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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许多年轻人追随希特勒，并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但最后他们成了杀害几百万人的刽子手。
——巴尔杜·冯·席腊赫
这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所说的话。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纽伦堡法庭出席作证。那一天正是我刚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刚刚成年，而且我也开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尔杜·冯·席腊赫是我在战后开始钦佩的人。正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在战前鼓励我去写诗，正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证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上。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教授的帮助下，我开始探究德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后那段时间里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回过头来看。他从未放弃对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访过他两次，而且我们也通了几次信并在电话中也交谈过几次。在他所愿意对我讲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对我是真诚的，然而，他总是为自己仍然保持对元首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我完全赞同忠诚，但是忠诚也必须有它的道德规范！促使我寻找非攻击性的解决方案并使仇恨永远消除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的认罪，不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忠诚表现。
当苏联军医签署了我的释放令以后，他们禁止我到苏军的占领区。这之后不久，我决定尽力而且成功地越过了穆尔德河到达了美军占领区。由于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瘫痪症又复发了。幸运的是一个边境巡逻队救了我，而且把我带到了收容中心的一个医疗机构，在那儿一个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审问了我。在那个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亨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命令制作的纪录影片。
我被极大地震动了，我一开始不能相信我见到的一切。一位德国老兵在我耳边私语：“矫揉造作。”其他人也耸肩表示对它的蔑视，也把它当作宣传活动，但是我并不那么看它。那儿有许多的骨架和尸体仍在被搬动，这不可能是在演戏，有这么多有骨有肉的尸体。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其他人也有这么认为的。一个受伤的德国士兵向我讲出了心里话：“这是真实的，这就是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
审问我的那个军官还给我看了照片，这些照片是对毁灭和死亡的可怕描绘。他的审问是在我不能平稳地站起来以前进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瘫痪症时，我曾经想过去死。现在我想要把自己化为乌有，因为这些纪录片所体现出的方式使我觉得我也参加了希特勒——我曾经信仰并为之服务的元首——所犯下的这些十恶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响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后来我发现我对发生的这些事情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就当时的我而言，我服从并执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义务，我们应该盲目地对元首忠诚。我要这样持续多久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被这个集体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后我决定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我自己的责任。不过，我开始有了这个结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罪犯。
因为在1945年时我比较年轻，所以被免于起诉，我甚至没被带到过裁定室。裁定室是联合盟军的一个发明，是为了确定纳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会受到惩罚。虽然我的父亲否认他过去做过党卫军的历史，他一直认为那么做是一件“聪明的”事情，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过党卫军这个秘密引以为荣。他曾为国家服务过，而且和他一样的人们永远不会透露他们的行为，但是对于我来说否定真相就是撒谎。
当瓦解纳粹的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仍然为我父亲对他的过去一直撒谎而感到不安。曾因为我撒谎而残忍地打过我的他永远也没有透露他篡改了他的过去这个秘密，他好像很高兴自己逃过去了，但我们都记着他在布雷斯劳时为他的黑色党卫军制服自豪的情形，当时他一个劲地吹嘘自己是希特勒精华部队的一分子。
我们在战后住在巴伐利亚的埃伯斯鲍茵特。除了我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我父亲的过去，很显然我们没有出卖他，幸运的是，我也从未被任何军官盘问过有关我父亲的过去。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经和他谈起了犹太人的问题。他仍然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地对我，“假如你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就会知道他们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遭遇负责！”他对我吼道。
我太震惊了，而说不出话来。那毕竟发生了，可是他的思想怎么那么疯狂，他的意识怎么会那么扭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成为残暴和屠杀的借口。“最终解决”真是令人痛恨和难以置信。从那以后，我又知道了许多其他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蒙集中营。我在身体上和心理上为这些发生的事情而痛苦，我原来的整个信仰体系都完全崩溃了，而且又渐渐形成了新的信仰体系。
尽管我的父亲对我问他的许多事情都沉默不语，但是德累斯顿那个可怕的夜晚不在其内。每次谈起那个晚上，他都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幸存下来的经历，而且总是强调他是在山区医院的几百个病人和护士中幸存下来的3个人中的一个。“屠杀是屠杀，大规模的屠杀是大规模的屠杀，无论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在德累斯顿所进行的，永远也不要忘记！”我除了说了一句“这两种屠杀都不能相互宽恕”以外，我没有和他讨论有关的观点。我认为，没有什么正当的借口能为这种故意灭亡人类的行为辩护，“最终解决”犹太人和德累斯顿山区的杀戮都是可怕的屠杀。
后记（2）
我从来也不知道在德累斯顿的那个夜晚发生的事的细节。在战后我的父亲对它进行了描述，他当时从布雷斯劳把一批秘密物质送到无线电台那里。他没有叙述他们的详细经过，我也没有弄明白作为战地记者的父亲为什么再一次地执行这种任务。奇怪的是，维也纳帝国电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声称，我父亲是被派到那儿调查工作人员中怀疑是第5纵队（工作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秘密的旨在颠覆政府的组织，援助入侵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队员的事情，他找出了几个人。作为在维也纳的扫尾工作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死刑被执行，我的父亲可能与此事有牵连。我的确对这两件事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但是都没有找到证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件事情不是真的。
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同老伙伴们一起缅怀往事，一同谈起过去这些秘密任务，一开始是属于这批老伙伴的核心人员的一位。在我父亲去世后的葬礼上提到，在这个退伍老兵的非正式组织里，他们都对我父亲的评价相当高而且以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光荣。直到他们将死之际，这些老兵仍在寻求借口，他们说“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服从。是那些签署这些命令的人，而不是执行命令的人该为此负责。我父亲从来也没有什么心理上的负担方面的迹象，他总是擅长把事情解释过去，他仍然为在那可怕的时候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辩护。所有参加这场战争的人都应该为它的恐怖承担责任。
我肯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的逻辑能力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肯定他不是天生的虐待狂。同他的狩猎伙伴一起，他曾为动物受到的折磨感到难过，他同情这些人类的伙伴。在我们小的时候，他总是要求我们对大人要尊重，要有礼貌。
我仍然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最终解决”方案和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我总是假定他是无辜的，但在战后，当这些可怕的掠夺、可憎的迫害以及令人憎恶的大规模屠杀被揭露出来以后，他应该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悲痛，假如他是和我们一样憎恨这些事情的话。
他惟一争论的就是敌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如在广岛尤其是在德累斯顿。根据他的思维逻辑，我仍然是太天真了。他会问我在当过兵后为什么没像他在血腥的战斗中一样成熟起来？他会问在我见到这场战争的屠杀接近尾声后，为什么我不明白其实战争的双方谁也比谁好不到哪儿去？我的答案是：“战争导致了对人类的犯罪，但是从来也不会认可对人类的犯罪，为过去的可怕行为辩护会在将来引起新的可怕行为。”我再也不能同意我父亲的观点。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我的父亲都很疏远。在他事先同意不谈论他的观点后，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庭聚会。我们在一起吃晚饭，但是后来父亲又开始了他惯常的激烈演说了。我不得不在桌子下用脚碰了他一下让他停下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分开了，但他们从未离婚。我的父亲1979年在德国去世，我母亲1988年在法国去世，并且也葬在了法国。我姐姐奥娣生活在法国，我妈妈的最后几年是她照顾的，她还管理着妈妈的花园，她怀着极大的创造力与树木和土壤打交道。我的姐姐安吉拉也同她的法国丈夫住在法国。我的姐姐安吉成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生活在瑞士，她加入了瑞士籍。我的妹妹多尔特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国。恰好比我小10岁的弟弟乌尔夫第一次心脏病突发时去世（我很幸运自己在犯过5次心脏病后还能活下来），他在辞世之前转而信仰了佛教。我的弟弟乌尔里希生活在土耳其。
1948年，我参加了由占领当局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新闻课程，添补了空缺的记者职位，因为这些职位过去由纳粹记者占据。我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51年，我在驻慕尼黑美军机构里获得了一个平民职位，而且后来继续在美国本土的部队里做一个德语教师。1967年我被批准加入了美国籍，成了一位美国公民。1969年，我获得了来自于美国社会活动家编辑委员会的美国社会活动家奖。我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放到了旅游业上，力图促进世界的相互理解。
在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以前，我去了几趟以色列拜访了集中营的幸存者，我还种了几棵树，而且还尽我所能地捐了款。我与全世界的和平人士和人道主义者都有联系，如阿尔贝特·施韦策尔医生、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圣雄甘地被刺杀后的追随者等等。我还积极地参加了像利诺斯·鲍林博士所领导的裁减核武器运动的和平团体。我讨厌与极权主义者、仇恨群体、极端的狂热者和极端主义者有关的一切事情，尤其是那些对希特勒顶礼膜拜的群体。我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和平的热情的追求。我是在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环境下长大的，我克服了我在年轻时受到的教导，把和平的话语传遍全世界。
对于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身体和心理上解放了我。我最担心的，就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情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最重要的和平源泉是来自于人们的心里，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是不能改变的也不能被抹杀掉，然而未来要靠我们去创造，而且它的基础之一应该是诚实。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只有和平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长久。假如我们想阻止一切暴力行为的发生，我们必须在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倾向。
后记（3）
我结过3次婚。我的第一任妻子是我在德国碰到的一位美国教师，最终以离婚而结束，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兰塞姆（Margaret Ransom），我们育有一女。我的第二任妻子艾拉（Aila）在勇敢地与癌症做斗争后去世了，这次婚姻使我有了两个养子女。我与现在的妻子金姆于1981年10月25日，在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的栅栏公园举行了一个日出婚礼。
安妮·玛利亚怎样了呢？1945年我被释放后的那个夏季的晚些时候，我又能走路了。我再次坐上火车，在萨勒河畔霍夫找到了她。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一位与她及时结婚的美国士兵，他们的孩子叫彼得。我的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和我在希腊遇见过安妮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比尔。2001年5月，我和现在的妻子金姆在慕尼黑遇到了她和她现在的丈夫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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