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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们训话的时候说，到了农场第一关是生活关，第二关是劳动关，只有过了这两关，才能过第三关，那就是改造关了。
也许劳动关并不难过，反正你不劳动不行，许多人已经是60多岁了，根本就没干过体力活，农场一点照顾也没有，无论年轻、年老，大家干一样的活。我真看见过大麻袋把人压倒的事，但爬起来，还要再把麻袋扛起来。
劳动关对于我来说，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反正无论怎样累，每天你也得出工干活，想偷懒是不允许的。一个京剧团的小武把子，年岁和我差不多，不肯干活，每天晚上都要挨斗，但他不是右派，他就在团里捣乱，也有点不规矩，于是就被送到农场来了，送到农场来，他还是捣乱，不干活，到了地里就吸烟，班长管不了他，下工后就向队长汇报，队长就让大家“帮助”他。你“帮助”他，他还是不怕，第二天，照样不干活。
我不肯学他的样子，我觉得可耻，我想就是累死，我也不能像他那样每天被“帮助”，农场里“帮助”人的方式是极特殊的，除了不能打人之外，什么“帮助”方式都可以使用，我亲眼看见有人指着那个小武把子的鼻子骂他祖宗，他也不生气，第二天，他还是不干活。
小武把子有他的哲学，他说反正你不能枪毙我，他没有文化，没有自尊心，和我绝对不一样，就是进了农场，我也不愿意人们用那种方式“帮助”我，我低头干活，一点也不比身强力壮的人干的活少。我想不就是让我干活吗？我认了，只要累不死，我就一定好好干活。
至于生活关，那就更好过了，人在没有一点希望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关”了，每天就是窝头、白菜，到了开饭时间，就是想填饱肚子，不抱任何希望，这样，生活关，也就过来了。而且农场规矩，家里来人探视，不许送食物，据说吃得好了，不利于改造。有人就因为偷着藏了一瓶辣酱，被发现之后挨了“帮助”，没有人给我往农场送东西，只要饿了，也没有咽不下去的东西。
生活关，最过不去的，是蚊子和狗蝇。蚊子多得夜里睡觉落满你的蚊帐，看着都吓人。这里是原始荒地，从来没有人影儿，忽然有了灯光，有了人，蚊子就发疯般地飞来吸血，最可怕是你一不小心，蚊子钻进了蚊帐，这一夜，你就要被活活叮死。更可怕，夜里你总要方便，蓬帐里不能放便盆，你要跑到蓬帐外面去，方便一次，一路上就会有几百只蚊子咬你，再跑回来，你身上已经被蚊子咬得没一处不痒了。
蚊子晚上咬人，狗蝇白天咬人。狗蝇，也叫马苍蝇，个子比苍蝇大，落在牲口身上吸牲口血，落在人身上，人没有感觉，直到人感到似是一根钢针刺进你肌肤，挥手一拍，狗蝇被你打死了。这时，一只死狗蝇带着你的鲜血粘在手掌中，身上立即就隆起一个大疱，痒得你难忍难挨。在农田劳动，譬如拉犁，不容你抬手，明明感觉到狗蝇落在身上了，也只能让它咬你，直到你腾出手来的时候，才能再去打它，这时，那只狗蝇还在死死地咬你，吸你的血，又疼又痒，真是令人叫苦不迭。
初来农场，没有经验，头一次晚上到河边去洗身子，就觉得满后背都似落满了狗蝇，抱起盆来就跑，跑回到蓬帐，背上至少被咬了几十处，也没有什么药好敷，就是拚命地挠痒，没多少时间，皮肤就挠破了。
第三部分十二、“你是什么东西？”（1）
右派分子本来是同一类人，但人们的修养品格不一样，右派分子也就各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表现。
据队长说，判断一个人改造得好不好，首先看对自己的错误有没有认识，只有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脱胎换骨，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为了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认识，右派们开始选取各种方式，表示对于反省有进步。这当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敢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
在农场，右派向队长汇报思想情况，先规规矩矩地站在队部办公室门外大声喊叫：“右派分子×××报告。”许多人喊报告时声音宏亮，以表示自己对错误极是痛恨。我喊不出来，在农场多少年，我一次也没主动到队部去过，队部也没找过我一次，所以我从来没有喊过什么“右派分子林希报告”之类的话。队部表扬过一个人，说这个人有一次到市里去办什么手续，中午他要到饭铺吃饭，服务员问他吃什么，他立即站起来向满饭铺的人大声说道：“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请求大家对我监视。”我想这个人也真是太会表演了，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觉悟呢？如果一个人真有这样的“觉悟”，他一定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人，这和改造怎么可以连到一起呢？
农场可以对右派分子们随意羞辱，使他们丧失自尊心，把自己视为一个人渣。我自己所以在农场里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惹怒任何人，我怕他们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
但是，就是这样，我也没有能够逃过这种羞辱。
第一次受羞辱，是在农田地里，我和大家一起劳动，那个因为有贪污行为的班长，在众人面前耍威，向人们骂街，骂大家干活不出力，右派们只能恭恭敬敬地听着，我没把他当做是一回事，就昂着头站着。班长感到有点丢面子，他冲着我就喊：“你不爱听怎么地？我骂的就是你！”
我当然要和他争辩，“你说我干活不出力，我什么地方比别人干的活少了？”
有人敢顶撞他，班长发火了，他放下农具，一步跳到我面前，挥着拳头向我喊着：“站好了，说，你是什么东西？”
按照农场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当有人问你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必须立正站好，大声地回答说：“我是右派分子×××。”
我不肯回答，只站在原地方不动，我也不看他，我也不报自己的身份，这一下，班长更发火了，他向我吼叫：“说，你是什么东西。说！”他还向我挥拳头，似是要打我。
我是一个犯“拧”不怕死的人，否则我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也不知道那时我是怎么想的，我就是不说我是什么东西。我和那个班长对面站了好长时间，倒是同组的人出来解围，同组的人对班长说：“不能总这样耽误时间呀，不是还得先干活了吗？”这样，班长才算没和我过不去。怎么他就放过我了呢？因为队部有规定，批斗会不得在农田里开，队部怕在农田里开批斗会不好控制，真动手把人打了，闹出去不好交代。
晚上下工，班长也没到队部去报告，因为他无故骂人首先就不对，这次和这个混帐班长做对，我就算是没有吃亏。
凭心而论，我是抱着一片赤诚到农场来的，虽然对于被划右派，我感到委屈，但我也还是认为自己有错误，尽管我不认为自己的错误真的就是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至少我没有听党的话，阶级立场、思想感情没有经过改造，在思想深处，我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想到这里，我对自己也很是一种痛恨，在我们美好的社会里，人人都听党的话，人人都跟着党走，每一个人都热爱领袖，大家都为造福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只有我，把个人的名利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把个人兴趣看得高于一切，我想当作家，这明明是个人主义在作怪，而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感情，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我就必然要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到农场来，我立志一定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而脱胎换骨的唯一途径，就是参加体力劳动，在劳动中体验劳动创造一切的伟大意义，在劳动中使自己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我离开作家协会的时候，秘书长曾经对我说过，你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做人，根本就谈不到当作家。我记着这句话，我必须先在劳动中净化心灵，净化感情、消除一切私心杂念，只有好好劳动，我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新人。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农场里，我才能得到心理平衡。不像有的人那样，想不通，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自己疯了，得了精神病，那样连改造也耽误了。和我同“班”的一个右派，就是想不通，他总认为自己没错误，没有多少时间，他就得了精神病，农场让他的妻子把他领走，临走时他还神神经经地向我讲了一大通革命道理，我怕惹事，忙着躲开了。
送进农场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就要到了，队部传达说，为了对右派分子们加强改造，农场准备召开一个大会，由右派分子们订出改造计划，向党和人民悔罪。
听了这个决定，农场里的右派们都极是高兴，因为这些人在农场里和各种各样的人编在一个队里，而且班长还都是那些被右派们看不起的各色人等，自然心理不平衡，认为自己好歹也是个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和那些小偷小摸、历史反革命、流氓坏蛋们不一样，和他们编在一起，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如今听说是要给右派单独开个会，这一下，右派的身份就显得和那些坏人不一样了。对于右派主要是改造，而对于那些坏人，则是惩罚。
右派总强调自己是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和那些小偷小摸小流氓小贪污犯有区别，农场不承认这种区别，在农场管理干部的眼里，被送到农场来的，全都是敌人，而敌人是不分什么高等敌人和劣等敌人的。也许是上边有了什么精神，如今要把右派和那些人分别出来了，大家自然把这看做是一种光荣。有了这个精神，原来班里侮辱右派的那些坏人们也不再张狂了，他们再也不敢动不动地就问右派是什么东西了，甚至于他们在右派面前变得乖了，他们认为右派毕竟还是和自己不一样，右派说的话，“政府”相信，一旦惹了右派，他们到队部一个汇报，说不定他们就又要在里面多关半年。这一来，右派们也敢公开地扎堆儿了，休息时几个右派围在一起，班长们再不敢干涉了。
第三部分十二、“你是什么东西？”（2）
为了不辜负农场对右派的格外对待，每一个右派都极是认真地制订了改造计划，许多人一写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还照常出工，在队里很是受到许多人的敬重。对于我来说，写一份改造计划并不是什么难事，很快我就拟好了底稿，队部还发下来了大张的白纸，发下来了毛笔墨汁，我抱着一种极是神圣的感觉，把白纸铺好，工工整整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改造计划。我订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劳动中如何如何，学习中如何如何，生活中如何如何，对自己的要求已是十分苛刻。最后，我还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热爱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字报写好后，我反复看了十几遍，和每一个右派一样，我们并不想靠这个计划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就怕字里行间一个字用得不当，再给自己带来横祸。看过自己写的改造计划，我觉得没有一个字有错误，而且也绝不会引起误解，这样的改造计划，任何人也挑不错儿来。
一天晚上，右派们集合，排队走进一间空房子，就是准备放粮食的库房，先是大家把自己写好的大字报一张一张地挂在细绳上，然后再按照班组坐好，等着队部领导来训话。
开会的时间到了，空空的土坯房里席地坐着上百名右派分子，人们都有些紧张，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敢吸烟，气氛令人感到压抑。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两位队长走进来了，这种队长是公安局干部，专门负责管理右派，他们穿着警服，态度极是威严，眼皮也不抬地走到右派们前面，一句话也不说，冷冷地向着众人站着。人们自然不敢抬头张望，一个个只是低着头等他们讲话。他们并不想立即讲话，他们两个人一个从左边、一个从右边开始围着席地而坐的右派们绕圈，走一步停一步，向着什么人看看，吓得人们连呼吸都几乎停了下来。我想，这也许是要向右派们显示一点精神威慑，农场认为右派们到了农场心情太轻松了，有终于有了归宿的感觉，人们都知道三年两载也出不去，人们也知道到了这里也就算是到了头儿，不会再有更过不去的日子了，反正就是干活吃饭，许多人以吃得饱、睡得着为能事，再加上自己处处小心，队部想和这些人找“碴儿”，都非常困难了。
队部要在右派们的心里制造一点点压力，要让这些人感到日子并不好过，专政机关时时地注意着你们的一行一动，休想到农场来躲避外界斗争，农场里的斗争只能比外面激烈。
两位队长围着众人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