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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间蔡练江澄鸡窗丛话云：
钝翁太史好排斥前辈，而于虞山尤甚。一日其密友吴江计孝廉东谓之曰：我昔登泰山顶，欲遗矢，若下山有四十里之遥，不可忍，遂于岩畔溺焉，而泰山不加秽也。汪知其刺己，跳跃谩骂，几至攘臂。
吴乔围炉诗话陸论陈卧子明诗选，推崇牧斋甚至。如：“献吉高声大气，于鳞绚烂铿锵，遇凑手题，则能作殻硬浮华之语以震眩无识，题不凑手，便如优人扮生旦，而身披绮纱袍子，口唱大江东去。为牧斋所鄙笑，由其但学盛唐皮毛，全不知诗故也。”“嘉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达诸公；常熟以牧斋故，士人学问都有根本。乡先达之关系，顾不重哉？”“宏嘉诗文为钱牧斋艾千子所抨击，丑态毕露矣。以彼家门径，易知易行，便于应酬，而又冒班马盛唐之名，所以屡仆屡起。”“全唐诗何可胜计，于鳞抽取几篇，以为唐诗尽于此矣。何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而盗择（攫？）升斗，以为尽王家之蓄积哉？唐人之诗工，所失虽多，所收自好。卧子选明诗，亦每人一二篇。非独学于鳞，乃是惟取高声大气，重绿浓红，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诗不工，所取皆陈浊肤殻无味之物。若牧斋列朝诗早出，此选或不发刻耳。于鳞仿汉人乐府为牧斋所攻者，直是笑具（寅恪案：此条可参春酒堂诗话论李于鳞改古诗“枕郞左边，随郞转侧”之“左”为“右”条）”等条，皆是其例。（并可参同书叁论高棅唐诗品汇引牧斋之说条。）修龄之正钱录，乃正牧斋列朝诗传中其文不合于欧曾者，若论诗之旨，则全与牧斋相同。特标出此点，以免世人言正钱录者之误会。
复次，牧斋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论诗乃属次要者。据上所引资料已足证明。茲并附述牧斋与朱长孺鹤龄注杜诗一重公案于此，以其亦与史事相关也。
新唐书贰佰壹文艺上杜审言传附甫传赞曰：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牧斋笺注杜工部集首载诸家诗话引古今诗话一事云：
章圣（指宋真宗）问侍臣：唐时酒每斗价几何？丁晋公（指丁谓）奏曰：唐时酒每斗三百文。举杜诗以证。章圣大喜曰：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
可知牧斋之注引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至其与朱长孺之争论，以资料过烦，又非本文之主旨，故不必备述，仅录牧斋尺牍中“与遵王”三十通之二十三于下，以见一斑。（可参牧斋尺牍上“与朱长孺”三通之二。）
文云：
杜笺闻已开板，殊非吾不欲流传之意。正欲病起面商行止，长孺来云松陵本已付梓矣。缪相引重，必欲糠秕前列，此尤大非吾意。再三苦辞，而坚不可固，只得听之。仆所以不欲居其首者，其说甚长。往时以笺本付长孺，见其苦心搜掇，少规正意，欲其将笺本稍稍补葺，勿令为未成之书可耳。不谓其学问繁富，心思周折，成书之后，绝非吾本来面目。又欲劝其少少裁正，如昨所标举云云。而今本已付剞劂，如不可待，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晚年学道，深知一切皆空，呼牛呼马，岂惮作石林替身。以此但任其两行，不复更措一词。若笺本已刻，须更加功治定。既已卖身佛奴，翻阅疏钞，又欲参会宗镜，二六时中无晷刻偷闲。世间文字近时看得更如嚼蜡矣，杜注之佳否亦殊不足道也。或待深秋初冬此刻竣事，再作一序，申明所以不敢注杜与不欲流传之故，庶可以有辞于艺林也。昨石公云，义山注改窜后又有纰缪许多。彼能为义山功臣，独不肯移少分于少陵乎？治定之役，令分任之何如？热毒欲死，挥汗作字，阅过毁之。
足见牧斋初意本以所注杜诗尚未全备，于令长孺续补成之。后见长孺之书，始知其反客为主，以己身之著作为己陈之刍狗，故痛恨不置，乃使遵王别刊所著，与朱书并行。前于第叁章论宋辕文上牧斋书，曾详引朱长孺致梅村书。朱氏此札作于牧斋身后，虽力排辕文之谬说，持论甚正，但亦阴为己身辩护前此注杜与朱长袭用牧斋旧作之故也。今梅村家藏稿中未见关涉长孺此书之文，不知是否骏公置之不答，抑或后来因涉及牧斋，遂被删削耶？考乾隆三十四年后清廷禁毁牧斋著述，梅村集虽撤去牧斋之序可以流通，颇疑其诗文中仍有删去与牧斋有关之篇什不少。如今梅村家藏稿内未见有挽钱悼柳之作，殊不近事理。或因清高宗早岁所撰乐善堂全集曾赋题吴梅村集诗，赞赏备至，倘梅村集内复发现关涉称誉牧斋之作，则此独裁者将无地自容。岂当日诸臣及吴氏后人遂于家藏稿中删削此类篇什，借以保全帝王之颜面欤？久蓄此疑，未敢自信，特附于此，以俟更考。
复次，朱长孺愚庵小集拾“与李太保囗囗论杜注书”略云：
杜注刻成，蒙先生惠以大序，重比毬琳。子美非知道者，此语似唐突子美。然子美自言之矣：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语正可与子美相视莫逆于千载之上也。杜诗注错出无伦，未有为之剪截而整齐之者，所以识者不能无深憾也。近人多知其非，新注林立，尽以为子美之真面目在是矣。然好异者失真，繁称者寡要，如“聊飞燕将书”，乃西京初复，史思明以河北诸州来降，故用聊城射书事。今引安禄山降哥舒翰，令以书招诸将，诸将复书责之。此于收京何涉也。“豆子雨已熟”，本佛书，譬如春月下诸豆子，得暖气色寻便出土。伪苏注以豆子为目睛，既可笑矣。今却云赞公来秦州，已见豆熟。夫“杨枝”用佛经，“豆子”亦必用佛书。若云已见豆熟，乃陆士衡所讥挈甁屡空者，子美必不然也。“旷原延冥捜”原出穆天子传，今妄益云原昆仑东北脚名，此出何典乎？“何人为觅郑瓜州”，瓜州见张礼游城南记。今云郑审大历中为袁州刺史，审刺袁州安知不在子美没后乎？地理山川古迹，须考原始及新旧唐書元和郡县志，不得已乃引寰宇记长安志以及近代书耳。“春风回首仲宣楼”，应据盛弘之荊州记甚明。今乃引方舆胜览高季兴事。季兴五代人也。季兴之仲宣楼岂即当阳县仲宣作赋之城楼乎？以上特略举其概，他若黄河十月冰，三车肯载书，危沙折花当诸解皆凿而无取。虽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
寅恪案：长孺此札有数问题，一为朱氏杜工部诗辑注付印之时间，二为此札是否拟作，三为李太史究为何人。茲分别略论之。
一，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共为三十通，其第贰壹通至第叁拾通皆关于注杜之事，前已略引，其中屡有言及钱朱二注开版事，但不知何故，于康熙三年甲辰牧斋逝世之前两书俱未曾全部付梓。
今据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观之，卷首补钞钱谦益序，后附牧斋手札云：
杜注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秕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草复。
其后又有朱鹤龄附记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粹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箧藏而已。壬寅（康熙元年）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从容，遂成千古，能无西州之痛。松陵朱鹤龄书。
季振宜钱注杜诗序略云：
丙午（康熙五年）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余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年未具。丁未（康熙六年）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遵王又矻矻数月，而后托梓人以传焉。康熙六年仲夏泰兴季振宜序。
寅恪案：钱注杜诗全部刻成于康熙六年，朱注杜诗则未知于何时全部刻成。鹤龄附记作于牧斋去世之后，但未署年月，其愚庵小集柒“杜诗辑注序”（此序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亦未言刊行之时间也。后检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云：“十年间别，梦想为劳。老仁兄闭户著书，穷探今古，以视弟之久客边塞，歌儿虎而畏风波者，琼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怀思，而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仅得所注杜集一卷。读其书，即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见其人也。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不必傍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道远未得寄呈，偶考杜诗十余条，咐便先寄太原。旅次炙冻书次，奉候起居，不庄不备。”亭林此札所寄与之人颇似长孺，（可参清史列传陸捌及康熙刻潘柽章松陵文献拾朱鹤龄传。）除札中“闭户著书”之言及有关注杜事与鹤龄传相合外，愚庵小集叁载“送潘次耕北游”七古末二句云“鹿城顾子（自注：“宁人。”）久作客，为我传讯今何如”，更与札中“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等语适切。据徐遁弇嘉辑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首所附顾亭林先生诗谱略云：“〔康熙〕八年己酉，潘节士之弟来远受学二首。”（寅恪案：此诗见亭林诗集肆。）又引吴映奎顾亭林年谱云：“冬抵平原，潘次耕来受学。”可知次耕北游之时间为康熙八年，其时朱氏杜注仅有一卷，足证其全部刻成必在康熙六年季氏刻牧斋杜诗笺注之后也。
复检愚庵小集拾“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略云：
愚先出〔尚书〕埤传是正于高明长者，〔汪〕钝翁先生见之，急捐槖佽镌，为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泽陈人从未敢缄牍京华，特以今日文章道义之望咸归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游之末，故敢邮寄所梓，上呈乙览。倘中有可采，望赐以序言，导其先路，庶几剞劂之役可溃于成。
同书补遗壹“徐健庵太史过访”五古略云：
亭林余畏友，卓荦儒林奋。三张才并雄，景阳名早晟。酷似舅家风，吾党推渊镜。愍余空槖垂，兼金助雕锓。
由此观之，长孺之书必非一次刻成，助其雕锓者亦必非一人所能为力。但徐氏虽佽镌长孺之书，而不言及杜注，必与之无涉也。
二，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李太史序，若非因避忌删去，则本无其序，长孺之文不过假设此题，借以驳牧斋之笺注耳。其札中所举之注文，如“聊飞燕将书”见钱注拾“收京”诗三首之一“燕将书”注，“豆子雨已熟”见钱注叁“别赞上人”诗“豆子”注，“人生五马贵”见钱注拾“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五马”注。诸条即是例证，可不备引。至书中所云“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牧斋与长孺因注杜而发生之纠纷虽与遵王颇有关涉（见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及牧斋杜诗笺注自序等），钱注本附刻前又如李氏所言“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但其所补当为牧斋所标出，未及记录者非出诸遵王也。（可参下引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愠，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等语。）长孺不便驳斥牧斋，故作此指桑骂槐之举，斯岂长孺所谓“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者哉？（见愚庵小集贰“西昆发微序。”）
又牧斋杜诗笺注自序云：
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
牧斋借遵王之言以诋斥长孺，今读者取钱朱两注自见。今观朱氏辑注中或全部不著“钱笺”，如朱注伍“洗兵马”即是其例。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长孺以其与少陵原作无甚关系，概从删削，殊失牧斋笺注之微旨。或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