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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自东往西，依次是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的住房，后院是朱德的住房，毛泽东住处的西邻便是军委作战室。周恩来的小院距毛泽东的小院只有一步之遥，小院外边有一个大碾盘，每遇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便常来推碾，周恩来在另一边帮助。朱德那三间窑洞式建筑前有一个宽大的院子，他便常于晨风中习拳舞剑。毛泽东的小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楸树，楸树旁边有一个磨盘，五大书记常常在这里围坐，研究战略问题，谈笑间，布下雄兵百万，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
那是怎样一段难忘的岁月啊。几位朴实无华的领袖，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深厚的革命情谊，旺盛的革命热情，协作的团队精神，整齐的前进步伐，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使中国的革命事业越过一个个惊涛骇浪，一步步驶向胜利的彼岸。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用诗人般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深刻而严肃的哲理，这就是至今仍令人深思的“糖衣炮弹”的问题，提出了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会议还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自此将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1949年3月23日，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是一个从革命向执政的转移。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后一次登上柏坡岭，他们深情地望着西柏坡的山山水水，心中又一次涌动起激情。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坚定地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作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25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到达北平香山，完成了 1927年以来中国革命史上领导中心的最后一次转移。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经历了执政理国的种种考验，向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协商建国
1949年3月26日，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入北平的第二天，便准备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谈判开始时间定为4月1日，地点为北平，周恩来担任中共首席谈判代表。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为使谈判顺利进行，4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长谈达4个小时。13日晚，双方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4月20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随着在全国取得胜利的脚步加快，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逐步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工作上来，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各少数民族代表、社会贤达一道，共同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组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伟大时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所有的代表们都没有忘记，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清晨，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把天安门前的华表、金水桥以及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镀上了一层眩目的金光。城楼上8盏大红宫灯垂着金黄色的流苏在微风中摆动，高高的楼檐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会标，天安门广场上千百面彩旗迎风飘扬。
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顿时变成了沸腾的海洋。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旋律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肃立，无数人眼中闪烁的泪光见证着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紧接着，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
是啊，28年艰苦战斗，28年峥嵘岁月！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望着广场上欢声雷动的群众，面对着这沸腾的场面，他们的心中同样不能平静，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中，他们时刻紧密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从而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动力。
九、图强
天翻地覆慨而慷
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曾被西方预言家预言“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
确实，8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使本来就极其落后的旧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当时，全国粮食总产量仅１亿吨，甚至连一块优质钢材、一枚建筑铁钉都得依赖进口。对此，一些资本家甚至妄言“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在这种情况下，把生产恢复起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成为新中国的当务之急。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策略。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全党要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把握主攻方向，“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对此，朱德在建国初也提出过“对资本家的剥削暂时还要忍一忍”的要求。
以七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策略为指导，新中国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到1952年底，经过3年的发展，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和主要的产量均已达到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提出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经济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目标已经达到，并确定1953年起开始进行“一五”计划，明确了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前进的目标。
至1956年，新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尽管由于时间较短，存在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等问题，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至1957年，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顺利完成。
五年间，新中国新增固定资产491。4亿元，建立起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制造等过去没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农副业比1952年增长24。7％。而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2。9％，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30。3％，农民的收入增长20％左右。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开始改变了中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面貌，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打造中国盾牌
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捍卫国家的尊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十分关心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部队。
在毛泽东的统揽下，朱德、周恩来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
1949年7月31日，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受命组建空军、即将去苏联学习的刘亚楼等人，并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刘亚楼等人在与苏联谈判组建空军过程中人员培训速度要快，不能误了中央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并且飞行员的作战能力要以能压倒国民党空军为目标。同日下午，毛泽东也接见了刘亚楼一行，提出了空军的建军方针。谈完工作后，毛泽东又特别请刘亚楼等人到小饭厅吃饭，并提议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至1953年底，空军已建立了20多个师及其它勤务部队。由于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很快就在朝鲜战场上初试锋芒。以至于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在海军组建方面，朱德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就海军在国防中的地位和作用、海军的主要任务、海军建设的标准、海军管理干部的来源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意见。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
1951年夏，周恩来视察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大连海校，他对副校长张学思动情地说：“我国是一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到北仑河口止，绵长得很，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条‘海上长城’。”这也正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心声。
在装甲兵建设方面，1950年8月14日，朱德就建立和训练坦克部队的问题致函毛泽东：坦克兵的领导机关即将成立，并拟定了训练计划。建议制造坦克和发展汽油工业，并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样，在建国初期短短的两三年之内，新中国不仅建立了人民空军，而且，海军、炮兵、铁道兵、装甲兵、防空部队也建立起来了，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
1955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已初具规模，陆军特种兵装备得到迅速改善，步兵旧杂式武器装备大部分淘汰，全军武器装备水平比新中国成立时提高了一大步。
“两弹一星”：发射的前前后后
然而，仅仅发展常规武器是不够的，新中国必须拥有有效的防卫武器，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
毛泽东是不信邪的，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毛泽东曾严厉地批评了对原子弹威力进行过分渲染的博古。在接受国际友人采访时，毛泽东风趣地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
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核讹诈，新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
在一穷二白、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要想研制原子弹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向苏联“老大哥”请教似乎是一条捷径。
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曾提出参观原子能有关设施，被斯大林拒绝了。到1954年9月，苏联才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去苏联参观核爆炸试验。去参观的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外，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等人。
演习时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吹掉了彭德怀的帽子，也坚定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一宣告，揭开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序幕。
1956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答应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然而，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次年7月16 日，又公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到8月23 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这一手，完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