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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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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户人家为自家的发迹编造种种传说,不外是要说明自家的发迹是天意,钱财不是抢来的,不是偷来的,不是不义之财,福寿天定,谁也别看着别人家发财眼红。    
    光编造发迹的吉象是不够的,中国人看不起暴发户,一户人家有了钱,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家包装成书香门第。传统楹联“诗书传家久,勤俭继世长”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诗书传家久”是中国人对于社会地位的最高追求,贫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资格继承文化传统,如此才有品位。    
    曾祖父出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仍是一介布衣,但因为他负有特殊使命,使这位商人成了一个特殊人物,权势自然是说不上,没有官职,没有师爷,出门也没有警车开道,三井洋行给侯六爷配备了一部专车,只是一部东洋胶皮车。如今早就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但那时,这部东洋胶皮车非同小可。这部东洋胶皮车有特殊标志,车轮上涂着红油漆。红车轮的胶皮车,进日租界不受阻拦,日租界栅栏口上站岗的日本兵,还要向车上的人敬礼。    
    侯春源大人身为三井洋行中国掌柜,在天津卫不可一世。但到底儒门教诲,我家老祖宗家门百步之内不乘车,每天早晨去洋行,车子也是停在百步之外。这和当今的显贵不一样,当今的显贵,小汽车一直要开到楼门口,下车时还要把闲杂人等轰开,摆的就是威风。侯六爷每天早晨去洋行,在走出百步登车之前,一路上无论遇见什么人,都要拱手问好。    
    侯春源大人,在侯姓人家排名第六,街面上人称侯六爷。侯六爷出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之后,从侯姓人家分家出来,在当时天津卫的黄金地段大直沽建了一处大宅院,这就是本人小说中常常写到的那处侯家大院。侯姓人家最辉煌的时候,据老祖母生前对我们说,每年正月十五,灯节,家家户户放“花”,就是现在的放焰火,放焰火,费用极高,侯家大院放焰火绝对比大商号的成色高出多少倍,在大直沽一带,正月十四接闺女,正月十五晚上看侯家大院放焰火,已经成了一道风景了。    
    放一次焰火要用多少钱,没有人说过,据说现在重大节日放焰火,每次都要用上上百万,侯姓人家没有那么大的财势,拿出上百万元来看热闹,也是造孽了。但能够在大直沽居民区里制造节目气氛,一定也是一笔大花销了。    
    侯六爷有了钱,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救济穷人,想于慈善事业上做一点点贡献。在天津卫,慈善事业的标志,就是开粥厂。粥厂,市间没有饭吃的穷苦市民,每天可以到粥厂来领一碗粥,粥厂多于冬天开设,我看见过的,一个大大的席棚,棚里有几口大锅,取粥来的穷苦市民,在粥厂外面排成长队,依次走进粥厂,自己带着粥盆,由舍粥的伙计盛一盆粥。    
    粥厂有大有小,大粥厂每天舍1000号,小粥厂每天舍100号,去粥厂领粥,事先也要登记,更要经过审批,当然不像后来办户口那样严格,只要到粥厂去一趟,不经过任何审查就可以领到号了,当然要早去,去迟了,就没有号了。    
    开粥厂之后,还想再做些慈善事业,每年冬天舍一次棉衣,据我的老祖母生前对我们说,侯姓人家每年都要舍上百件棉衣。舍棉衣要有仪式,事先也要登记,登记的事情由“地方”负责。“地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天津卫,“地方”是一种无形的民间组织。    
    舍棉衣还有一点小小的仪式,我在小说《天津百年》的第一部《买办之家》中描写过舍棉衣的场面,仪式虽然不很隆重,但也要有一番表演。到了舍棉衣的那一天,地方各界贤达自然要到场助兴,有的人家还会请来记者,舍棉衣的人家,老家长一定要亲自到场,还得衣冠楚楚,正二八经地非常严肃,粥棚外面张灯结彩,领棉衣的穷苦市民到齐之后,还得搞点活动,各界人士致词,向领棉衣的穷苦市民说几句话,一定要说明这次棉衣是谁家施舍的,更要领棉衣的穷苦市民记住这户慈善人家的恩德,最后施舍棉衣人家的老家长出面致词,譬如什么“天灾人祸,百姓涂炭,一时穷困,生计无着,本人某某某,一不能济世,二不能回天,只能以家人刻苦节俭之所余,买得几件薄衣,施舍邻里御寒活命,身单力薄,杯水车薪,唯家乡父老知我一片诚心。”云云云云。    
    侯六爷为什么要行善举?他不开粥厂、不舍寒衣行不行?当然行,不会有人动员他开粥厂,更不会有人给他指标每到寒冬一定要施舍多少件寒衣。侯六爷为什么要行善举,最后在侯家大院外面立了善人坊?此中自有原因。    
    旧日中国,有三种人家受到社会保护,还不光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社会保护,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动乱之中,这三种人家可以免遭劫难。    
    哪三种人家可以得到社会保护?    
    兵不犯,盗不抢,贼不偷。     
    一是状元府第。一户人家出了一位状元,那是给家乡父老争光露脸的事,一个人出门在外,说起自己是“×××状元同乡”,也算得是一种“出身”了。偷了状元府,就是偷了全乡父老,那是要遭到同乡唾骂的,那个盗贼也就休想再在乡里住了。第二种人家,贞节烈女,那是更不能偷盗的了,节妇清贫,家里没有隔夜之炊,就是下到院里,你也休想找到什么东西;再说,夜深人静,你一个粗男人下到人家节妇院里,偷物事小,名声为大,被人捉到官府,那是有杀头之罪的。第三种不能偷的人家,就是善人府了,人家有钱行善举,开粥厂,舍棉衣,你把善人府第偷了,一方的穷人还靠谁人施舍呢?    
    侯六爷吃洋饭,背后有三井洋行的势力,在朝廷官员眼里,就和洋人一样,据我的老祖父生前对我们说,有一天晚上侯六爷喝醉了酒,坐上车子,就是侯六爷大人专用的那辆红轮胶皮车,我爷爷怕老人家出去惹事,不能劝阻,就坐在后面一辆车上,紧紧地跟随。侯六爷吩咐车夫把胶皮车拉到天津府衙门,下得车来,狠狠地敲天津府衙门的大门,了得,府衙门,政府机关,一个普通百姓夜半三更敲府衙门的大门,道台大人出来,不打你40大板才怪。但,敲门的不是侯六爷吗?差役禀告到道台大人面前,道台大人立即吩咐开门,亲自出来迎接。    
    夜半三更,侯六爷找天津府道台大人有什么事?    
    下棋。    
    侯六爷喝醉了,我爷爷没喝醉,看见道台大人出来,我祖父忙上前致歉:“唉呀,道台大人,有罪有罪,家父酒后放纵,还请道台大人海涵。”    
    我爷爷还想向道台大人再说几句致歉的话,只是,你猜怎么着,道台大人居然吩咐差役摆好棋盘,而且茶水侍候,将侯六爷请进大厅,他两个人对面坐下,当头炮,把马跳地下起棋来了。


第一部分二、深宅大院里的买办人家(3)

    当然,这盘棋下的时间并不长,没走几步,侯六爷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立即,我爷爷叫来胶皮车,又将我的曾祖父拉回来了。第二天我的曾祖父一觉醒来,我爷爷对他说过昨天夜里去找天津府道台大人下棋的经过,我的曾祖父立即备下重礼,赶到天津府,向道台大人谢罪。    
    侯六爷膝下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没有立住,夭折了,二儿子侯晋祺自幼苦读诗书,于旧学甚有造诣,三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侯晋泰,热心新学,成了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也算得是张伯龄先生的弟子了。据老祖父生前对我们说,在南开大学读书,老祖父因为自幼养尊处优,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和同学们一起吃饭,什么也吃不着,张伯龄校长看我的老祖父过于腼腆,每天吃饭都让我的老祖父和他一起吃,这样我的老祖父于南开大学读书时期才没有挨饿。    
    侯六爷的第四个儿子,有生理残疾,自幼什么事情也不做,人人都得宠着他,养了一身的坏毛病,最后还是早早地去世了。如此,侯姓人家的第二代主子,实际上就是我的二爷和我的祖父兄弟两个。    
    老爹有这么大的财势,自然不需要孩子自己出去奋斗,我祖父和他的哥哥就在家里养尊处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好在到底家教严格,老祖父弟兄两个也知道自律,生活虽然优越,兄弟两个都没有染上坏习气。二哥侯晋祺努力旧学,每天刻苦读书、写字,后来到我懂事的时候,每次到二爷院去,还总看见二爷恭恭正正地坐在案上读书、写字。二爷侯晋祺于书法上造诣极深,却从来不送人书法作品,有一次我问我祖父,二爷写的字这样好,怎么街上那么多字号就没有一家的牌匾是二爷写的呢?我祖父一听立即就捂住了我的嘴巴,更是万分紧张地嘱咐我说,这话千万别去问你二爷,你问他为什么不写牌匾,他会生气骂你的。写牌匾,那是生意字,以自己的书法去换钱谋生,是最被读书人看不起的事,记住,你二爷的字是秘不示人的。    
    这就是我的二爷爷,二爷爷青年时期,一心读书,据祖父告诉我说,二爷爷读书读到已经不喑世事了,二爷爷从来不和亲戚走动,无论谁家的红白大事,二爷爷都不参加,外出应酬的事都由我祖父出面。侯六爷公务繁忙,每天还要接到许多许多的邀请,更有许多应酬,譬如哪位大人的寿日呀,或者是谁家里有了什么事情呀,侯六爷接到邀请自己没有时间出席,就由我祖父代表出席,那时候我祖父也就是才十几岁,但我祖父是代表侯六爷来的,受到的礼遇和侯六爷一样,宴会上,侯六爷坐在什么地方,我祖父就坐在什么地方,出席宴会的人对侯六爷什么态度,也得对我祖父什么态度,人年轻,身份重,封建,就是这个规矩。    
    二爷爷侯晋祺从不参加这类应酬,只在家里读书用功,确确实实,侯晋祺大人于旧学上的功底绝对不在什么大学者之下,解放前夕,二爷爷住在老英租界,英租界里住着许多前朝的遗老遗少,我的二爷爷没事就去找那些人一起吟诗说古,日子过得倒也悠闲。    
    我祖父侯晋泰性格和他的二哥截然不同,我爷爷对于中国旧学没有兴趣,字也写得不好。我看见过的,遇到什么场合,有人摆好文房四宝,请我爷爷留墨宝,我爷爷当即就给人家下不来台,气乎乎地对人家说:“别让我留骂名了。”    
    当然,就算我爷爷于旧学没有兴趣,到底自幼受的家学教育,于书法上总还是有一些修养的,在我眼里,爷爷的字,绝对已经就是艺术品了,和现在许多书法家比起来,未必就在他们之下,再看如今许多名士到处题字留下的那些破字,才更知旧知识分子的自重,真是难得的修养了。    
    天津是一个新学昌明的开放城市,大教育家严范荪先生最早在天津开办了敬业学堂,(南开大学的前身),我祖父就是敬业学堂第一届学生。敬业学堂设立新学课程,其中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英文,爷爷早年读书用的课本我还看见过的,那种书叫《英文法程》使用的还是韦氏音标,读起来和说中国话一样,极是生硬,“介斯一斯买布克”(this is my book)和现在的国际音标绝对不一样。我小时候跟爷爷学英文,就是这样学发音的,所以直到如今我的英语发音不正确,到了美国和美国人说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    
    敬业学堂的学生,在当时的正统人士看来,已经就是新潮异类了,接受新学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看清了满清政府的腐败,革新社会,寻求真理,是新潮学子们最高的人生理想。后来我曾经问过祖父,许多南开大学的学生都远渡重洋寻找真理去了,怎么您就没有参加这样的革命行动呢?老祖父回答我说,第一代远去法国寻找真理的同学曾经找到过他,希望他能和大家一起去法国,“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有必要冒那样的生命危险寻找真理去吗?”就是这个原因,我的老祖父于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参加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壮举,优越的生活环境,不可能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只能是一个落伍者,侪身于芸芸众生之中,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    
    侯春源大人就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每年有多少收入?无据可查。据老祖父说,那时候侯家大院过的日子和皇宫差不多,侯姓人家吃皇粮,也就是“番邦”给天朝进贡的粮食,“贡米”,红颜色,米粒大,18粒米排起来正好一寸,民家吃这种米,被官府知道了是要治罪的,但侯家大院公开吃这种米。不光是侯家大院吃这种米,天津北京许多户人家都吃这种米。不是百姓要造反,是皇帝不行了,满清王朝的天下行将崩溃,满天下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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