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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十六、活着、或者不活（4）
生活又露出了希望的曙光，我和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到温家房子干校去了，干校里前一期的学员们还没走，他们看见来了这么多斯斯文文的学员，感到好奇。他们都是私营工商界人士，最大的资本家，也就是开过小商店罢了，真正的大资本家，都在市政协里做委员呢。有一个私方人员私下里就问我：“令尊大人做什么生意？”这个私方人员看我太年轻，他猜想我一定是自幼随父经商，才落了个私方人员的身份、所以才到这里学习来。面对这种问题，我哭笑不得，被问得逃不脱了，我就对这些私方人员说：“你们不明白我们的事，学习结束早早回家去吧。”
统战部办学习班，气氛轻松多了，组长由学员们推选，这一下，我被推选为组长了，学习开始时统战部长到“学院”来过，说过三不原则，让大家敞开思想，把这几年的怨气都放出来，无论对于什么问题都可以发表看法，保证不抓典型，不搞批斗，这次学习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社会情况，这几年离开社会太久了，趁着大家学习的机会，区里给大家安排工作。
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真幼稚，就表现在他们对于许诺的轻信，开始学习之后，大家以为百花齐放的美好时光真的到来了，各个班组都敞开思想放怨气，有的班组还办了壁报，学员们纷纷写稿发表意见。看着别的班组这样热闹，我也想带个头，让自由空气更浓烈些，我就在班里率先发言，对这些年政策上的失误，发表了颇是尖锐的看法。
有的人心里有数，无论我怎样带头，人家也是说共产党好，把3年大饥饿说成天灾，大炼钢铁就是好得很，等等等等。当然也有人容易激动，一个姓杨的农剂师，就和我一起大唱反调，他说他是搞农药的，他到农村去过，他亲眼看到地里的草就是比苗高。他还在地里照过相，他身后和人一样高的不是庄稼，是野草。他早就看出来中国人要挨饿了，农业政策完全错了。
还有人说大炼钢铁纯属瞎胡闹，钢铁不是那样一个炼法的，更有人说反右运动出了偏差，把大批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利。总之，人们是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了，以为自由已经自天而降了。
正在大家沉浸在“自由”空气里畅所欲言的时候，一天上午，组里发生了“宫廷政变”，才一开会，突然一个右派站起来对大家说，最近一段时间小组里的气氛很不正常，小组长不能领导大家好好学习，带头发表了许多错误看法，这种局面对于思想改造不利，要求重新改选小组长。他的话才说完，立即许多人表示同意，还没容我闹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一举手，就把我这个组长罢免了。新当选的组长主持小组会，立即有人发言，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组里的发言有许多违背6条标准的地方，我说的大锅饭问题，明明是对人民公社的攻击，我还说农业歉收和自然灾害问题，也是不怀好意。
尽管发生了意外变化，到底不再有农场里的那种批斗了，统战部是一个讲“和”的地方，多么刺耳的话都要听，现在上面没有整右派的指示，把我换下去就是了。免掉了我的组长，我也就不说话了，好在没有人在乎我的说话与不说话，3个月的时间过去，重新分配工作才是人们最关心的大事。
3个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人人都认为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人也自信自己这次一定能够摘掉右派帽子，人人也认为自己这次一定能够分配到称心的工作。学习结束时，大汽车拉着学员们到市里开了一个大会，会上区里的负责干部给大家做了报告，报告从各条战线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讲起，又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比1957年右派分子的无耻澜言，更加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听着台上的报告，台下的人们开始感觉到情况可能又变了，人们不再乐观，反右斗争一风吹的幻想破灭了，而且措词还相当激烈，一口一个右派分子，一口一个无耻澜言。看来原来对右派的许诺不存在了。
报告之后，宣读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果然有一半的右派被摘掉右派帽子了，没有我的名字。何以这次就有这么多的右派被摘掉帽子了呢？据我后来想，这可能就是甄别的结果，有许多人没有什么言论，定错了，如今就说是摘掉帽子，免得他再想翻案，我算是定对了的一个，继续戴着帽子，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右派。
开会之后，宣布工作安排，这一安排，很多人就失望了，原以为摘掉帽子就是革命干部了，重新分配的工作，却不像想象的那样称心。原来是工厂定的右派，还回到原工厂去，做什么工作由工厂安排，原来文化部门定的右派，就不能回文化部门了，一个南开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到电影院去卖票，还有的分配到早点铺，宣布过分配名单之后，很多人都呆住了，人们似是不相信自己听到的安排，他们心中恢复工作的美梦破灭了。
我领到一封证明信，回到工厂，工厂人事科对于我顶着右派帽子回到工厂表示很不高兴，他们向我说，这么长的时间，我还没有改造好，实在让他们感到失望。如今工厂机修部门正缺少一个人管理账目，人事科让我先去那里工作，人事科说这不是对我的最后安排，将来还要把我放到有利于思想改造的地方去。我想，这也就是说还要把我放在车间劳动去吧，好在我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也都无所谓了。
在农场时，几个右派在一起时曾经说过，当右派，还是在农场舒服，虽说制度严格，大家全都是右派，不受歧视；回到原单位，人家都是革命群众，只你一个右派，众目睽睽之下，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果然是这样，回到工厂，连走路人们都躲着我，唯恐我和他们说话，本来也认识的人，看到我回来了，也不打招呼，就像根本就没看见我一样。钻到办公室里，我一天也不出来，就是管我的那本账，这本账倒管得条条有理，为此科长对我还很满意，他看我工作认真，就尽心为我向人事部门呼吁，要为我申请摘右派帽子，他为我写了好几次报告，说我把一本乱得一塌胡涂的老账整理得清清楚楚，应该说是改造好了的表现。感激这位科长的努力，回工厂的第二年，我就被通知说是摘掉右派帽子了。我不知道这是上面的指示，还是对我有了什么宽恕。
虽然最终也是摘掉右派帽子了，但待遇却不一样，有许多会，我是不能参加的，有一些报告也是不让听的。一次是中央的什么文件，说是向全国人民道歉的什么精神，就通知我说不要到礼堂去，还派了一个干部陪我坐在办公室里。我自然明白，戴帽右派和摘帽右派，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既然被定为右派，那就是终生被打入另册，什么前途，什么事业，对于我都早就不存在了。
就是这样，我也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我希望中国再不要搞运动了，能让我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就是天大的幸福了。
第五部分十七、法律的戏弄（1）
1966年的春天，工厂保卫科通知我到保卫科去一趟，走进保卫科办公室，看见公安局的胖刘和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里坐着。我自然会想到，这是找我来的，也自然想到是因为胡风案的事找我来的。
“回到工厂来了？”胖刘到农场去过，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他还是那副样子，不带什么威严地和我说话。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就是这副神态，尽管有的人态度不好，但他从来没有骂过人，也没有亮出过铐子、手枪。
我坐在他们对面，和胖刘说起这几年的情况，他听说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倒是也表示高兴地对我说着：“以后好好工作吧。”
说过几句话之后，胖刘指着和他一起来的那位干部向我介绍着说：“这位是检察院的王处长。开门见山吧，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胡风案来的，也就是为了阿垅的事找你来的。”
检察院王处长一副专政机关代表的神态，他自然知道我和胡风事件的关系，但他今天还是要亲自向我询问种种经过，他象是审问案件一样地向我问着我和胡风、阿垅的关系，又问了我本人“参与”胡风事件的情况。我一一回答，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询问，我等着他们说明他们为什么又来问我这些事。
“胡风案已经拖了10年。”王处长待我叙述完过程之后，对我说着，“现在检察院准备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这也就是说要给‘胡风分子’判刑了。按照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只有胡风和阿垅两个人，其它的人全都释放了……”。一桩震惊全世界的重大案件居然一拖10年不能提起公诉，也是极为罕见了。我在农场的时候，听说过一条规定，说是公安局拘留嫌疑人不得超过6个月，6个月之内如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就必须放人。而胡风案蒙冤人居然被公安局拘留长达10年之久，最后还以宽大的名义释放出来。
经历10年的时间，又经历过反右运动，还经历过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小青年了，多多少少，我也成熟一些了，我也有了一点思考，对于美丑善恶，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听到王处长说要对胡风、阿垅提起“公诉”，我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恐惧。
“今天找你，是要你出庭做证。”王处长最后向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这倒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了。“出庭做证？”我向王处长反问着说，“我能证明什么呢？阿垅在重庆、上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解放后、学习写作才认识阿垅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处长沉下脸，以一种极是威严的声音向我说着：“阿垅案涉及到许多人，这些人都要出庭做证。涉及你的事不多，就是拉拢你参加胡风集团的事，指使你写文章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其余的问题，我们不会问你。”说到这里，王处长停了一会儿，似是让我做一下选择，随后他又向我说道，“自然啦，出庭做证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不动员。我们想，既然你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断绝了一切关系，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你就有义务和人民站在一起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罪行提供证明。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出庭做证，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国家对于应该出庭做证、而拒绝出庭做证的人，也有权利采取相应的措施……”
王处长说话，每一个字都向我暗示可怕的后果，我当时想到的是，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个微不足道的我，是不可能有任何做为的，我的一点点对抗，对于胡风案无济于事，我只能就范，让我做什么我就只能做什么。
如果说，在反胡风运动的当时，我出于一种愚忠和真诚，还没有想到这是一起冤案的话，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思考，我早就不再认为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过错了，我是从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亲身经历中醒悟到胡风、阿垅“反革命活动”的“本质”的，这样我也就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公诉了。但是从我固有的观念说，出庭做伪证，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迫，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现在我可以向人们解释当时我的可怕处境，但对于出庭做证，我总是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中国知识分子被可怕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胆，他们总是希望能够保住一已的平安，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退让，一步步地忍受，而结果最后的那一场“大革命”，才使我们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的甘于被愚弄，才最后一起走向毁灭。
做为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我只有听从安排了。
“我证明什么呢？”我向王处长问着。
“对了，这就好谈了。”王处长满意地说着。
这时，王处长和胖刘一起打开了卷宗，王处长对我说，阿垅的思想问题和文艺思想是不能判刑的，当年无论批判得多么严重，现在也不能提起公诉，阿垅的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宣传，要我出庭，就是证明阿垅对我进行反革命拉拢，要我和他一起颠覆国家。
现在说起来，就是连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可笑，阿垅，一个写了几本书的作家，再加上一个没有写出过任何文章的小青年，居然梦想颠覆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这到底是谁在说疯话呢？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却是现实，而且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