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疑媳叩拇锼担兰普飧龊詈於焓且桓鑫幕耍狈煤苌睿鞯ノ唤艏倍逼鹄矗峁┫咚鳎欢ㄒ业秸飧龊詈於臁！薄 �
这一下，把我吓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全中国都已经动员起来寻找我了。而且据说还是下的全国通电，无论我潜藏在什么地方，也一定不能让我漏网。谢天谢地，幸亏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他听到了这个传达，如果不是他找到了我，再到最后我终于没能逃出法网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用手铐把我铐走了。
“去哪里？”我惊恐万分地向这位记者朋友问着。
“市委。”我的朋友回答着说。随之，我的这位朋友又向我说着，“我已经对报社说了，这个侯红鹅我认识，现在我就去把他带到市委去，到了市委，他自己坦白交代。”
“我坦白什么呢？”我还是不解地问着。
“到了市委再说吧。”就这样，我的这位朋友带着我匆匆地到市委去了。
天津市委机关，就是原来的开滦大楼，解放前我没有进过这幢大楼，解放后，以我一个中学生的身份，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到市委机关来，今天被人带进这幢大楼，我心里真是有点恐怖感。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给警卫看了一个什么证件，没有登记，我们就往楼上走去了。走进文艺处，我的朋友向一位干部说了一些什么话，这时一位面容极和善的干部向我走了过来。
此时已经是入夜10点多钟了，接待我的，是当时文艺处的王处长。这位王处长的名字我听说过，他在解放区写过一个极好的剧本，我也看过这出戏的演出，印象极深。王处长人很和善，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他没有对我板面孔，带着一种十足的文人气质。他看看我，笑了，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也许他是笑我完全是一个孩子，也许是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潜伏极深的人，竟然只有19岁，好象是有点不带劲的样子。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2）
问过我的一些情况，话题就转到日前的这一场斗争上来了，王处长询问我和阿垅的认识过程，更询问了我和阿垅这些年的关系，然后他才对我说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找你。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就是了。你先回家把阿垅这些年写给你的信找出来，再把你和阿垅的关系写一份材料，尽快送到市委来，自己先在家里好好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文件，要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还是我的记者朋友阅历深，他待王处长说过话过，抢在我前面向王处长说道：“是他自己主动要我带他到宣传部来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表示对我要按投案自首对待了。
王处长笑了笑，仍然和善地对我说：“回家去吧，材料找齐了尽快送到市委来，把你的地址留下，有事我们好找你。”最后，王处长送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在分手的时候，他似是无意地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已经被捕了。”
我被这个消息吓呆了。就算是胡风一些人有“错误”，就算他们的理论和马列主义“针锋相对”，可是总也不至于下大牢呀！这时，我才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这突发的事件，似是一枚重型炸弹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从市委大楼走出来，我变成一个呆子，大脑一片空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理解，而且一切也不需要我的理解，它只要我屈从。阿垅已经被捕了，“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一旦运动再有什么发展，等待我的又何尝不是铁窗和镣铐？我麻木了，麻木得顾不得恐惧，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记得我的记者朋友是几时和我分手的，当我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时，心里空空荡荡，我总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只要耳际一响起这种喊声，我立即就打一个冷战，匆匆地回过头去张望，看到的只是匆匆的行人和陌生的面孔。
我只有19岁，这时候我正在准备高校的入学考试，而且我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我是把自己当做革命接班人看待的。无论我读书、工作，还有学习写作，我都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革命事业，我总以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为我们党，为我们社会的每一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对落后、愚昧万分气愤，对于反革命分子，我更把他们视做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相信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相信自己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一部份，我早就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
然而突然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一个在逃犯，而且我的老师已经下狱，我已经是大祸临头了。
我实在不理解他们何以把我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胡风先生，尽管我对胡风先生的理论很崇拜，我读过许多胡风先生的著作，我视阿垅先生是自己的老师；但是《人民日报》不是说胡风等人是一个“小集团”吗？我只认识这个“小集团”里的一个人，难道也算是这个“小集团”里的成员了吗？
直到最后天津市委下达了“对于胡风分子侯红鹅的处理决定”的红头文件，将我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时候，我也是没有闹明白，我是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就是这样，一场劫难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
直到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我才知道了一点我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原因，这还是罗洛先生告诉我的。
罗洛先生对我说，因为阿垅对我的过于欣赏，他曾在写给胡风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天津有一个叫侯红鹅的少年，很刻苦，读了些书，诗也写得还可以，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很可能有点希望。胡风先生有保存朋友来信的习惯，不料第三批材料公布之后，胡风先生被捕，公安部从胡风先生家里抄出了阿垅先生的信，对于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公安部都要查出下落，这时几乎所有的“胡风分子”都已经“落网”了，只有一个侯红鹅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连夜下通电，一定要找到这个隐藏极深的“胡风分子”，也算是“归案”吧，这样，从一开始，我就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
侯红鹅找到了，事情远没有结束。有人要在我身上制造一个大事件，以轰动全国。一个青年，读了胡风的书，受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学着七月派的风格写诗，按照胡风的文艺理论写文章，这不正是由受胡风思想影响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卖命的典型吗？于是事件扩大化了、升格了，我已经被编织到一个怪圈里去了。
过了几天，我忙将有关材料送到了宣传部，这次王处长向我介绍了鲍昌同志，此时鲍昌同志已经借调到宣传部，专门负责搞这场运动，鲍昌说话很原则，并嘱咐我一定要提高认识，才能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
第三次到市委宣传部去，王处长说方纪部长要见我，随后他就带我一起来到中苏友好协会，方纪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家住在中苏友好协会。来到方纪家中，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王处长说了些别的事情就回去了，把我留在了方纪家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方纪那次让王处长把我带到他家去，有两重的用意，方纪看了我写的检查材料，不但没有对我产生什么仇恨，反而不相信这份材料出于一个19岁小青年的手，他私下对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神童。方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和胡风、阿垅的关系都很好，天津的反胡风运动，一开始是对着他的，但他也有政治化的一面，他在看到这场运动的残酷之后，立即上阵指挥，很快天津就因为有了阿垅、鲁藜这样的一些骨干分子，把方纪划到外边去了。
方纪的文人气质，使他没有把我当做“敌人”，他竟然在我写的交代材料中，看出了我的一点点“才气”，他想见见我，或者他就是想判断一下阿垅何以对我如此器重。
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我一直对方纪十分崇拜，我读过他写的几乎所有作品，也听过他的讲话，方纪是一个才气横溢的大作家。方纪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他问我都读过什么书？何以对胡风的理论如此热衷？我回答了他的提问，当然也是批判地“揭发”胡风的理论如何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而“贩卖”的却是反革命的黑货。方纪比我高明上百倍，他是不会被一个小孩子的假话蒙蔽的，看得出来，他对我并不反感，和我谈话也没有教训人的感觉。
政治是残酷无情的，天津领导反胡风运动的五人小组，把我列为重点人物，宣传部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明确指出，阿垅在他写给我的信中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话，就是对我进行特务拉拢，“胡风反革命集团”拿我当炮弹进行反革命勾当。为了让我集中时间考虑问题，宣传部长指示下属给我找个地方，后来说大理道文联宿舍的一间房子空着，鲁藜刚刚从那间房里被逮捕，这样，就把我送到原来隔离诗人鲁藜的房子里去了。
住在大理道空旷的大房子里，我万分恐惧，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我没有政治经验，我也十分懦弱，我怕坐牢，我怕戴手铐，我从来不敢和什么人斗争。想一想，我已经几乎就成了一个囚徒，如今已经被关到一间大房子里了，会不会从这间大房子里放我出去，我一点也没有把握，天知道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有一天下午，我从大房子里向外张望，看见一位老太太正坐在我的窗下哭，也没有人劝她，也没有人理睬她。再仔细一看，我认出来这位老太太就芦甸的老母亲，这许多年她一直和儿子住在一起，卢甸从很小参加革命，全国解放之后，把母亲接到天津来住，儿子变成了反革命，被逮捕送进大牢，老太太失去了依靠，她坐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痛哭。
芦甸的老母亲哭了好久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了，这时我又看见小陈沛在院里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着，这些年在阿垅先生家里，我和小陈沛已经是很熟了，阿垅先生宠爱小陈沛，小陈沛离开爸爸简直就活不了，如今突然阿垅被捕入狱，小陈沛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
文联大楼里的人们听说侯红鹅找到了，就隔离在楼下的空房子里，人们都感到十分有趣，纷纷到我的窗外来张望，这里面的大部分人我不认识。有一天，我站在窗前发呆，可能是脸上流露出了害怕的样子，这时候突然我看见窗外站着一位老同志，他个子不高，圆脸，留着短短的平头，他好象是看我小小年纪就被株连到这样可怕的一场运动感到可怜，又看见我站在窗前的恐惧神态，他索性走到窗下，大声地向房里的我说道：“孩子，别害怕，没有枪毙的罪过。”说完，他还和善地看了看我，然后又向院里的人指了指房里的我，似是在向人们说，原来这个侯红鹅是一个孩子。
我没敢和这位老同志说话，只看着他从我的窗下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作家王林同志，我一直记着王林同志说话的神色，那神色中有一种对于这场运动的厌恶，尤其是当他看到把一个孩子当成“大敌”对待的时候，他于良知上有了感悟，所以他才有胆量走到我的窗下来，告诉我说“没有枪毙的罪过”。
我感谢王林同志。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1）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我算不得是什么“成员”，在大理道文联机关被审查了一个月，也就把我放回家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既然受审查，事情就要有个交代，更要有个结论。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就对我说，可能把我的交代、批判材料作为一个检查在报上发表，就算是对我先作了结论。一天上午，方纪同志带我到了当时的人民剧场，在一个大会上由我作了检查揭发，这样我就得到了最先的解脱，到了5月底，《天津日报》上发表了我的“检查”，题目叫作《控诉阿垅、批判自己》，就算是对我的问题作了小结。
《控诉阿垅、批判自己》的检查“文章”，初稿是我写的，运动当头，胡风和他的朋友被钦定为反革命分子，报上“揭发”了他们“反革命”的历史和现行活动。这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设法保护自己。报上再三告诫和胡风有关联的人们，一要交出信件，二要交代自己的活动，三要揭发胡风的罪行。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带去“自首”，我精神上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端正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