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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0-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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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或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卿本佳人傻人有傻福

    曹锟在发迹前,是个保定府的布贩子。不过,他的贩布事业一直在可有可无之间,实际上,就是街上一个闲人。闲人可是闲人,人家一不是流氓,二不是地痞,保定府不是天津卫,在大清国那会儿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没天津那么多嘎牙子混星子。曹锟这个闲人,为人相当厚道,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出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不过,傻子脸皮也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    
    惹祸就惹在这个脸皮厚上。一次,曹锟如法炮制,蹭了一顿酒饭,大概是酒菜比较好,因此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住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三傻子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也。    
    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一色儿普鲁士装备、编制并操法教练,薪饷也比一般勇营和绿营高上许多。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忌讳的,可是曹锟这个傻劲救了他,从外表上看,这个矮胖子看起来比农民还要憨厚。    
    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猾,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要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讲价钱。脸皮厚也在这个新场所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的羞辱,他都帖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在学堂里,同样是凭着这股傻劲,虽然磕磕绊绊,但也毕了业,当了军官。当了军官还是因为这个傻劲得到长官的赏识,一步步升上去,直到入了袁世凯法眼。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人家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曹锟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傻子居然做了总统。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直接花钱买,一个议员一张票,开价5000大洋。结果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    
    说起来,曹锟确实没什么本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智商不高。曹锟之所以被重用,有人说是由于袁世凯喜欢听话的庸才,其实不是,因为作为一世枭雄,袁世凯麾下的大将,多数还真不是这样的人,曹锟其实是个例外。最大的原因,我看是由于曹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是有福气,运气好,治军、打仗、治国,甚至连投资都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可就是混得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的时候,主要是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北洋军阀时代多少人精子,最后居然让个傻子当了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咳,到哪里说理去!


卿本佳人唐八先生

    唐八先生是个女人,名叫唐群英。唐群英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全国上下,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谁不知唐群英呢?当时的京剧,略等于今天的流行歌曲,可是京沪两地的名角,无论生旦净丑,没一个能抵得上唐群英名气大。不过,当时的人们之所以知道唐群英,主要是她带领娘子军的三次“大闹”:一闹临时参议院,砸了玻璃窗;二闹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煽了宋教仁一个耳光,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出来劝解,话还没出口,也挨了一下(一说,林森缩得快,没有打着);三闹《长沙日报》社,这次当事的男人见机得早,都溜了,只砸烂了报馆排字房,害得当天的报纸出不了。    
    这些故事,听起来像是水泊梁山孙二娘的勾当,其实却不然。唐群英在历史上,本是个很正面的人物。首先出身名门,父亲唐星照,是湘军宿将,唐长大嫁入曾(曾国藩)家做媳妇,依旧是名门名媛;其次觉悟很早,在家为人媳的时候,就跟秋瑾结为死党(也是亲戚),丈夫死后便奔走革命,到日本留过学,是华兴会的最早的成员之一,同盟会的元老;其三革命勇敢,辛亥革命时,组织女子北伐队,虽然没有真的出兵开仗,但名声却连袁世凯并清廷的摄政王都有耳闻。三次大闹,理由都很正当,前两次都是为了男女平等(当时叫做“平权”)问题,闹临时参议院是因为《临时约法》,没有提男女平权,闹国民党成立大会,是因为党纲上删去了“男女平权”的条款。砸玻璃、打耳光其实还是小意思,按唐群英在报上的宣言,对不承认男女平权的臭男人,她们是要以炸弹、手枪对付的。大概是当时像唐群英这样的女子少了点,军火也不够充足,一场对男人的战争才没有打起来。    
    不过,唐群英的第三次大闹,却跟男女平等没多少关系。1913年2月,一位仰慕唐群英的有名男士,求之不得,未免有点神经兮兮,在《长沙日报》上登出一则启事,说是某年某月某日,唐群英将和自己结婚。唐群英闻后,带人到报馆问罪,要求报纸出刊更正,报馆主编说,那是一则广告,广告哪有更正的道理。两下说不通,娘子军这才动的手。这事最后闹到官府,一个要赔偿设备损失,一个要赔偿名誉损失,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ND064两边都得罪不起,自己掏腰包赔了报馆了事。    
    唐群英的时代,中国的女权运动还处于初起的激情岁月,觉悟了的女子,个个都很激愤,对男人的压迫,相当痛恨,说起话来,张口闭口,恶男子,臭男人,而争女权的目的,目标也很宏大,都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自立。但不经意间,对自己的名节,都很在意,做女侠可以,但风流韵事是没有的。自家已是单身的寡妇,对于一个苦苦的追求者的出格表白,居然以更加出格的行为对付,唐群英的愤怒,显然跟自己的名节受损有关。这一点,比起“五四”和大革命时期革命女性的“一杯水主义”来,有天壤之别。    
    三闹之后,唐群英在政治舞台上再没了动人的表现,但她娘家的家族,却很以出了这么一个女中豪杰而感到自豪,破例将她列入唐氏族谱,称她为唐八先生(她在族中行八),她家乡的族人,也称之为唐八公公(按传统社会的惯例,女人是不会入娘家的族谱的,她们的位置,如果有的话,也应该在夫家的族谱上)。从某种意义上,唐群英力争女权的奋斗,痛骂并怒打臭男人的结果,是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男人的名头和地位。


革命的意外经验穿长衫的军人

    清末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外国人打上门来,总是吃败仗,灰头土脸,割地赔款。在败给近邻日本之后,国人深刻总结教训,认为原因在于人家尚武我们崇文。洋鬼子也跟着起哄,说中国的政坛上,尽是些文学之士,跟我们打仗,安得不败?    
    于是国人开始改辙,有识之士投笔从戎,奔外国学军事去也。当然,首选的地方是日本,不仅由于人家打我们打得最疼,而且据说日本跟我们文化相近,学西方学得最像,有现成的经验。于是日本士官学校就塞满了“清国留学生”。为了减轻压力,日本不得不专门为中国人建了一所振武学校,作为士官学校的预备班,学制三年,平白让中国学生比日本人多花一倍的功夫,也害得蒋介石没有来得及进士官学校,就因“革命需要”回了国,造成一生的遗憾。在派出留学的同时,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纷纷开张,陆军大学、陆军中学、陆军小学,各种专门军事学校,再加上各地的讲武堂、将弁学堂、弁目学堂,一时间军校遍地开花。不仅军校,这个时期办的普通新式学堂,学生也大多军校生打扮,校服像军服,一律大檐帽;无论中学还是小学,跟习武有关的体操课(即今天的体育课),特别吃香,体操老师比格致(数理化)老师还难找,待遇也更高。总之,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长衫、戴方帽子、走路迈方步的读书人,很是发了一阵狠,说是要一改过去重文轻武的积习,从“东亚病夫”变成让世界吓一跳的醒狮。一身戎装,马靴、皮鞭、东洋刀,如果再配上一匹高头大马,是男人最酷的装扮。    
    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学成回国或者毕业的武人们,没有机会在“吞扶桑”的战事中施展拳脚,反而将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内战上面。大打、中打、小打,联甲倒乙,联乙倒甲,无日不战,无地不战。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学军事的武人们,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们,倒喜欢起了长衫,只要有机会,一律长袍马褂,而这种从前读书人和乡绅服装的变种,一直被立志强兵富国的人们讥为“病夫服”,上不得马,打不了仗。更过分的是,这些将军们,不仅长袍马褂,而且不骑马,坐轿子,即使行军打仗,也坐在八抬大轿里走,有的人甚至带着家眷(多半是小老婆)一起。军情紧急的时候,经常发生抬轿的士兵丢下长官四散逃命的事情。好在,那个时候军阀打仗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打胜打败,对将军们的身家性命尽量保全,杀俘的事很少。在留下来的军阀照片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赳赳戎装的尊容,不过那多半是为了展示官阶和勋章照的,在私下里,他们基本上都是长袍马褂,一副富家翁的样子。    
    只要在某个地方驻扎下来,很多军队,凡营以上的军官,都自设公馆,在当地找房眷属,然后躲在里面烟炮吹吹(吸鸦片),麻将打打,基本上不到部队上去。有个湖南军阀的旅长,好不容易来趟自己的旅部,由于穿着长衫,而且总也不露面,卫兵见面不相识,就是不让他进,吵到旅部里的参谋副官出来,才算弄明白原来是旅长大人到了。这个旅长,当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其实,当年脱下长衫投笔从戎的人们,原本就是打算通过强兵让民族崛起的,为了多学甚至偷学一点东西,可以吃任何的苦,受任何的罪,甚至忍受日本军曹的折辱。没想到,这些热血青年,却在日后的政局转换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据地自雄的军阀,或者军阀的工具。随着内战的频仍,昔日脱下长衫的军人,再一次脱下戎装换长衫,不仅意味着他们意志的消退,而且标志着中国第一轮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不是橘越淮北而变枳,不是播龙种而收获跳蚤,更不是军队没有国家化的悲剧,而是整个一代精英寻路目标的迷失。


革命的意外经验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民国时期的军阀,说起来净是些粗人。虽然自清末以来,政府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不仅在国内兴办军事学校,而且花大钱往外送人留学,不过,经过几番混战之后,真正混出名堂的,大多是些识字不多的速成的讲武堂毕业生,或者干脆就是像张作霖、陆荣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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