇无据，四顾不知可信之人，于是谀者起而乘之，谅其所易为，测其所易知，浅为尝而轻为辨，则不足者亦优为之而掩其所短。固将曰：非与我合者，言我所不知、不能、以相欺，彼即亦一道与，固非我之攸行；且恶知其非矫诬以夺人于所不逮，而雠其异志乎？直者之疑愈厚，则谀者之信愈坚，于是偏信而无往不疑，乃以多疑召天下之离叛。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信者其失之源也。道处于至足者，知从我者之非诚，而违我者之必有道也。故尧无疑于群臣之荐鲧，而鲧不足以病尧。下此者，皆有不足也。知不足而不欲掩，则谀我者之情穷矣。流俗之言，苟且之计，恶足以进于前哉？此中材救过之善术也。能知此，则天下皆与善之人而奚疑乎？天下皆与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故德宗之失，失于信也。好谀而信之，虽圣哲痛哭而不救其败。纣之恶无他，好谀而信飞廉、恶来者深也。
●卷二十五○顺宗王亻丕、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韩、刘、柳皆一时之选，韦执谊具有清望，一为所引，不可复列于士类，恶声一播，史氏极其贬诮，若将与赵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平心以考其所为，亦何至此哉！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顺宗抱笃疾，以不定之国储嗣立，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之可为者也。所未审者，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而仕宦之情穷耳，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奸也。于是宦官乘德宗之危病，方议易储以危社稷，顺宗而不理，非有夹辅之者，则顺宗危，而宪宗抑且不免。代王言，颁大政，以止一时之邪谋，而行乎不得已，亦权也。宪宗储位之定，虽出于郑，而亦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诸内竖修夺兵之怨，以为诛逐诸人之地，则韦执谊之惊，王叔文之忧色，虽有自私之情，亦未尝别有推奉，思摇国本，如谢晦、傅亮之为也。乃史氏指斥其恶，言若不胜，实其词，则不过曰：“采听谋议，汲汲如狂，互相推奖，亻然自得，屏人窃语，莫测所为”而已。观其初终，亦何不可测之有哉？所可憎者，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以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胶漆以固其类，亢傲以待异己，得志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怨，寡不敌众，谤毁腾于天下，遂若有包藏祸心为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亻丕、叔文诚小人也，而执谊等不得二人不足以自结于上，亻丕、叔文不得于牛昭容、李忠言不足以达于笃疾之顺宗。呜呼！汉、唐以后，能无内援而致人主之信从者鲜矣。司马温公之正，而所资以行志者太后；杨大洪之刚，而所用以卫主者王安；盖以处积乱之朝廷，欲有所为，弗获已而就其可与言者为纳约之牖也。叔文、亻丕之就诛，八司马之远窜，事所自发，亦以宦官俱文珍等怨范希朝、韩泰之夺其兵柄，忿怼急泄而大狱疾兴。诸人既蒙不赦之罪，神策监军，复归内竖，唐安得有斥奸远佞之法哉？宦官之争权而迭相胜负耳。杜黄裳、袁滋不任为主也。故执谊等有可黜之罪，而遽谓为千古之败类，则亦诬矣。繇此以观，士之欲有为当世者，可不慎哉！天下之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与天下共之。其或几介危疑，事须密断者，则缄之于心，而制之以独。若骤得可为之机，震惊相耀，以光大之举动为诡秘之声容，附耳蹑足，昼呼夜集，排群言，敛众怨，自诩为忧国如家，乃不知旁观侧目者且加以不可居之大慝。事既秘，言不能详，欲置辩而末从，身受天下之恶，自戕而已矣。易曰：“不出户庭，无咎。”慎之于心也。不出门庭则凶矣。门内之密谋，门外之所疑为叵测者也。流俗之所谓深人，君子之所谓浅夫也。读柳宗元谪后之书，“匪舌是出”，其愚亦可哀也已！
○宪宗【一】礼何为而作也？所以极人情之至而曲尽之也。古礼之佚不传者多矣，见于三礼者，唯丧礼为略备，达于古今，无不可繇也。然而犹有阙焉，时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不生，礼之所未及也。于是而后儒折中论定之道，有可参酌以极得其中，则遭乱失其父母，寻求不得，生死莫能知，而为之追服，是已。礼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问不绝，偶为仇敌，而礼之往来不废，声问相逮，无有阻也。故诸侯失国而为寓公，大夫去国而有羁禄，即其为行人而见执，临战伐而见俘，其生其死，必相闻矣。则生而遥告以吉凶，死而得奔丧、还葬，奚有寻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王莽之世，盗贼坌起，永嘉而后，胡、汉分割，于是而贵贱均于俘囚，老弱随其转徙，千里无人，音问既绝，转掠不定，踪迹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终相暌隔，母妻漂散，不审存亡者。呜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报亲者，而犹不克尽三年之哀慕，亦惨矣哉！晋庚蔚之等始建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八十而服之，此亦以礼定情之极致，周公复起，不能易也。德宗母沈太后因乱陷贼，不知所在，德宗即位，寻求数十年不得，迨德宗之葬，礼官乃申蔚之之议，以德宗启殡日，发沈后之丧，因此而庙之礼行焉。夫蔚之限寻求以三年，俟发丧于中寿，而德宗终身不废寻求者，以德宗已正位临民为宗社主，不容因母而废大政，即位寻求，两不相碍也。而士大夫既含重哀、必废婚宦，尽心力为寻求地，期以三年，则人子之志伸，而生人之理亦无崩坏之忧矣。晋、宋以来，有因此而永绝婚宦者，其志可尚，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贤者之过，蔚之裁之以中，不亦韪与！不宦则祭祀不修，不婚则继嗣不立，抑非所以广孝也。且夫寻求不得，而生死固无据焉，衔恤靡至，一以丧礼居之，万一亲幸而存，岂非之生而致之死乎？即位而寻求，临朝不废之典，宜于天子；限求以三年，权停婚宦，宜于士夫。酌中寿之年以服丧，生存之望可绝；以启殡之日而为忌，人子之道以终；变而不失其常，补古礼之未有，合先圣之大经，此其选已。
【二】杜黄裳之请讨刘辟，武元衡之请征李，李绛之策王承宗、田兴，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时为之也。知时者，可与谋国矣。自仆固怀恩以河北委降贼而僭乱不可复制者，安、史之诛，非唐师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贼自败亡而坐收之也。幽、燕、河、济，贼所纠合之蕃兵、突骑皆生存，而枭雄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狼子野心，习于战斗，狃于反覆，于斯时也，虽李、郭固无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敌也。代宗骄之，德宗挑之，俱取败辱，虽有黄裳、元衡之能断，李绛之善谋，我知其未易为筹度也。至于元和，而天下之势变矣。向所与安、史同逆矫厉自雄者，死亡尽矣，嗣其僭逆者，皆纨骄憨、弋色耽酒之竖子也。其偏裨，则习于叛合、心离志怠、各图富贵之庸夫也；其士卒，则坐糜粟帛、饮博游宕之罢民也。而狎于两代之纵弛，不量力而轻于言叛；乃至刘辟以白面书生，李以贵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寻干戈；此其望风而仆、应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于有功。韦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劝兴师，况黄裳、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谋者乎？故德宗奋而启祸，宪宗断而有功，事同而效异也。夫既知其可以讨矣，则亦知其可以不战而屈之矣。姑试其威于西川而西川定，再试其威于镇海而镇海平。河北豢养之子弟，固不测朝廷之重轻，而苟求席安以自保，众心俱弛，群力不张，于斯时也，唐虽不自信其有必胜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悦之旧，彼自知之，亦可众量之矣。吉甫目击杜、武之成绩，欲效之以徼功于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辙也。李绛之洞若观火，又岂有绝人之智计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宪宗之宽而能安，亦事同而效异也。所以异者无他，惟其时也。时者，方弱而可以疆，方疆而必有弱者也。见其疆之已极，而先自震惊，遂肭缩以绝进取之望；见其势之方弱，而遽自甚踔，因兴不揣之师；此庸人所以屡趋而屡踬也。焚林之火，达于山椒则将，扑之易灭而不敢扑，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恶知盈虚之理数以御时变乎？刘渊、石虎、苻坚、耶律德光、完颜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时者，犹以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败为惩。悲夫！
【三】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苏，皆可谓得人之盛矣。稹、居易见知于裴中立，轼、辙见重于司马君实，皆正人君子所嘉与也。观其应制之策，与登科以后忄亢慨陈言，持国是，规君过，述民情，达时变，洋洋乎其为昌言也。而抑引古昔，称先王，无悖于往圣之旨，则推重于有道之士而为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余裕焉。乃此数子者，既获大用，而卞躁张，汇引匪人以与君子相持而害中于国，虽裴、马秉均以临之，弗能创艾也。然则制科求士，于言将不足采，而可以辩言乱政之责斥之乎？夫此数子者，非其言之有过，善观人者，不待其败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数子者，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迳，而轻薄淫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文章之用，以显道义之殊途，宣生人之情理，简则难喻，重则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务推汤宛折，畅快宣通，而后可以上动君听，下感民悦。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古今巨细，随触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则苏轼所谓“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者，是也。始则覃其心以达其言，既则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浮曼、矜夸傲辟之气，日引月趋，以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竞利以求快其欲。此数子者，皆以此为尚者也。而抑博览六籍，诡遇先圣之绪说以济其辩，则规君过、陈民情、策国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训、说命、七月、东山之可与颉颃矣。则正人君子安得不敛衽以汲引为同心，而流传简册，浅学之士能勿奉为师表乎？乃有道者沈潜以推致其隐，则立心之无恒，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称先王之中察见其讠皮淫，况其滥于浮屠、侈于游冶者，尤不待终篇、而知其为羊膻蚁智之妄人哉！若其淋漓倾倒，答临轩之问，陈论劾之章，若将忘辱忘死，触忌讳，犯众怨，以为宗社生民计者，固可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