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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侯红鹅的青年成了反革命的典型人物，如今那个只在报上见过名字的人到车间来了，人们感到的惊奇不逊于今天的青年见到走红的明星一样，人们停止工作，呆呆地看着我，就象在动物园里看一种稀有动物一样，我听见在我背后，有人在小声地说：“这就是报上说的那个侯红鹅。”
从作协调出来之后，还要回机关办理一些手续，一连几次回到机关，人们就像根本不认识我，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办过事情之后，我偷偷地到余晓的房里去看他，余晓就告诉我，他的问题也定下来了，秘书长通知他去一个钢厂报到，他说有一些事情还要清理，暂时还留在机关里，但已经不参加编辑部工作了。这样，天津作家协会，就把“胡风分子”全部清理出去了。
从作家协会调到工厂，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对于我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倒也轻松了许多，这里的人不关心我的思想动态，工人们还因为我读过许多书，对我有一点尊敬。工厂里的事情和我无关，我上班工作，下班回家读书，还写了一些诗作，以林希的名字寄出去，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离开作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我自己努力学习写作，将来也许会写出好作品来的。
1957年的夏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民主党派相继举行各种会议，大鸣大放，各种各样的意见开始见诸报端。消息不断传来，说是北京大学出现了青年黑格尔学派，许多人给党提意见，政治空气颇为活跃。正在这时，我也听到了毛主席在中央的两次讲话，这两次讲话给人以轻松的感觉，后来发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内容，在这些讲话中是没有的，而且我还亲自听到，说是胡风如果不是反革命，也应该包括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范围内。
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我见到了余晓，他还没有离开作家协会，他告诉我说，可能收回了对他的处理，余晓还告诉我说，秘书长对他说过，按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们过去对林希的态度也不对，我们不应该把林希当敌人看待，林希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回来讲。
虽然我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但对于整风，我却想躲得远一些，本来我就不想参与政治，胡风问题是把我牵连进去的，否则我和政治何以会连在一起呢？在整风期间，没有任何人邀请我去参加大鸣大放座谈会，我更没有写过任何一个字，我也不想给共产党提意见，我更没有为自己的“胡风问题”发过什么牢骚。这倒不是说我有多么成熟，这只能说是我的性格本来就不喜欢出风头，我对人们说的那些话，并不感兴趣，我觉得多读几本书，远比给共产党提一大堆意见要好得多。所以直到现在，任何人查不出我在大鸣大放中有过任何言论，也找不到我有过向共产党“进攻”的罪证。
然而不幸，最终，我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用当时工厂党委书记的话说，“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你有言论还是没有言论，你就是一个右派分子。”
我的被打成右派，的确也就是客观存在了。
…………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2）
虽然我离开了文学界，但我对文学界的情况非常关心，共产党整风的时间并不太长，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和《这是为什么？》，一看这两篇社论，我就感到情况发生变化了。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中国。
一天的早晨，报纸以头版通栏大标题，报道了将鲍昌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在我的印象中，鲍昌是一个政治上很强的作家，他生活、工作都非常严肃。过去在编辑部一起工作，他在终审作品时，政治上的要求十分严格。在鲍昌主持下，《新港》杂志并没有发表多少“毒草”，就是在1957年抛出了宫白羽和李何林的文章，也是做为反面教材供人们批判的，鲍昌被打成右派，我大吃一惊。
过去在和鲍昌共事时，我就感到鲍昌“危险”，鲍昌做学问上十分刻苦，锋芒外露，事业上有成绩。这样的人，必然是运动对象，反右运动天津把鲍昌抛出来，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我实在不理解，以鲍昌和天津文艺界领导的关系来说，把鲍昌打成右派，未免也太残酷了，但我确确实实看到报上鲍昌好友写的文章，题目叫《鲍昌的灵魂已死》。
把鲍昌打成右派，是一夜之间的变化，变化得令人啼笑皆非。
天津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是从批判机关内一位青年女编辑开始的。这位女编辑，刚刚大学毕业，她分配到编辑部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被清洗，反右斗争开始，天津作家协会寻找运动目标，平时这位女青年喜欢说些尖刻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目标就选中了她。那时，我还常常见到天津作协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这位女青年挨批了，大家都对她表示同情。
堂堂天津作家协会，只批一个青年女编辑显然不够胃口，很快，就听说柳溪被上面点名了。柳溪刚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天津，是一个没有心眼儿的傻大姐，1956年揭发丁陈反党集团，周扬揭不开丁陈反党集团的“盖子”，方纪向周扬建议从天津柳溪身上打开缺口，保证能置丁玲陈企霞于绝境。于是方纪和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找到柳溪做“工作”，要柳溪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本质，要柳溪及早站到革命一边，不要受反革命蒙骗，滑进反革命的深渊。
50年代，滑进反革命深渊，意味着政治歧视和生活灾难。一个人一旦滑进了深渊，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立即变成专政对象，轻者送入监狱，重的就更不可想象了。落入深渊之后，还要连累到家庭，深渊中，子女不得升学，全家人都将从社会上消失，这一切的后果太可怕了。所以，中国人真是谈深渊而色变了。
柳溪不敢落入深渊，更不甘心和反革命站在一起，只得向革命领导屈服，答应揭发丁玲陈企霞反革命本质，和他们做斗争。
从柳溪这里打开缺口，周扬喜出望外，要天津将柳溪做重磅炸弹，置丁玲陈企霞于死地。方纪做柳溪的工作是下了心血的，据周良沛记述，每天晚上方纪用汽车将柳溪接到他的家里，嘱咐门房关上院门，并对司机和门房说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方纪接见柳溪的消息。那时候周良沛住在方纪家里，周良沛刚刚20岁，在天津没有朋友，周只有在方纪陪同下才能各处走动，他们不怕周良沛走露消息。
在方纪家里，和方纪一起动员柳溪的，还有当时天津市委的宣传部长，他们要揭发丁玲陈企霞背后怎样说周扬的坏话，要柳溪揭发丁玲陈企霞如何对抗党的领导。方纪和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向柳溪保证，只要柳溪站出来揭发丁玲陈企霞反革命罪行，无论柳溪和丁玲陈企霞原来的关系多近，绝对不会株连柳溪，用他们的话，“保证你没事儿。”
在可怕的心理攻坚面前，要一个人不动摇是不可能的，柳溪年轻，对配合一片忠心，更面对深渊的威胁，心中更有党的多年教诲，一时做了违心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柳溪站出来的消息报告到北京，周扬大喜过望，立即召开作家协会扩大理事会，据参加过那次扩大会议的人回忆，会议开始时，丁玲和陈企霞走进会场态度还非常轻松，他们坚信周扬想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是容易的事。但当天津作协代表走进会场的时候，丁玲陈企霞一下子面色灰了，他们看到天津代表们簇拥着柳溪，柳溪头也不抬，匆匆地就被带到了最前面的座位上。
丁陈反党集团的事件，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震动，从此丁玲和陈企霞落入深渊，他们从社会上消失了。
可怜的柳溪回到天津，以为自己没事了，她想找领导谈些今后的打算，出乎她的意料，方纪不肯见她，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更不肯见她了。
从此柳溪像是一个瘟疫患者，在机关里人们躲着她，作协机关领导见了她，话也不敢说，绕着道儿就溜开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柳溪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到这时她才又看见方纪，又看见了宣传部长，但此时的方纪和宣传部长是主持批判大会的领导，铁着脸，横眉冷对阶级敌人，散会后，柳溪想靠近一下领导，立即被人推开了。
揭发批判柳溪，天津作家协会组成强大阵容，首选战士，非鲍昌莫属，鲍昌理论水平高，博学，口才好，政治坚定，年轻有为，前途看好。鲍昌一马当先，柳溪再“狡猾”，也逃脱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批斗大会上，鲍昌慷慨陈词，从理论上反驳柳溪的反动小说，揭发柳溪的右派言行，柳溪面向革命群众，站着洗耳恭听，还要做记录。
革命传统，批斗会，被批斗的人没有座位，面对革命群众，挨批的人要做低头认罪状，像挨罚的小学生那样，站在大家的对面，听台上的批判发言，还要做记录。
站着如何做记录？这是一种本领，好在中国文人有倚马可待的能耐，伏在马背上一挥而就，就是一篇传世文章，到了革命一代，革命运动中的罪人为了感谢革命的拯救，就必须站在革命群众对面，恭听革命群众的批判，更要把大家的批判记录下来，晚上根据大家的揭发写成交代材料，明天再来低头认罪。
柳溪站在台下听批判，鲍昌在台上义正辞严，“柳溪，你我虽然只有一面之雅，但我对你的灵魂早在洞彻…………”云云云云，鲍昌的发言有理有据，柳溪只得甘心挨批。
最后，鲍昌向柳溪说：“柳溪，今天对你的批判斗争先给你一个警示，你休想避重就轻从革命群众的斗争中逃掉，明天这个时间我还要继续对你进行揭发批判，你要做好准备，不要顽抗到底。”说罢，鲍昌得意地走下了讲台。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3）
柳溪不敢对抗革命拯救，连夜写出认罪材料，第二天早早来到会场，准备听鲍昌对她新的批判。
柳溪走进会场，做低头状，她知道自己的位置，老老实实地走到主席台下面，找到昨天站的地方，规规矩矩站好，恭候革命群众进入会场。
也是柳溪淘气，她站在昨天挨批的位置上，居然想抬头看看会场情况，举目向上看去，主席台上一幅横标，上面一行大字，“坚决将右派分子鲍昌批倒斗臭”。柳溪打了一个冷战，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字，用力揉揉眼睛，再举目看去，那一行大字更清晰了，标语还是昨天的标语，就是将柳溪两个字撕下去，换成鲍昌两个字了。
就在这时，鲍昌挟着公文包走进会场来了，当他走过柳溪身边的时候，看也不看柳溪一眼，大有今天让你粉身碎骨的气慨，柳溪历来爱开玩笑，她拉了一下鲍昌的衣角，悄声对鲍昌说：“别往前走了，你就站在我身边吧。”
一夜之间，风云变幻，昨天的战士，今天右派了。
一九五七年的阳谋，就是如此荒唐。
…………
就是在文艺界今天出一个右派，明天又出一个右派的时候，我那位在报社做记者的朋友，却被搅到运动中去了。他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什么话，也是他平时有些骄傲情绪，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就成了报社里的运动对象。我的这位朋友比较脆弱，经受不住斗争会上的种种折磨，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喝了一瓶DDT。那时候还没有DDV，他母亲发现之后，立即唤来邻居，急忙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报社来人找我，一是要我到医院去做他的“工作”，动员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要和人民对抗，二是向我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对于他的思想情况我不了解，我只好匆匆赶到医院去探视，到了医院，说是已经送回家去了，赶到他家里，看他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们两个人是从小一起的好朋友，他母亲见到我哭了，连连对我说：“家门不幸呀，家门不幸呀。”我劝她不必过于难过，事情总会过去的。
走到我这位朋友身边，远远地就嗅到一股DDT味道，据说是刚刚在医院洗过胃的，医院不收留这样的“病人”，还要回单位接受批判，报社还算仁慈，让他休息两天，但也还布置了任务，要好好地考虑问题。
人们疯狂了，1957年反右斗争会，比1955年反胡风时的斗争残酷多了，1957年反右运动，被批判的右派分子要站着挨斗，一站就是8、9个小时，众人可以向他喊叫，可以向他挥拳，可以对他辱骂，一些脆弱的人做出错误选择，也是情理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