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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少府主管永乐宫事务，永乐宫是桓、灵两朝太后居住的地方。当时，住在永乐宫、被称为“永乐太后”的是灵帝生母董太后，她也是董卓的远亲。董卓既然是羌人，董太后又与他同族，所以汉灵帝就有羌族血统了。董太后素以喜欢干预朝政著称，灵帝卖官实际上就出自她的策划。
公元179年四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79年5月24日），中国全境再次观测到日环食。半年之内两次日食，在古人心目中是无以复加的重大天灾，更坚定了灵帝与董太后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禳祸”的决心，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显然是尚书令阳球。董太后听说新任司徒刘郃与步兵校尉刘纳都仇视宦官，于是让刘郃、刘纳、陈球等人联名向朝廷推荐阳球，使他改任自己梦寐以求的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听上去只是个校尉，其实却是东汉帝国内最有权力的官职之一，而且后世几乎再没有职权这么大的官职了。打个比方，它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北直隶总督兼南直隶总督，执掌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苏、安徽6省市的军政。东汉时期，东至安阳，西至陇山，南至伏牛山，北至吕梁山，包括洛阳、长安二都在内的广阔领土，都属于司隶校尉的辖区。不仅如此，司隶校尉还有权逮捕、审讯和处分所有的中央官员，包括三公与宦官。
阳球上任之后，恰逢杨赐的儿子、袁隗的女婿、京兆尹杨彪向他报告，王甫的门生在地方上贪污了七千余万。阳球大喜，立即以此为由，奉诏逮捕了王甫、袁赦、段颎等人。除了段颎自杀之外，其余案犯均在狱中受酷刑折磨而死，家属都流放到边疆。
袁赦之死，是对袁家政治计划的重大打击。如今，他们与中朝之间的唯一一条纽带被无情地切断了，从此将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袁家的政治角色将从中外朝之间的协调者，转变为外朝领袖。原本，袁绍的政治主张——消灭党锢运动的祸首宦官，领导党人颠覆东汉政权，在袁氏家族里显得非常孤立。而如今，它突然也成了袁家其余成员的选项。袁绍于是因祸得福，在家族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他的事业必然也得到了更多的赞助。当袁家的忠诚度都无法保证的时候，东汉政权的覆亡，真的已经指日可待了。更加糟糕的是，段颎之死很快就将导致西北边境上的一系列兵变，把东汉帝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王甫、袁赦、段颎等人死后，灵帝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不再梦见愤怒的桓帝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天的宽恕，非常高兴，于是下令大赦，放松党锢，把“小功”级别以下的党人都从禁锢的黑名单上除名，允许他们重新做官。
灵帝希望朝野太平，可是司隶校尉阳球还没有喝够人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虽死，他同样厌恶的曹节、张让、袁逢、袁隗、袁滂等人却还活着。于是，阳球制订了一个彻底铲除阉党和洛阳豪强的计划，对自己的部下说：“咱们先干掉大猾，然后解决豪右。宦官的事情由我出面解决，但像袁家这样的公卿豪右，你们直接下手就可以了，何必事事请示我这个司隶校尉啊？”消息很快传遍京师，袁家等豪门听了大为吃惊，赶紧把自家的奢侈用品收敛起来，改过朴素的生活，并积极联络敌人的敌人——宦官。曹节、张让等宦官于是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建议灵帝提升阳球为卫尉。卫尉主管宫廷保安，地位虽然比司隶校尉高，却不能直接审理案件。半年后，他们又报告灵帝，说刘郃、刘纳、陈球、阳球等人与董太后密切来往，想要架空灵帝的权力。这可触了灵帝的大忌，他立即下令逮捕这些人，把他们全部处死。
到了公元179年底，灵帝回过头来看自己在这一年办的事情，恐怕会追悔莫及。由他一手导演的这一系列中朝内讧，极大地削弱了中朝的实力，使其无法再与外朝抗衡。如今，外朝的党人们重新入主朝廷，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灵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赶紧着手培植年轻宦官，重用张让、赵忠、段珪等十余名中常侍，人称“十常侍”。更有甚者，灵帝据说还经常讲“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之类的荒唐话。
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180年，灵帝在连续的政变之后感到身心疲惫，打算引进一些异国风情的娱乐节目。《续汉书·五行志》上说，他喜欢穿胡服，坐胡床、胡坐，吃胡饭，听胡笛，跳胡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家等京都贵戚竞相摹仿，洛阳的上层社会简直全盘胡化，令正统的儒生们深恶痛绝。
所谓胡服，不会是赵武灵王引进的那种窄袖上衣加皮裤的北方草原民族衣着，因为它在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本土化，汉朝官员工作时经常穿戴，不再被视为奇装异服了。估计也不会是波斯长袍，因为波斯长袍的外观与汉族传统长袍差不多，只是花纹的区别大一些，恐怕不足以引起灵帝的兴趣。最有可能的是某种当时在中亚地区流行的希腊服饰，它们在佛教男性造像中很常见。灵帝信佛，所以他穿希腊服饰的可能性很大。胡床和胡坐是两种折叠椅，胡床屡见于近代出土的中国文物中，没有椅背，即北京人所谓的“马扎”，可能是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明的；胡坐大概是有椅背的折叠椅。当时，这两种家具在从罗马到印度的希腊化世界中都很流行，灵帝时传入中国，也不值得奇怪。
灵帝倡导的“胡化运动”，将中国宫廷变得面目全非。笔者估计，他这次“胡化运动”的仿效对象很可能是贵霜（Kushana）文化。由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是当时亚洲腹地的霸主，结合了亚、欧、非大陆上的多种文化，资助大乘佛教，并控制了印度北部和塔里木河流域的部分城邦，对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当时的东半球已经是一个初步全球化的世界了。
全球化有利有弊。它的优点，当然在于促进世界各地先进文化科技的相互学习和发展；而它的一大缺点，便是导致瘟疫的传播。先秦、秦朝和西汉时期，中国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病。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在东汉中前期，中国也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瘟疫，只有地区性的小疫情。但自从桓帝末年开始，中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瘟疫，半个世纪内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极大地加快了东汉帝国的崩溃进程。
这场大瘟疫的肇事者，正是那位据说在十几年前向汉桓帝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公元162年，他的副帝卢齐乌斯·维鲁斯（LuciusVerus）和大将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Cassius）发动了对波斯的侵略战争，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公元165年，罗马军攻陷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并将其夷为平地。但正当此时，西亚突然爆发大瘟疫，他们被迫撤退。疫情愈演愈烈，很快发展成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的瘟疫，扩张到整个已知世界。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到达中国的同一年，罗马军队凯旋回国，也把西亚的瘟疫传到了欧洲。在此后的20年内，这种欧洲人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帝国人口因此下降了三分之一，也就是3千万左右。公元169年，卢齐乌斯·维鲁斯也染疫病死，从此，罗马帝国元气大伤，30年内无力再度东征。如果那支在公元166年秋到达中国的“大秦使团”是真的，那么他们应是在公元164或165年从西亚启程的。当时正是罗马军队在西亚战果最大的时候，也是大瘟疫爆发前的潜伏期。
不期而至的大瘟疫令罗马人在亚洲的所有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但这次侵略战争还是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波斯难民。这些人纷纷涌入中亚避难，到贵霜和中国寻求生计，同时也把瘟疫带给了沿途的居民。自称波斯王子的高僧安世高与贵霜高僧支娄迦谶都在桓帝时期来到中国，将佛经翻译成汉语。安世高对医学尤其感兴趣，他翻译的许多佛经都与名医治病有关，这也说明医药在当时的波斯和中国都有极大的市场需求。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传统医学（又称“佛教医学”）的融合，始于安世高，成于华佗。可以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就是在东汉后期开始的。
看来，随着桓帝时期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北丝绸之路重新被打通，西亚、中亚和东亚的人员来往又频繁起来。汉灵帝推行“胡化运动”，同时爆发全国性的大瘟疫，都是当时东西方交往重新活跃的直接产物。东汉末年的这次瘟疫与1100多年后蒙古人给欧洲带去的黑死病情况很接近，只是传播方向相反而已。
除了人口流动之外，大瘟疫爆发的另一个先决因素便是城市化。在人口密度小的乡村地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交往较少，瘟疫就很难流行；但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繁，外国人也经常出入，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东汉一朝，特别是桓帝在位期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众多居民超过10万的大城市，导致东汉帝国成为瘟疫长期肆虐的乐土。
公元180年底，灵帝册封给自己生下头生子的何贵人为皇后，并拜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侍中兼将作大匠。这位何进虽然是屠户的后代，但他本人却很有文化。据蔡邕的《太尉杨赐碑》记载，何进是杨赐的门生，所以他也就是灵帝的同学。因为受过大儒杨赐的高等教育，所以何进与上过太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关系亲密，也很早就与杨赐的姻亲袁家熟识，这为他后来重用袁绍等党人，力主废除党锢、铲除宦官等政策埋下了伏笔。
公元181年，王美人给灵帝产下了次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何皇后的性情比宋皇后还要妒嫉，宫女每次怀孕后都要打胎，否则便难逃一死。王美人产子之后，立即就被何皇后毒杀。灵帝闻报大怒，亲手救下刘协，将他交给董太后抚养，称为“董侯”。从此，董太后与何皇后这对婆媳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安葬王美人之后，灵帝余怒未息，打算废掉何皇后。张让等十常侍却认为，保护何氏一门对他们比较有利，于是围着灵帝哭泣，各自出钱1千万替何皇后赎罪。灵帝见钱眼开，不再惩办何皇后，并诏命何进出任河南尹。何进非常感激，把自己与何皇后的一个妹妹嫁给张让的儿子、太医令张奉，何、张两家从此结为儿女亲家。不料仅仅9年之后，何、张两家又将自相残杀，结果同归于尽。
灵帝敏锐的商业意识不仅体现在对何皇后的宽恕上，更体现在他发明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新游戏上。他在后宫里建造了一个市场，让宫女和太监们摆摊卖货，灵帝本人也亲自参予买卖，整天和宫人们讨价还价。同时，他迷恋于饲养宠物，在爱犬的头顶戴上进贤冠，还披上高官级别的绶带，大臣们看到后都气得发疯。灵帝又养了4头白色的母驴，给它们套上马车，穿着胡服亲自驾驶，乐在其中，那模样看上去大概有些像阿凡提。消息传出宫中，袁家等公卿贵戚又都竞相摹仿，于是驴价暴涨到与马价一样贵。当年偏偏是东汉马价最贵的时候，一匹好马能卖到200万钱，比桓帝时期贵数十倍。一头驴也能卖200万钱，可见当时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先秦时中国没有驴，西汉时才经西北草原输入中国，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还称驴为匈奴人的“奇畜”。灵帝喜欢驴，也证明了这个有羌族血统的汉朝皇帝对西北草原文化的迷恋。
公元182年初，全国的疫情日益严重。汉灵帝归罪于大臣，诏命他们相互检举。太尉许戫、司空张济自己大肆贪污，却胡乱检举边远地区的26名官员。这时，曹操因为“能明古学”，又被起用，封为议郎。他与司徒陈耽联名上书，说窦武、陈蕃等党人受到诬陷而不平反，当今的权臣个个腐化堕落。灵帝看过表章之后，批评许戫、张济，又封那被诬告的26名官员为议郎，与曹操共事。许戫、张济受批评后心生怨恨，于是又通过宦官诬陷陈耽，将他问成死罪。曹操大概因为有阉党背景和曹嵩撑腰，再加上袁绍等朋友的帮助，并没有受到惩处，但从此就不敢再上书批评时政了。
当年四月，袁隗再次出任司徒。半年之后，杨赐取代许戫，出任太尉。看上去，旧的政治秩序似乎又要恢复了。但是，面对空前严重的瘟疫和经济危机，再加上灵帝这样一位君主，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袁隗这次入阁时，已经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兄长袁逢。公元179年，袁绍、袁术的生父袁逢因病辞去司空一职，此后便在所有史籍中失踪，应当是在公元180～183年间病逝的。身为曾经担任过三公的要员，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