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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灭族，也不愿看着一众军士饿着肚子去与鞑子搏命。”指着沈廷扬道：“今日带此人来见老大人，便是想要弥补昔日过失。试想倘若海禁一开，国用富足，又何须仰仗郑芝龙？”
他本以为徐光启既是基督徒，多半不会反对开海，没成想此话一出，徐光启断然拍案道：“不可！”喘了口气，徐徐道：“百里，你听老夫说。国初太祖皇帝定下规矩，寸板不许下海。后来海禁渐弛，百多年来倭寇骚扰沿海，为祸深远，最烈时有一村尽屠者。当年戚、俞二位将军好容易平定祸患，至今倭人仍不死心，时时在我东南探扰，倘若骤开海禁，岂不给他们可乘之机？”
桓震早想到他可能会有这种说法，实际上这也是当时朝野大多数士人的想法：倭寇是由开海招来，倘若永远将海禁维持下去，那就不会有倭寇，也不会有旁的甚么寇来捣乱。沈廷扬在一旁忍耐不住，插口道：“晚生祖籍崇明，曾听前辈老人言道，当年倭寇最烈之时，寇中却有七八成是中国之人。就是晚生所在的村中，当时便有许多男子因为耕田难以糊口，私造小船下海谋生，官府却目其为匪，派兵剿杀。彼为存性命，便去投奔倭寇，甚至充当向导，引倭入海。是倭寇之中，倭人不过十之一二而已。”桓震接口道：“不错。与其一味雍堵，不如行疏导之法。鲧禹之鉴可知也。”徐光启摇头道：“你说这些，老夫不是未曾想过。只是开海当真可以取利，令得国帑称足么？”桓震不假思索，一口答道：“自然可以。”
徐光启微微一笑，反问道：“开海贸易，必要有贸易之物，有贸易之人。寻常百姓耕种糊口尚难，有多少闲暇农余，去制作那些虚糜玩物？远洋海船并非易办，小康之家也不易筹措，富商大贾贸易得利，则买田出佃，收租自乐，有几个肯拿钱出来购置海船，冒那海上风险？眼下说开海容易，倘若开海之后，并无几人闻风响应，海上来去船只几无中国之商人，全是倭国之海寇，那又如何是好？虽说万历一战之后倭人元气大伤，可是沿海骚扰从没中断，难道你要令寻常商船去与倭船抗衡么？”
桓震默然，徐光启提的这些问题，非但确有道理，并且一个个都是自己不能拍胸脯保证的。他不知道开海之后能有多少人响应，也不知道是否真能从中得到巨大利益，他只知道中国再这么封闭下去，总有一天要给世界丢在后面。资本主义能不能发展，不是自己能决定的，甚至于他从来没有想过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到那一天；哪怕赔钱也好，怎样也好，他只是想给中国创造一个机会，一个走出大陆，走向海洋的机会。在以往的历史当中，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机会，只是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悄悄地溜走了。
他不知道对徐光启讲这些他能不能听得明白，不过他心里十分清楚，至少在眼下，徐光启是自己实现开海的唯一希望，所以不论用甚么手段也好，一定得说服他。沉思片刻，答道：“下官曾经拜读过老大人的《甘薯疏》，除却番薯之外，尚有马铃薯、玉米等物，倘若南北引种，不知能不能以一人之田赡养两人甚或三人？”徐光启愣了一愣，拈须道：“若真能处处引种，约莫两人尚可。只是水土天候各地不同，未必处处皆可种甘薯。”桓震又道：“若是朝廷制造大船，以官员主持出海，准许小民携带货物，贩卖所得官府百中抽一，大户亦可以银两参股，借与官府作本，年底分取红利。大人以为是否有百姓乐从？”徐光启手指叩击桌面，沉思道：“百一之税甚低，或者可行。”桓震续道：“郑芝龙船上火炮，全是由我供给，既然他能来往大明与倭国之间而不惧海寇，我辽东的海船自然也可以。至于倭寇，倭人也非生来便是寇贼，我一面严饬海防，令彼毫无可乘之机，一面准许贸易，令彼可以正当往来取利，则倭寇自然化为倭商，不足为虑也。”
徐光启仍是摇头，道：“严饬海防？本朝海防废弛已久，整饬起来谈何容易。以昔日戚家军之力，也只不过是倭攻何处，我防何处，犹如水龙一般，只往火头处奔走罢了。何况整顿耗资必巨，以如今之朝廷，岂有财力支持这等大事？”绕来绕去，又绕到了钱的问题上。没钱甚么也做不成，然而靠一个农业国家的税收积累，眼下已经是快要连兵都养不起了，有甚么余地去搞这些不急之务？桓震一时间头大如斗，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废然坐下，垂头不语。
沈廷扬一直听两人来往驳诘，只觉有许多事情是自己不曾想到，或者未曾深思的。不觉后悔起来，不该冒冒失失地上了个本，惹出这一番事来。
桓震眼见今日已经无望，便要带沈廷扬告辞。徐光启却叫住他，道：“百里，你须明白，老夫非为与你作对，只是国家大事不可异想天开，所谓牵一毫而动全身，不得不考虑周详。拗相公往事可追，你要晓得老夫的苦心才好啊。”桓震心中一热，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拗相公便是王安石，他少怀壮志，有朝一日大权在手，立刻一意革新，丝毫听不进旁人劝谏，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拗相公。王安石最后终于搞得自己众叛亲离，革新之策也几乎全部废弃。
他明白徐光启是提醒自己不可重蹈覆辙，就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而言，自己这个现代人并不比他们高明出多少，唯一的优势就在于，他知道甚么是历史的趋势，甚么是不得不走的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旁人全是傻瓜，就拿徐光启来说，他懂得的治政之道已经足够桓震学个十年八年，离了这样的人，桓震这个“聪明”的现代来客是甚么也做不成的。单凭一人之力改变整个天下，那不过是梦里才会有的好事。要改革就要懂得周旋，不论在哪朝哪代，总有一些身负治国之才，却又同改革者政见不同之人，譬如王安石面对的司马光，又譬如自己面对的徐光启。在司马光面前，王安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输家，那么自己呢？
卷四 明谟谐弼襄一人 四回 王嘉胤袭破黄甫川 姜思睿备陈三大弊
桓震别了徐光启，方回兵部衙门，便接到陕西紧急战报，流寇王嘉胤陷黄甫川、清水二营，次日陷府谷县，眼下正在围困孤山堡。榆林道白贻清一面遣兵击之，一面层层上奏，延绥巡抚洪承畴知道这是大事，不敢怠慢，即刻飞报朝廷。桓震明朝亡于李自成，这是每个现代人都知道的常识。李自成作乱是出于饥荒，这个桓震约略也了解些。可是陕西的农民军究竟起于何时，目下又发展到了何等地步，他就犹如夜半入深山，两眼漆黑、一无所知了。过去数年间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辽东与袁崇焕身上，加上农民军并没成甚么大气候，他身为一个辽东总兵，所能做的也只是不断向朝廷上书指斥陕西官员瞒匪不报、欺骗朝廷，要求崇祯皇帝核查治理。至于皇帝究竟治是不治，理是不理，就不是他能管得到的事情了。
他明白倘若放任陕西糜烂，哪怕辽东给自己经营得再好，最后明朝也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不是亡于李自成，也会亡于旁人。明亡不亡桓震并不关心，但是眼下自己好容易渐渐在朝廷之中立住了脚，刚刚有能力在辽东实行小范围的改革，李自成一来，这一切都要化为泡影。何况李自成的政权并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权，桓震对它向无好感，更不必说听其取得天下而置之不理了。
想想此刻的三边总督应当是杨鹤，此人曾在都察院任职，是以桓震虽未真正与他共事，素日却常听一班同僚议论，说杨修龄为人有清望而不知兵，倘若以一大将之材独任三边戎政，而以杨鹤专理民事，可收奇效，但若叫杨无山擎节钺、专征伐，那可难为了他。去年京师戒严之时，听说延绥、甘肃兵也曾入卫，只是走到半道便因为缺粮少饷纷纷逃了回去，逃兵不敢回归本卫，大多数就流入贼中，是以贼势益张，时人多归责杨鹤。
是时督抚多好隐瞒边事，阁臣们高居朝堂，对三边戎政大多不甚了了，一味听凭边臣大言，或剿或抚，全无主见，疆场则剿抚乖方，庙堂则赏罚不当，弄得贼势日张，官军来则伪降，官军去而复叛。这一回的战报，还是洪承畴跳过杨鹤，越级奏上来的。洪承畴疏中并言，年初王嘉胤掠延安、庆阳，鹤匿不奏，而与陕抚刘广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贼，贼魁黄虎、小红娘、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给牌免死，安置延绥河西。然贼降叛不常，其众焚杀淫掠如故，罹毒益甚。百姓吞声，有司承抚臣意，莫敢告诉，而寇患成矣。
桓震阅罢，知道此事一旦奏出，杨鹤必然获谴，朝廷对待陕西叛乱以抚为主的政策也很可能变动。他明白这事不是自己瞒得的，当即上复本兵梁廷栋，问他该当如何是好。梁廷栋向来胆小怕事，将一本奏折捧在手里看来看去，一只手捏住胡须捋个不住。憋了半晌，好容易迸出一句：送阁票拟罢！桓震大失所望，仍不死心，想了一想，道：“日前给事中陈良训、陶崇道上言，指大人廷栋数月前一监司耳，倏而为巡抚、总督、本兵，受国士之遇，而无国士之报，大人莫不是忘了？”
梁廷栋面色发青，哼了一声。这他又怎么会忘记？非但陈陶二人，还有工部主事李逢申，弹劾他虚名媚上，以及其它许多附和之人，梁廷栋都一一刻在心里。只不过陶崇道指斥之事也并非空穴来风，去年十月间他还是一个小小的参政，只是碰上了遵化失陷、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这等机遇，这才给提拔起来，此后数次奏对，都甚得帝心，不数月间直升到兵部尚书的位子。可是在这乱世之中做一个兵部尚书，你道是容易之事么？京师虽然解严，然而羽书旁午，摞起来足能压死一匹好马，日日剖决，已经耗尽了梁廷栋的全部心力，加上还有一帮看不过他青云直上的谏臣在旁指手画脚，叫他怎么能不事事小心谨慎，渐渐变得胆小如鼠？其实说穿了做官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只消奉承得皇帝开心，上司满意，便等于有了护身符，至于旁的，大可以置而不论。
洪承畴参杨鹤剿抚失当，他并非不知该当如何处置。只是目下朝廷中温体仁一头独大，倘若自己贸然奏报上去，不合温阁老的心意，难免在温体仁心中留下一处芥蒂，往后再想混下去可不那么容易了。不如索性直接叫温体仁去做主，反正朝廷是他家朝廷，休咎臧否，都让他自己承当去，自己乐得做个听风虫儿，逍遥尚书。
正没措置处间，忽然都察院一个司务来寻，悄悄对他说左都御史张大人请他回都院衙门去，有事商议。桓震不明所以，按说他只是加御史衔，并不应该真正过问都察院事务，平日也从不到都察院办公，不知张捷突然唤他去有甚么贵事？
满心疑惑地赶了去，张捷正在堂上批阅文书，见得他来，略略客气几句，便给他一本奏折看。桓震依言接过来细读，却是本衙门一个监察御史姜思睿的奏本。张捷在旁道：“此本到我手中，便给截了下来。特地叫你来讨个主意，明日该当封送，还是就此驳回？”照都察院惯例，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奏本，都要先交都御史过目，才上奏朝廷，由皇帝裁断，或直接批复，或交部议处，或付阁票拟。眼下太子监国，年龄幼小，周后虽然垂帘，毕竟是个妇人，是以一应奏折大都是内阁处断的。所谓封送，那就是将这奏折原封不动地交给温体仁等阁老学士们，否则张捷亦可行使主官之权，以无据无实为由，予以驳回。
都院监察御史有一百一十人之多，桓震并不个个认得。这姜思睿更是连名字也不曾听过，请教张捷时才知他是万历间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从子。姜应麟桓震却有印象，他曾听老臣们议论万历掌故，知道当年万历宠爱皇子常洵，屡要废长立幼，第一个上疏抗言的就是姜应麟。自此言者蜂起，咸执“立储自有长幼”之旨责信于帝。姜应麟却在一众太监煽风点火之下，给万历贬去大同广昌做了个典史。
再看那姜思睿的奏本，却是历陈天下三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邮传过削，曰搜剔务精。崇祯即位以来，年年都有辽饷、练饷诸般名目加于百姓头上，并且愈加愈多，愈加愈重，直弄得加无可加，小家小户为了完赋缴税，常常弄得家破人亡。就是这般，仍然国用日绌，去年五月间便有一个兵科给事刘懋出个主意，教崇祯皇帝裁撤驿递，说是每岁可省金钱数十余万。崇祯恨不得钻入钱眼里去，一听说每年凭空多出几十万，便不会有人来打自己内帑的主意，立刻欣然乐从，大刀阔斧地裁起驿员来，直将嘉靖年间核定的五字五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