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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过热堂，工人们只揭发陈主任的罪行，动手打人的，是从附近学校请来的革命小将，小将们打人打痒了手，还有种种足以制报敌人的手段，他们更要在陈主任的身上试验种种酷刑，如此，没过几次热堂，陈主任就支持不住了。有一次他请我代他写交代材料，交代材料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1949年全国解放夕，蒋介石找他谈话，布置他潜伏下来，找机会把天安门炸掉，还要他刺杀人民领袖。他要求革命群众对他严惩，请求公安局给他定罪，他自己认为，他的罪行应该枪毙。
陈主任过热堂时所受的磨难，是令人发指的，学生们用橡皮鞭子蘸水打他，让他长时间跪在地上，用上千瓦的灯泡烤他，一切一切都是学生们从革命小说里学来的手段。学生们打过陈主任之后，工人们请他们去食堂吃一餐夜班饭，两只馒头，一碗夜班的营养菜，不收钱，只收4两粮票。
过热堂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野蛮手段，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使用这种手段折磨过共产党人，解放之后，废除肉刑，就是对待刑事犯罪，也不许动用刑具，再也没有过热堂的一说了。许多青年教育读物，在写共产党党员英勇不屈的时候，描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动用私刑的细节，青年学生于接受正面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负面教育，如今要他们制服阶级敌人，顺理成章，他们也动用刑具，给阶级敌人过热堂了。
过热堂的背后，是咬牙切齿的仇恨，进入1966年，新中国建立已经超过25年，旧的仇恨应该说已经消除了，而新的仇恨又从何而来的呢？就说给我过热堂的那些人，他们对我的仇恨是煽动起来的，这许多年的教育一直在告诉人们有一些人对于亡国共产极不甘心，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出来兴风作浪，而他们兴风作浪的目的，就是恢复他们已经失失的天堂，要他们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又有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神话，于是要严惩敌人的欲望就萌生在许多人的心间，如今革命把惩罚敌人的权力交给革命基本群众，动用私刑，给敌人过热堂就成了一种享乐。这就和猫儿捉到老鼠一样，先要尽享胜利者的欢乐，最后再把它吃掉。
惩罚阶级敌人使许多人血液沸腾，给阶级敌人过热堂，更使许多平日萎靡不振的人精神焕发，许多人在贫穷的日子里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幻想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就要过上幸福生活了。只要在运动中有好表现，他们就可以升任科长，就可以长一级工资，尽管一级工资的级差是8元钱，就是这8元钱，也要等好几年时间。如今总算有了希望，只要你对阶级敌人有仇恨，在批斗阶级敌人时有好表现，说不定，你就可以得到那盼望多年、而又一直没有得到手的8元钱。革命就在长一级工资，批准入党的诱惑下，把群众“动员”起来了。
也许过热堂的记忆过于残酷，但，善良的人珍留下历史的创伤，为了告诫后人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历史不会留下空白，更不会留下无法解读的迷团，也许历史缺少光明，惟越过历史的黑暗才有光明。
…………
史无前例革命中，我的遭遇并非触目惊心，可悲的是，那些多年来忠心耿耿执行指示的革命中坚人士竟遭到了比我还要可怕的磨难。
方纪在天津，每次运动都把他列为是重点人物，反胡风的时候，他首当其冲，是他把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拿到他当时负责的《天津日报》来发表的，后来他虽然逃脱了出来，但也受到了警告处分。反右斗争，他又是重点人物，他写的小说《让生活更美好》早就被列为右派作品了，他又一次“滑”了过来，把他的好友鲍昌定为右派分子。斗争过去之后不久，他写了一篇小说《来访者》，惹下大祸，报纸上发表了批评文章，当时他正在南方，天津市委的一封电报把他召回来，立即就把他关在了家里，让他反省。好不容易他又逃过了反击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后来又来了四清运动，这时，方纪似乎开始成熟了，他下到农村，从此就只写些莺歌燕舞的文章了。
文化大革命，方纪，你还想往哪里逃呢？但是，革命群众没有找到方纪，方纪躲到北京去了。
就在周扬被定为文艺黑线头子之后，方纪也被革命群众从北京揪回来了，在街上，我看到了方纪被斗的大字报，那上面揭发方纪的种种罪行，一桩桩，也算是罄竹难书了。大家都要挨革命么，方纪也不能例外，触及灵魂也罢、触及皮肉也罢，大字报上揭发，方纪自己有自知之明，他说他这次不死也要脱层皮。
那时候刚有电视台，每星期试播一次电视节目，电视机还远没有为民间所拥有；看批斗方纪的现场直播，我所在的工厂借来了十几台电视机，放在大食堂的各个地方，全工厂的人都一起收看。本来，牛鬼蛇神们是没有参加会议权利的，但这次为了让阶级敌人们看看可耻下场，就把全体牛鬼蛇神们都拉来了，革命群众坐在座位上看，牛鬼蛇神们席地坐在地上看，一反平日只许低头的待遇，今天破例让牛鬼蛇神抬起头来了。
批斗方纪的现场设在天津最大的体育场———民园体育场里，看气势，最少也有十几万人，口号声、歌声震天动地，那气氛也真够让人发一阵抖的了。为了突出会场的气氛，电视镜头故意照了会场外面的情景，那才是一股火药味呢，全副武装的军人持枪站满了运动场四周，如临大敌，当年镇压反革命，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真让人毛骨悚然。随着一声宣布开会的声音，立即警车鸣叫着就开进会场，台上主持会议的人一声“把反革命分子方纪押上来！”，我的心揪了一下，再看台上，8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拉着戴着手铐脚镣的方纪，走上台来。又是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不光是电视里喊，连电视外面的这个工厂，也跟着一起喊，好像我也喊了，但我知道我的喊声里充满着对于这场革命的反抗。
批斗揭发，方纪被人们从背后揪着胳膊，按着头，做飞机式姿态站好之后，革命英雄们精神抖擞地走上台来。此时，作协、文联之类的组织，早已经被当做是裴多菲俱乐部而惨遭砸烂了，代之而起的是各个造反派组织，以对文艺黑线有深仇大恨著称于世。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走上台来，先读一段语录，然后再开始揭发方纪的罪行；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位革命组织的代表，走过来在方纪的身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就连看电视的人，都听到了一声巨大的声音，可以想象这一脚是怀着怎样的仇恨了。批斗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当大会宣布结束的时候，我看见方纪是被人拉下台去的，当然还发出了一阵铁链的哗哗声。
口号声、打人声，一起伴随着革命样板戏的唱腔，直到今天，我一听到那几出样板戏的唱腔就全身发冷。这种唱腔在我印象里总是和打人、以及被打连在一起的、在我惨遭毒打的时候，工厂大院里在放着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在我看着别人惨遭毒打的时候，那个打人的会场里也放着革命样板戏，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那种野蛮的嚎叫，把那样的声响和那样的场面连在一起，那才真是人类的一大创造，但那只是人类的耻辱，是兽性的最大发作。然而不幸，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有人要听那样的演唱，但愿这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忘掉了历史。
第六部分十九、十年浩劫（5）
看过这样的场面，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没有一点想法的，这怎么可以说是革命呢？就算是群众运动好得很，为什么这种“好得很”就只能对待别人呢？对你们来一次好得很，你们答应吗？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几个上台揭发方纪的人，有的还是我过去认识的人，若说这些人恨方纪，我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这几个人全都是过去想巴结方纪，被方纪最看不上眼的人；今天大言不惭地把自己说成是文艺黑线的受害者，也许不无一点道理。其实这些人才是可怜得很，他们总以为如果自己早一天出道，也许自己早就是姚文元了，但他们并不了解，姚文元只要一个也就够了，再有一个姚文元，其中的一个也是要和我们一样改姓为狗的，那就是说，两个姚文元当中，也要出一个狗姚文元的，一山不留二虎么，历来就是这个道理的。
在方纪被批斗的第二天，我又一次惨遭毒打，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材料，说方纪手下最得宠的神童，就是我。和昨天革命群众痛打方纪一样，这次在一个小小的工厂里，革命群众也要对我下狠手了。
毒打我，就在工厂院子里，全厂工人都出来了，这次不是大家一起下手，而是有组织、有步骤地下手，先宣布我是方纪的神童，然后出来几个人，问也不问，上来就从我的身后打了过来，先是打头，从后面打脖子，后来打我的背，把我打倒之后，一起踢我的身子。打过一遭之后，再把我拉起来，这时候再上来一批人，如法泡制，又和刚才一样，把我毒打一顿，打了一个小时，才算胜利收兵，这些没有打着方纪的人，终于在打我的时候，享受到了毒打方纪的乐趣。
从第一次惨遭毒打到第二次惨遭毒打，大约间隔有3年时间，经过3年革命，广大革命群众确实是提高了，第一次革命群众毒打我，我倒确确实实在一些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仇恨，而在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人真是下狠手；第二次打我，革命群众目光中的仇恨已经没有了，人们打得十分冷静，打过之后，我的眼镜、帽子、金笔和其它的一些小东西，已经全在被打的时候不翼而飞了；落在我身上的拳头虽然不像过去那样重了，但是有几拳又确实是过于狠毒了，他们不再乱打，而是一拳一拳打得很是地方，打我的肋骨，打我最疼的地方，果然是打出水平来了。
惨遭毒打之后，随之就有人找到关我的小房里来，向我要这要那，这个小工厂，大约有1千多人，向我要过东西的人，至少不下100人。全是偷偷摸摸来的，晚上，或者早晨，有些人故意下班之后不回家，就等着在我挨过斗之后，悄悄地找上门来，看看门外没有旁人，推开门就闯进来，然后小声地对我说：“借我10元钱。”你说我是借给他不借给他？借给他吧，这10元钱就算是白扔了，我怎么敢再要他还？谁又能够证明他向我借过钱？不借给他吧，只要一句话，他就可以让我明天再挨一顿毒打，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掏出来，不够10元，有多少是多少，他全拿走了。
除了这种下流的敲诈之外，再有就是无尽无休地要我随份子；本来我已经是敌人了，可是工厂里无论谁结婚，依然要我随一个份子，因为牛鬼蛇神已经不是少数了，放弃了这些人，就要少收上百元钱，而那时100元可以买一张桌子，还能买一张床，在这时候拉这些人一把，把他们当做内部人看待，牛鬼蛇神们谁还敢不识抬举？何况收这种人的份子，又可以只要钱，而不请饭，不要白不要，工厂里的领导阶级，就是这样的一种水平。
惨遭痛打也罢，惨遭洗劫也罢，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事了；最最刺痛我的事情，却是工厂里的人们把我全部的藏书“抄”得没有踪影了。说是扫四旧，他们就抄了我的家，连生活用品都被人们抄走了，当然许多就被抄家的人拿到自己家里去了。抄我家的同时，他们把我的全部藏书一起抄来了，抄来之后，放在了一间空房里，还煞有介事地在门上贴了封条，第二天，那间放书的空房子，就被砸开了，里面的书也就不知去向了。那里面有家传的明版古籍，只其中的一部《公羊传》，若在现在，也值个几十万元的，那已经是绝版古藉了，还有许多家传的珍本书，我向革命群众说过，你们抄我的书，是革命行动，但这些书还有一定价值，千万不要毁掉；想起来，我也是自做多情了，连自己的小命都快要顾不过来了呢，你还管那些书做什么呢？只是，只要有一口气，谁也不忍心看着这些珍贵的古籍被人们烧掉。所幸，倒没见工厂的人烧书；但是，他们却是在一个早晨，把我全部的藏书抢光了，那些古籍书，他们就你一本，我一本地“拿”走了，当时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下过什么命令：“今限于在24小时内，把右派分子林希的黑书交回”，那才叫见鬼，拿走那些书的人，就是那几个造反英雄。因为我明明看见他们在看守我的时候，手里拿着的书，就是从我家里抄来的书。后来，在我平反，离开工厂的时候，我曾经在工厂里贴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