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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谎言-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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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智常常更优先于情感,这样情感才有起飞和降落的土壤。
    





◎奥斯丁的择偶教科书(1)

    文/黄晖菁
    无论从调查统计,还是从电影作品,或是从现实生活中看,奥斯丁的书迷大都是女性。只有女性才会对由舞会、下午茶、钢琴、花边、裙子、书信、流言蜚语、闲聊八卦堆积起来的一部小说痴迷,更重要的,正是女性,尤其对爱情痴迷。
    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们,穿梭在各式各样的客厅,跳跃着不同的舞步,漫步在英格兰各郡的草地上,展开不同落款的信纸,与闺蜜、姐姐或亲近长辈倾心长谈……她们的世界虽然也免不了世俗愁烦之事,但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却总是和爱情有关,确切地说,是和嫁人有关。在她们出嫁之前,嫁人作为一个终极话题,有时静止得像空气,呼吸其中浑然不觉,有时刮起微风,让人心神激荡。
    这样的生活内容,让女人爱不释手。更何况,历经百转千回之后,总有一个圆满的婚礼等在最后。不独如此,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英式贵族生活细节,起居室、壁炉、藏书室、宫廷舞、屈膝礼、纱裙、绣有姓名首字母的帕子、马车、家庭教师、树林、草地……都散发着人与自然和谐时期美好物质的迷人魅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达西先生依然是无数女性的梦中情人,伊丽莎白依然是无数女性羡慕的对象。而奥斯丁的小说,依然是择偶社会学的教科书。
    一旦家里有了成年的女儿,做父母的就要开始操心。有条件的就在自己家里举办各种聚会,没条件的也要送女儿出门远游一番:或去海滨度假胜地洗洗海水浴,或去城里的有钱亲友家玩住几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遇见合适的男人。所有的择偶过程,都从社交场合开始。社交场合便于以财富和地位定位一个人。
    因此,每个男主人公出场,都要不厌其烦交代清楚他的身家背景:是否继承人,年入多少,有几辆马车。每个女主人公出场,她们父亲的收入和地位,也要进行一番说明。社交场合就像一个大牌桌,每个人进去时候都握着一手牌,不同的财富地位就是不同的牌,决定着不同的表现、遭遇和结局。
    英国学者H?。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说,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在一个以等级、财富为择偶标准的社会,可能会出现很多爱情悲剧。但是奥斯丁的笔下,等级和财富却并非就是爱情的对立面。等级能够保证趣味相投,财富能够保障生活无虞——这些都是健康爱情的土壤。
    等级是个大背景。《爱玛》是奥斯丁小说里最特别的一部。男女主人公门当户对,两家人是世交,也都是乡里望族,爱玛的姐姐还嫁给了南特利先生的弟弟。小说里的戏剧冲突,全都来自与爱玛的乱点鸳鸯谱。爱玛一心撮合赫蕊埃特与牧师,这让牧师深感侮辱,因为赫蕊埃特不过是个身分不明的私生女。牧师追求爱玛,同样让爱玛感到恼羞成怒,不仅因为他鄙弃自己的好友,还因为他竟敢对自己起念。而赫蕊埃特在爱玛的开发之下,后来竟对南特利先生起了爱慕之意,这对爱玛不啻于一记惊雷。她发觉自己让赫蕊埃特走上了歧途,而且走得太远了,同时也才发现自己对南特利先生的真实情感。而赫蕊埃特最终也被证明更适合与她阶层接近的农场主罗伯特。
    财富是硬道理。社会地位高低是相对的,远没有财富那么直接、一矢中的。奥斯丁笔下的圆满爱情,必然是理智与情感相结合的,必然是物质和精神双保障的。





◎奥斯丁的择偶教科书(2)

    单有理智,只考虑物质需求,不考虑感情,并不可取。《傲慢与偏见》里的夏洛特选择嫁给愚蠢刚愎的柯林斯先生,获得了她想要的小康之家,但她更愿意劝丈夫经常进行室外活动,由此可以避免经常见面。《理智与情感》里,负心汉威洛比为了富家千金抛弃了自己真正爱的玛丽安,一辈子都避免不了家庭的争吵和内心的追悔。
    单有感情,没有可靠的物质基础,也不被看好。《劝导》的女主人公安妮虽然和温特沃思上校真心相爱,但在男主人公发迹之前,作者仍然安排了两个人的分手。假若温特沃思上校没有发迹,假若两人没有重逢,那么安妮可能会怀着逝去的爱情孤独终老。韶华渐逝的安妮曾后悔当年没有顶住家庭压力选择爱情,这也可能是奥斯丁基于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感慨,然而人生无法重来,无论是作者本人的还是安妮的。作者给了女主人公一个现实没有发生的结局:让男主人公拥有了财产,并且依然爱着她。最终,还是爱情和物质的圆满结合。
    爱情和物质圆满结合的最佳典范,自然是达西和伊丽莎白。达西的魅力,不只在于他的正直善良、宽容深沉。他的英俊外表,他的巨额财富,他的门第权势,都使得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单身汉。妈妈们只要知道他年入一万英镑,就已经认定他是一个乘龙快婿。若不是因为他傲慢难处,会有更多的年轻小姐围绕在他身边。面对这样条件优越到强大的求婚者,伊丽莎白虽然听从自己的内心拒绝了,但是那些优越的条件却并非没有一点打动人的作用。当伊丽莎白亲眼看到宏伟壮丽的彭伯里庄园时,也难免虚荣地想,如果当时接受了达西的求婚,那么她现在就会以女主人的身份在这里接待舅父舅母了,而不是作为一个观光客,装作陌生人的样子,听管家太太夸耀自己的主人。甚至连狷介孤傲的班纳特先生,面对女儿的这样一位求婚者,都说出了“像他这样的贵人,只要蒙他不弃有所请求,我当然只有答应”。
    那句著名的开篇语“一个有财产的单身汉,必然需要一个妻子”,其实也可以解读为:一个要娶妻的单身汉,必须拥有一份财产。并非每个人都像伊丽莎白那样好运,遇到一个富甲一方的对象,但至少也得有一份能够维持小康生活的产业。在拥有这样的产业之前,婚礼永远不会举行。《理智与情感》里,爱德华由于和贫寒女子露西订婚,被母亲取消了继承权。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订婚多年,一直隐瞒,除了男方日益发现择偶的草率之外,还因为男方尚未继承家产,无法成婚。在埃莉诺的引荐下,布兰登上校向爱德华提供了一份微薄的牧师产业。婚礼虽然能够举行了,但贪慕荣华富贵的露西却甩掉了失去继承权的爱德华。埃莉诺不但重获爱人,连几乎现成的婚礼都在等待她,就像从天而降的幸福。
    通过继承、庇荫或自我奋斗,男方可以获得择偶的物质前提。而女方物质基础差一些,社会地位低一些,则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她们往往可以凭借美貌和美德,获得尊贵男士的垂青,从而补充财富和地位的不足。《诺桑觉寺》的凯瑟琳和《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芬妮就是典型例子。除了男主人公,她们还吸引了其他有钱男人的倾慕。(当然,有时候也会反过来,男人拥有美貌,女人拥有财产。)
    事实上,即便没有美德,仅凭美貌,也可能获得财富和地位。庸俗愚蠢的班纳特太太为其丈夫提供了一辈子讥讽取乐的材料,都源于班纳特先生年轻时头脑发热,被美貌迷昏了头。如果不必顾及班纳特先生的家庭福祉,那么班纳特太太可以说借助美貌完成了一次“重生”,从律师的女儿变成了贵族的妻子,乃至两位大贵人的岳母,以及可以想见的——世家彭伯里未来继承人的外祖母。
    在奥斯丁的择偶规则里,女人必须拥有美貌,就像男人必须拥有财产。前者甚至比后者更理所当然。在奥斯丁的全部六部小说里,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美女。伊丽莎白、玛丽安、爱玛都是当地出名的美人儿。埃莉诺没有妹妹玛丽安娇艳,但也是清秀佳人。芬妮和凯瑟琳,一开始可能是不起眼的瘦弱丫头,但很快就出落成百合花般清幽雅致的淑女。安妮是年龄最大的女主人公,一开篇已经27岁,青春和美貌都已经逝去。但随着故事进行,安妮在逐渐展现美好内心、变得成熟有主见的同时,风采也逐渐展现,而且比年轻时更加出众。在一干少女中,她竟然更加吸引陌生人的注目和搭讪,自然,也激发了昔日情人的嫉妒和热情。
    奥斯丁笔下的美满爱情,其实是在一个安全环境下发生的。所谓安全,包括等级、财富,也包括肉体的魅力。所谓安全,比如在父母的监护下,双方家庭知根知底,男方经常来女家吃饭,受到父母的热情接待。小伙子当然可以约女儿出去,听个音乐会,看个电影。上门接送是必须的,晚上10点之前回家的禁令是不可打破的,婚前同居是闻所未闻的……然后,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下,按部就班,花样年华,新娘嫁给新郎,又圣洁又幸福。而这种幸福的前提是:不要离开安全的环境去择偶。
    奥斯丁一生都在写理智与情感的戏剧冲突,理智常常更优先于情感,这样情感才有起飞和降落的土壤。否则,仅凭情感的迷人外表,如伊丽莎白而言,“随便一首十四行诗,都能将它葬送。”
    人类快乐世界竟潜藏如此奇妙的乐园,丑化作美,恶成为善。
    






◎以爱之名,泅渡暗河(1)

    文/不一定驴驴
    妻子与人通奸,对丈夫而言最大的耻辱恐怕莫过于此。作为东方文化道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东方比西方更禁止私通。且看《水浒传》中杨雄对潘巧云私通的虐刑:“将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剥尽,割两条裙带绑在树上,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树上。”这往往被认为是私通者罪有应得的下场吧。日本江户时代幕府则有明文规定的所谓“报妻仇”制度,即由遭到背叛的丈夫杀死自己的妻子和通奸的对方,斩取头颅,或者对通奸者实施将其绑在柱子上刺死的残酷处罚。
    西方基于基督教义的骑士精神纵容了私通精神的存在,当对君主夫人的爱与对君主的忠诚产生矛盾之际,骑士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前者。而日本武士道处于这种情况则往往要牺牲前者,而选择对君主的忠诚。当然,私通因为背德与风险性,无形中也具有了一种犯忌的快感,江户时代曾有这样的谚语:“偷人家妻子,惊心动魄又美味,有如尝河豚。”私通者终究可以理解,不可理喻的却是自发成为通奸受害人,主动蒙受耻辱的丈夫的存在。
    谷崎润一郎晚年(1956年)的小说《钥匙》,描写身处上流社会的丈夫策划妻子与自己的学生通奸,发现人类快乐世界竟潜藏着如此奇妙的乐园。这在日本文学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的谴责声不断。当然,它也许同西方的虐恋小说暗暗有关,前提是丈夫处于心理或生理上的性无能状态。
    小说的主人公,带有谷崎润一郎自身影子的暮年老者安西教授,罹患高血压,风韵犹存、精力过剩的妻郁子令他颇感房事力不从心,然而郁子伪善的寡欲、恪守妇道的所谓教养更让他耿耿于怀。作为“恶魔主义者”谷崎润一郎的化身,一个“异端者的晚年的悲哀”,安西老人妄图把爱妻改造成具有自我欲望的新时代女性。他故弄玄虚地偷偷记录房事日记,小心翼翼地藏匿起来,并故意给郁子一把钥匙作为线索,诱使她一探究竟。被好奇心唆使的郁子偷偷开启丈夫的“隐私”,受日记内容的撩拨和引导,从而开启了欲望之门。与此同时,郁子以同样的方式反馈给丈夫:背着丈夫写下日记,装模作样地藏给他看。日记成为夫妇两人人格面具之下内心交流的平台,往日里避而不谈、羞于启齿的性话题跃然纸上,郁子开始一步步契合丈夫日记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通过日记的循序渐进,安西把学生木村委婉地介绍给郁子,从醋意和嫉妒的兴奋剂中激发自己的性潜能。郁子接受丈夫善意的指示,为迎合丈夫而与木村私通,并把不贞行为写给丈夫偷看。事实上,郁子是否与木村真实发生了通奸值得商榷,似乎也可以把木村看做夫妇二人日记里的性幻想对象。安西怂恿妻子出轨,抑或妻子欣然接受,无不含有欺骗的成分,而这一切实际上终归建立在彼此深厚的感情和信任之上。特别是郁子的将计就计,让人感受到夫妻爱的强烈存在。另一方面,郁子在日记的舞台上与人私通,也得到自己潜意识愿望的虚拟满足。
    谷崎润一郎《钥匙》对日后的官能文学、情欲影视作品具有一种示范的拓本意义。像团鬼六的官能小说《花与蛇》《幻想夫人绘图》《不贞的季节》、松下顺一《月下美人》等等,基本上都延承《钥匙》的情节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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