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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恩来在旅欧的4年期间，负责旅欧学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并筹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不仅积累了斗争经验，而且对中共初期的建党、建团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9月，周恩来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并应其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的推荐，出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21日，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个县的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区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
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本来应该有更早的见面机会。
1919年，蔡和森和其它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启锚远航赴法留学，但本来打算一起去的毛泽东却决定留下来。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而此时，在天津的周恩来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启程赴欧洲留学。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巴黎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接到通知，准备派人参加。但由于路途遥远，最终未能成行。否则，上海也许会成为毛泽东、周恩来二人的第一次握手之地。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召开。已经从法国返回中国的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但此前一个月，毛泽东却因为身体原因回湖南休养，两人又错过了第二次可能见面的机会。
没有人知道在两人见面之前，是不是就相互了解。但可以推断的是：两人应该对彼此都有耳闻。
同样，目前也没有资料准确地记载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唯一有资料可查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都参加了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们都曾同陈独秀商议，要求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原因，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开始逐渐密切起来。
毛泽东当时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刊登的《东征纪略》上，记述了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其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
投桃报李，周恩来派人接管汕头《平报》并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后，在该报副刊《革命》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
当时，很多人对形势变化感到意外，但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却显示出了近乎一致的高度的预见性和政治敏锐性。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信号。周恩来闻讯后则立即来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反被蒋软禁了一天。
之后，两人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却没有被采纳，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不退的要交出名单。
中山舰事件算得上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重大事件上的第一次合作。两人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一致，显示出政治家的敏锐头脑。不同的是，周恩来在这个事件上更为灵活，尽管他不赞同与蒋介石言和，但对于下一步的打算，他认为“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半个世纪的合作中，这一风格贯穿始终。
所幸的是，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在农讲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课程，并邀请周恩来、肖楚女、彭湃等同志到农讲所授课。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关系继续延续下来。
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两广区委共同研究，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中选调了几十名干部，到农讲所经过短期培训，派往广东各县担任领导农民武装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份，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而周恩来也因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中的突出表现，被调到上海，进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周恩来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因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周恩来由此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成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中第一个进入政治局的人。
广州初会（2）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1926年1月第一次共同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不到一年的合作，由于大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两人又各在自己的领域为党的建设发挥着作用，直到再次握手。
在此期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
南昌暴动
南昌起义是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朱德和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在他们分别后的第二次相会，将开创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正因为有了南昌起义，才会有后来的朱毛会师。
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后，1925年朱德又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天回到国内，利用旧关系到川军中动员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秘密进行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花园角2号寓所，朱德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来人将带来在南昌发起行动的部署方案，这个人就是5年前介绍他入党的周恩来。
这是朱德一年内第二次进出南昌了。
早在1月份，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德率原第二十军军官考察团的多名成员来到南昌，转到第三军开展工作。由于驻守南昌的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三军军长王均等人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好友，朱德被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南昌公安局局长、警备卫戍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朱德辞去公安局局长、警备卫戍司令等职，于6月中旬离开南昌。
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中共中央做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21日，朱德重返南昌花园角2号，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朱德利用各种关系，很快弄清了南昌及附近的兵力部署以及设防与火力配备情况，并秘密绘制了敌军分布图，详细地标出了街道、地名和兵力、番号、碉堡、火力配备等。对朱德而言，这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第一次参与军事活动，兴奋与激动在所难免。
周恩来是从5月下旬起开始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他曾在4月份，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没有稳固之际，“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6月17日和20日，又先后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因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计划没能实行。
7月27日晚，周恩来到达朱德的寓所。老友相见，分外亲热。朱德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南昌军队的情况。看到朱德绘制的兵力图，周恩来满意地说：“这份兵要图绘得好极了。你为南昌暴动立了头功！”
次日，朱德出面租下了位于南昌市中山路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1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并详细研讨了起义事项。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确定起义方案后，周恩来亲自到第二十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阐明整个行动计划。
然而，当起义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张国焘却于7月29日接连发来两封密电，提出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是否起义。7月30日，抵达南昌的张国焘在前委紧急会议上要求推迟起义，遭到周恩来的严辞拒绝，周恩来甚至提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我只好辞职！”在大多数人的坚持下，起义得以按计划举行。周恩来签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
“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之目的，决定于明早晨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朱德领受的却是一项特殊任务：设法拖住驻扎在南昌的第三军两个团的团长。
31日晚，朱德邀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和第二十四团团长萧日文等人到城西街口的嘉宾楼参加宴会。凭借朱德在滇军的威望，两个团长不仅亲自出席，还带上了副官。宴会在觥筹交错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又摊开了牌局。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贺龙部的一个营长突然跑来告密，两名团长即离席告辞。朱德立即将消息报告了周恩来，起义提前举行。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打响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百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
当天上午，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这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名字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一个委员会的名单之中。
之后，蒋介石以重兵进攻南昌，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
到达广东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起义军主力进击沿海的潮汕地区，以获得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第二十五师坚守三河坝，由朱德指挥。但起义军遭粤军和蒋介石中央军夹击，大败于汤坑。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主要负责人离队，或去香港，或去上海。朱德在三河坝得知南下部队失败后，遂率部向江西、广东交界处运动，经大庾整顿，开始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此时部队仅七八百人。后朱德得知滇军故交范石生部驻扎韶关，遂投奔范部。不久实情被敌军侦知，朱德部又移师湘南。1928年1月，朱德举行湘南起义，4月率部上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会师，建立红四军。
南昌起义是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也正是因为此次合作，才有了后来的朱毛会师。
井冈山会师（1）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起义，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担任起义总指挥。毛泽东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乡、醴陵、浏阳、铜鼓之间，一路风餐露宿，穿山越溪，倍受艰辛。一次，他从安源去铜鼓的途中，在浏阳遇到民团盘查被扣留，那些民团奉命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贿赂民团不成，便设计逃跑，到离民团总部只有200米的地方，毛泽东不顾一切挣脱出来，拼命往田野里跑。最后跳到一个长满了嵩草的水塘中，一直躲到太阳落山，才算逃脱，当时那可是凶险至极。1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埃德加·斯诺讲述着这段经历，口气悠闲得如同掸掉一截烟灰。
这年9月9日，在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攻打长沙”口号的鼓动下，斗志昂扬的三路大军利剑直指长沙。但是，当时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敌强我弱，起义军大都又缺乏实战经验，应变措施不当，各路起义军相继失利。
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上，大家围绕着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争吵不休。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这个穿着布衫、留着长发，身材瘦长的书生，率领一千多人马离开文家市，经萍乡向湘南转移。
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与此同时，朱德正率南昌起义余部与国民党军队顽强抵抗。当他率2000人退出三河坝开往潮汕方向，行至饶平时，一个沉痛的消息传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附近的乌石山全军覆没。
能脱离险境，保存力量就是最大的胜利。朱德咬紧牙关，率部稍事整顿，便经平和、永定、上杭一路急行军，向江西方向的山区开去。
此时，朱德的想法是先找一块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再图发展。这和一个月前秋收起义失利的毛泽东不谋而合。共同的选择使千里之外的两颗心在渐渐地靠近。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