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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雷蕾无数次，你到底是什么学校的，她却说，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好了，反正你已经知道了我手机。
“我天天打电话你受得了吗。”我说。
“你天天找我我更受不了。”蕾蕾说。
“难道我和你不应该试试看吗？”
“你在说什么？”
“你对我怎么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我是惰性气体和不活跃金属。”
“早晚我会发现一种催化剂，改变你的化合价。”
“我倒要看看我能变成什么。我走了，拜拜，你别跟着我，没用的。”
雷蕾结束了和我在驾校的短期相处。
我以每天至少十条短信的数量同雷蕾保持联系，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她的声音，每次我打电话她都挂断，所以，发过去的短信她是否看了，我不得而知，只是从未收到回复。
对于这场即将发生的爱情或苦苦的单恋，我做好了万里长征的准备，但我没傻到在一棵树上吊死的程度，一棵树也吊不死我，但是，在找到下一棵树之前，我还要在这棵树上吊着，所以我仍然每天短信不断，有往无来。
我并非除了泡妞再无追求，其实我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一点点文化的新一代四有新人。
我的户口本上清晰地印着，文化程度：大学本科，职务：待业。我也不想这样，可的的确确，真真切切是一点儿办法没有。
明天我们在哪里，谁能肯定地说出答案。
上高中时，我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但是我考上了；上大学时我厌学，担心自己无法毕
业，最后却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证后，我担心找不到工作，现在真的没有找到工作。忧患意识的存在不是坏事，这说明我不是在没心没肺地活着。
电视上说，据统计，今年全国一万两千多大学毕业生没有落实工作，我想如果这些人聚一聚的话，肯定会有共同语言。电视上还说，在这些人中，等待出国、准备考研、自主创业的占了多数，也就是说，真正找不到工作的全国也没几个，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小时侯一看到“待业青年”四个字就特羡慕，认为这样的人肯定都特牛逼，现在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待业青年，一点儿牛逼的感觉都没有，情况恰恰相反，挺傻逼的。
去过工体看球的人都知道，牛逼和傻逼这两个词的深刻内涵。呼喊时语调迥然不同，前者是扯着嗓子，张开血盆大口，高亢嘹亮，后者则压低嗓门，声音多发自胸腔，浑厚婉转，充满鄙视。
在找工作的道路上屡受挫折后，我决定矢志不渝地做个待业青年。做待业青年不可怕，只要不做社会渣滓。
我爸这时候也退休了，三年前他就想退下来，可岁数不到，不好办。现在虽然也差着几年，但单位看他余热已尽，无法创造更多价值，便批准了提前退休。爸回到家，除了抽烟喝茶看电视，数落我两句，便也无所事事，我俩一天到晚大眼瞪小眼，一个正在更年期，一个正是青春后期，谁看谁都烦。说句不好听的话，就跟两条疯狗见了面似的。
整天在家呆着也不是事儿，我都老大不小了，早该出去淘金，不能一辈子靠父母。老歪劝我和他一同考研，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可现如今不再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了，我的心早就不在学习上，或者说始终就没在过，它已随着经济浪潮跌宕起伏了许久。
我念本科时的成绩糟糕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是脑子不够用所致，还是因为脑子太够用了
，以至于使我产生故意不把功课学好的想法。
上大学并非我的迫切愿望，而是摆在我面前的唯一选择，要不然就就业，可一个十八九的孩子能干什么呢，只好上大学。
我认为自己压根儿就不是上学的料，能读完大学已在意料之外，也算给了自己一个惊喜，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尽管未来几年内大学文凭将俯首皆是，一文不值得如同大街上散发的小广告，而今又有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学历在高处闪闪发光，但它们吊不起我一点点胃口，我认为自己的学已经上到了头，学校里很难再学到什么东西，只有进了社会摸爬滚打，才能让自己茁壮成长。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我的当务之急是要务实，找点事儿干。
北京又在开什么会，上下都很重视，街道给我们这些没工作的小青年寻了份差事——治安巡逻，没事儿上街转悠转悠，帮助维护所在街道治安，遇到可疑人等果断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居委会大妈没说，我估计就是跟丫玩命，效仿那帮英烈。
于是街道那几个玩滑板、自行车的混混儿摘掉了耳环、鼻钉，带上红箍，人模狗样地出现在大街上，让人以为又开始了什么运动。
居委会大妈没在街上看见我，就找到家里来，问我干嘛不去，我说我肉眼混浊，好坏不分，犯罪分子从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过去我都不知道，大妈说其实就是让你出去往那一站，造造声势，我说我哪里造得出声势，那几个人足够了，谁看着不跟玩闹似的，七个人的头发整个就是一七色光。
社会为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提供了很多消磨时光的地方，譬如图书大厦，它是为数不多的几家能够吸引我进去的商业场所之一，主要原因是在这里看书，不用花一分钱，比图书馆还划算，而且冬暖夏凉，四季如春，非常适合阅读。
图书大厦也是青年男女的约会场所，时常有些人手里拿本《蛋白质女孩》或《我们不结婚，好吗》作为约会标志，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等待同网友见面。但他们的接头象征不够个
性化，多以那一时期的畅销书为主，而被青年人所接受的畅销书就那么几本，如此一来，不免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况，但只要对方还看得过去，错就错下去吧，找谁不是找呀。此外，图书大厦门口还经常在傍晚之后或周末（工商下班了）聚集一批中年男女，怀揣光盘若干，他们是来养家糊口的。
大厦一层进门处摆放着哲学佛教书籍，经常有几个其貌不扬、胡子拉碴，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在这儿扎堆侃山，听他们聊天特长见识。一层的其余书籍多以党政报告、专题摘要类为主，我的思想觉悟尚未达到如此高度，通常都是直接坐电梯去二层看文艺书。
我经常在二层逗留，看看谁又出书了，或哪集电视剧没看全，来这里翻翻改编的小说，把落下的补上，再就是翻翻人体摄影、艺术写真，以加深印象，了解构造。看着二层比比皆是的文学书，我感觉文学事业就是一辆大公共，什么人都拉，其中不乏蹭票者。不知道这辆挂着文学牌子的公共汽车载着这么多人能否跑起来，车里人虽多，却只是少数，更多人堆积在车下，甚至想从窗户跳进来。车里情况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刚上车就有了座位，而有人站了半天仍旧没座儿，还有人晕车，半路就下了，他们熬不住去坐地铁了。
三层是音像制品和考研书籍，我除了买几盘磁带很少光临于此。四层是机械、建筑、化工、数学、纺织等各类专业书刊，上大学的时候我陪同学来此买过参考书，后来再没到过这里，索性将三层当作顶层。
社会进步就是好，要是搁十年前，待业青年的选择除了上街茬架，就是调戏妇女，哪儿有这么多精神食粮。
人类读书看报、下棋搓麻、蹦迪上网等各种爱好，无不是业余时间过多所致，像我这样除了吃饭睡觉别无他求的人，总感觉时间富裕。
我给自己算过这么一笔帐，每天用10个小时睡觉，拉屎撒尿洗手吃饭共计2个小时，一天有12个小时足矣，而一天对任何人而言都是24小时，多出来的这12个小时我就难以打发，除了多睡2个小时，其余的10个小时只好被我通过发呆或千方百计地浪费掉。
所以，如果我有一份工作的话，一切都解决了。
在我认为理想的职业中，老师占第一位。因为我生性自由散漫又懒惰，希望工作时间越短越好，而老师恰好符合此标准，特别是非主课老师，一个礼拜才几堂课，还不用备课，就凭一张嘴，喷呗，小屁孩懂啥，说什么都信以为真，还特崇拜你，没准儿从中还能划拉儿个心甘情愿的女学生做老婆，作业又少，几乎不用判，只划勾就够了，哪怕学生明明写错了，他们还会因此感谢你，对错不是他们感兴趣的，勾叉才是他们看重的。老师又经常和花季的人打交道，能让自己返老还童，但有一点，要遵循职业道德，教书育人可以，毁人不倦也可
以，但不能做采花大盗。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教师的工作过于重复，没有创造力，就那么几本书，课上讲课下留，还要判作业、出考试题，跟那点儿东西打一辈子交道，也够烦的，这一点对于中学老师尤为严重，他们不同于大学教师，后者还有科研课题，时不时地搞个小发明小创造，中学教师却是三年一个轮回，送走高三迎来高一，学生都是十六七八岁，而自己却在不经意间由小张变成了老张。
我的第二个理想职业是记者，因为不用坐班，无非就写写稿子，打听点儿隐私，东家长李家短的，高兴了就吹捧宣扬，不痛快就揭露批判，靠写点儿“章蔓玉做爱做的事情”、“北三环发生严重性交通事故”等类似题目的文章，吸引读者眼球。
第三种理想职业是白痴，没有烦恼，一天到晚总是张着嘴笑，跟朵花似的，天塌下来都不怕，饿了抠点儿鼻屎吃，困了甭管到了谁家，逮哪儿躺哪儿，跟谁都不见外，怎么高兴就怎么来，虽然被人嘲笑，但白痴还在乎别人怎么看吗。无论白痴还是黑痴，快乐就是好痴。
以上只是我理想中的职业，然而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处不在，现实是难以改变的，所以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丢掉理想，为了现实而现实。
对许多人而言，选择职业的首要因素就是热爱。金钱没有人不热爱，所以但凡挣钱的工作，人们就会予以考虑，于是选择工作就成了挑一个挣钱最多的活儿。
一个和我至少通过8层关系才能扯上亲戚，无异于陌生的人，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去某报社做记者，还行，理想职业之一。我非常正式地去报社和主编见了面，主编说为了报道好亚运会，他们决定招聘体育记者若干，但要等到亚运会开幕前一周才可以上班，让我先回去等消息。
我回了家，终于盼到距离亚运会只差七天了，打电话向主编询问情况。他说不要着急嘛
，距亚运会开幕还有一个星期呢。我只好耐心等待。亚运会开幕前一天，我又打电话询问，他说：着什么急呀，毕竟亚运会还没有开始嘛。后来主编又在亚运会开幕的第一天对我说，亚运会才刚开始嘛，还有15天的比赛呢；在亚运会闭幕前三天说：亚运会尚未结束嘛；亚运会结束后说：没关系，还有后年的奥运会和下届亚运会嘛。
我终于明白这家办了十年的报社为何至今出的报纸还跟火车站卖的小报似的。
不要以为大学毕业就好找工作，像我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卡在中间最难受了。拿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来说，包工头对我不屑一顾，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而纯脑力劳动的工作，最低要求也是研究生。我既当不成劳动人民，又做不了知识分子，只能以社会公民的身份四处游荡。
虽然对学习的兴趣丧失殆尽，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习的
好坏，这仅限于上大学之前，上与不上大学有着天壤之别。等上了大学，学习因素在人此后生命中所起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主要决定因素是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正应了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当然，也有例外，王大鹏就是其后一例，他是我的初中同学，中考勉强考了一所三类中专，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混入人民警察的队伍，再后来辞了公职，利用在职期间的关系，下海经商，发了财。
毕业多年后，我在一处位于北京某胡同深处的公共厕所里面与王大鹏久别重逢。
毕业前的一段时期，我手头紧得厉害，兜里的钱没有超过五十块的时候，除了走在揣着刚借来的钱从某人家出来，去另一人家还钱的路上。一次我洗衣服的时候从兜里翻出五块钱，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
手头紧是因我忽然迷恋上打麻将所致，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同学支着牌桌，瞪着通红的眼珠，用沾满污垢和铜臭的手，斗志昂扬地抚摸着136张麻将牌。我的手气也不怎么就那么差，
几圈过后，便债台高筑，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