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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这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袁赦、袁盱、袁腾等人虽然在倒梁过程中立下大功，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封侯。同样，司隶校尉张彪早在桓帝尚未登基之前，便对桓帝“有旧恩”，此次立下大功，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降职为南阳太守。这些看似奇怪的人事调动其实有规律可循，因为汉桓帝与其他东汉皇帝不同，吸取外戚梁冀专权的教训，重“义”轻“仁”，倾向于提拔没有家族背景、工作能力较强的基层官吏，而不是重用那些熟悉官场规矩的世家大族子弟。自梁冀垮台之后，终桓帝之世，“四姓小侯”与袁、杨、张等世官世禄的东汉政坛豪门都将与三公绝缘；反之，黄、祝、盛、虞、种、许等名不见经传的政坛小姓氏却相继登上了三公高位，这无疑也有助于桓帝加强自己的皇权。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后，桓帝一一接见，并请他们引荐贤才。陈蕃于是上疏，推举袁闳等人。袁闳乃袁彭之孙，就是袁汤和袁盱的侄孙，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绍、袁术兄弟的从兄。当年陈蕃之所以能够步入官场，与袁闳的推荐有很大关系。此次他向朝廷推荐袁闳，可算是投桃报李。桓帝征袁闳入朝，他却不肯来，也不再理睬陈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亲友来往，从此隐居遁世。
在消灭梁冀以后，汉桓帝对外朝官吏显然更加忌惮。从此之后，他就不再设置大将军一职，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不仅重赏宦官，而且嫌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秘书监，以便加强中朝。这样一来，外朝官员的权力比以往还要小，他们感到处处受制于人，难以施展抱负，自然会调转舆论的方向，把批评的炮火轰向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权力竞争者——宦官。
汉桓帝的确赋予了宦官空前的权力。经过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属民7万6千户，接近梁家鼎盛时的属民总和，几乎等于当时东汉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飞入五侯家”，天下震动，称之为“五侯”。不久后，汉桓帝又封单超为车骑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和太尉的最高武职，过去从未授予过宦官。立即就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白马县令李云仿效刘陶，上书猛烈抨击说：
“自从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汉朝以来，至今已经364年了，即将满一周365年之数，恐怕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包括：陈、项、虞、田、许，臣认为不应该让这五姓的人担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权的重要官职。梁冀虽然持权专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杀他，就如同杀个家奴一般简单。而如今却为此赏赐谋臣上万户，高祖皇帝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西北列将与羌胡苦战了几十年，却未受任何封赏，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会不会起二心？如今官位错乱，小人得势，财货公行，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
这封信非常有趣。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五姓，没有提及袁姓，因为袁姓是陈姓的分支。原来，先秦中国古人的“姓氏”是分开的，一个“姓”包括好几个“氏”，表示该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场合，通常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称“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时期陈国贵族的一个“氏”，陈国是虞舜之后，姓姚（或妫），其君主以“陈”为氏。袁氏既然是从陈氏分离出来的旁系，因此也就属于姚姓，随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秦灭六国以后，礼崩乐坏，中国人的“姓”和“氏”从此不分，原来的“氏”全部被提高为“姓”。
李云指责汉桓帝滥封政变功臣上万户，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只封了2位万户侯，就是曹参和张良。以萧何、陈平、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之大功，都只不过封了数千户而已。汉桓帝大封宦官，目的无非是加强中朝的力量，并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封赏之威权。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难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建议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照样会被视为胡言乱语，不可能被采纳，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云的这篇上书，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统中的位置。按照《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姓属土德、崇尚黄色。而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故意没有提及李姓，还说什么“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在汉桓帝看来，居心叵测。同样的话，如果由火德诸姓，例如姓刘的来说，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诸姓，例如姓李的来说，就很容易被视为别有用心。更何况，李云最后还说：“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这是他与刘陶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
于是，汉桓帝便下令将李云逮捕，让中常侍管霸审问。对于此后发生的事件，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说李云最终得到了赦免，此事轰动一时，后来魏明帝还曾就此向大臣王肃请教李云可以不死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李云的言论中确实缺乏逆顺的礼节，但从他的本意来看，是为了尽心报国。皇帝的威权超过雷霆，处死一个匹夫，和杀一只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桓帝宽宥李云，可以显示自己能够接受切直的谏言，把自己的大度与高尚品德传布于天下。”《三国志·文帝纪》又记载，公元220年，当曹丕篡汉时，太史丞许芝引前白马县令李云上事书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看来这位李云一直活到了汉献帝在位时期，甚至连汉朝在公元196年迁都许昌都知道。而《后汉书》与《后汉纪》却记载，管霸虽然同情李云，但桓帝还是判处李云死刑。听说此事后，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大臣还联名上书，为李云说情。桓帝干脆就将这几名官员一并革职，但在几天后又把他们召了回来。最后，李云便悲惨地死在了监狱里。
在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从孔子删《诗》、《书》，削《春秋》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历史著作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历史作家的笔下，美化或丑化一个人（即便他贵为皇帝），实在是太容易了。区区几百字，就可以把汉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坛，而把秦始皇和汉桓帝扔入地狱。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4）
第三节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并给成年的袁绍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可现实又一次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昔日的仇敌——窦家，居然再次当上了外戚！
梁冀垮台、五宦官受封万户侯，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公元159年开始，宦官将会连续把持东汉帝国的朝政30年。汉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决定东汉帝国的前途，但决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运。无论当权者是外戚、宦官，还是党人，东汉帝国政府都迟早离不了袁家的辅佐。
当袁家成员暂时处于在野的轻闲状态时，刚刚当权的大宦官、车骑将军单超却遇到了烦心事。当了万户侯之后，单超给侄子单匡弄到了济阴太守的肥缺。济阴郡属兖州管辖，而兖州刺史第五种是东汉初年名臣第五伦的曾孙。说来这位第五伦和袁家还很有渊源，他当年因为在北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调，结果丢掉了司空的职务，由袁安取而代之。就这样，袁安踩着第五伦的肩膀，跻身于三公行列。
身为典型的公族成员，第五种非常看不起阉党。他见单匡到任后骄横不法，便派一名叫卫羽的官吏暗中调查，发现单匡在半年任期内贪污了6千万钱，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罢免单匡，并谴责单超。单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杀卫羽，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阳。这样一来，单匡罪上加罪，单超极为被动，只好设法帮任方从狱中逃走，又编造罪名逮捕第五种，发配到朔方充军。时任朔方太守的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受单超旨意，只等第五种一到，就准备乱棍击毙。不料第五种刚到太原，就有大侠拦路杀死解押衙役，将第五种救到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单超听说之后，又气又急，加上单匡被捕入狱，他遭受牵连处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许多武侠演义小说的蓝本。
单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阉人收敛。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竞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铺张奢靡，如同皇亲国戚。有民谣评论他们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这是说：左悺可以令皇帝改变心意，具瑗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徐璜容易发脾气，唐衡则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亲戚或任刺史，或为太守，也都热衷于盘剥百姓。
虽有宦官的横行霸道，后梁冀时代的东汉政局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声誉日高一日，每日宾客盈门，却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见。能够进李膺家大门的，号称“登龙门”。太学生尤其追捧李膺，陈留人符融拜李膺为师，李膺每次见符融，都与他独处一单间，令其他太学生羡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荐自己的同学——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讳，所以在《后汉书》中将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为“太”，如郭太、郑太等等。）
因为和李膺一见如故，郭泰很快名扬京师。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专程去送他过黄河，二人同舟共济，河岸上观者如云，都称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他的点评常能决定一个人在官场的前途。郭泰为人稳重，不愿入官场惹是生非，社会上评论说：“郭林宗自己虽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成为三公。”
另一个为李膺看重的太学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师，有子八人，号称“荀氏八龙”，其中荀爽的名气最大，和李膺的关系也最好。荀家成员都擅长谋略，后逢汉末乱世，他们为袁绍、曹操等军阀献计献策，风光无限，这些是后话不提。
李膺的名气既大，其好友陈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李”、“杜”两姓似乎特别有缘，中国历史上有好几对著名的“李、杜”，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马融、袁汤等人手中的李固、杜乔，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们虽然没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样有名，但也堪称流芳千古了。李、郭两姓同样有缘，东汉时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这两对，唐朝时就更多了。但是，刘、李两家却不大合得来，汉朝时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时刘姓往往不得志，这无疑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几年之内，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纵情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为主。崇拜他们的太学生们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恺”，给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们编了名单，分为五类，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虽然具体人名众说纷纭，但总不外乎李膺、陈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来，倒是很方便东汉政府日后将这些以清高自许的所谓“党人”一网打尽。
对于党人或清流的历史地位，历来有不少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当朝的黑暗势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不切实际，清谈误国。平心而论，在野人士因为不掌握实权，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执政者因为掌握实权，具备谋私利的客观条件，加上独裁帝国的监察制度不可能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