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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很有可能，委托自己过去的秘书暗中来操办一下这件事。
既然有这样的大背景，干不干？
劳爷问自己。最后他下了决心。
说到底，他仍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点‘不安分’，害苦了他一生，也害他最后死在人家的车轮底下……”泉英说到最后，止不住地又哽咽起来。
……据赵五六和劳爷的妻子共同回忆，劳爷当时去陶里根，一开始并没辞职。余大头也没提出非要他辞了职来干这件事。这两位都人精儿似的，不会那么“傻”，一步就把他人和自己搁到死角里。劳爷最早上赵总队那儿去请假时是这么说的：陶里根有一家挺大的民营公司想在他退休后聘他做公司的保安经理，开出的年薪还算看得过去。他想先去探探虚实。赵总队说，别介，你现在就为退休以后的日子铺路搭桥，是不是也太超前了点？你劳大神探还担心退休后没人搭理？还非得上陶里根那大老远的地方刨食儿？他说，远不远的，反正多个机会多条路呗。深知他脾气的赵总队拗不过他，还真准了他的假，为了替他节省开支，还顺便让他捎了一点“公事”去办，以便他回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报销那点路费和住宿费。那一回，他在陶里根只待了四五天。没想到一回来就正式向总队提出辞职申请。
“为什么那回回来后就提出了辞职申请？”邵长水问。
“是啊，当时我特别纳闷。”赵五六答道。
“在陶里根的那四五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促使他下那么大的决心？”邵长水问。
“不清楚……”赵五六叹道。
“那……我再找人了解了解？”邵长水主动提议道。
“你不觉得这事没啥意思了？”赵五六打趣道。
“嗯……不管咋的，事情总不能办个半半拉就撂下吧？”邵长水支吾道。
听泉英嫂子讲述，包括跟寿泰求接触了那么两回，这一切在邵长水心中都激起了不小的浪花，使他开始重新认识“刑警”这个职业，重新定位一个成熟的当代男人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从劳爷身上他也开始感受到一种自己过去从来都没有把它当真的生活冲动。一种“人”的含义和活法。虽然这时，他还说不清自己突然间所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人文价值和现实价值，但有两点他是能说得清楚的：一，今天感受到的东西，是过去封闭在山沟沟里时感受不到的，应该把它看做是进城后的一次重大收获；二，目前虽然还说不清楚它，但它的确激动了自己。他确信，能激动自己的一定是个好东西：既然是个好东西，自己就有责任、有义务把它闹清楚整明白了。
他决定趁热打铁，找寿泰求和余达成再深入地谈一谈，却没料想分别都碰了壁。打电话约寿泰求，寿泰求怎么也不肯出来见邵长水了。
“那天，我们还没谈完哩。”邵长水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谈完了……谈完了……”寿泰求在电话那头这样应付道。
“您说劳爷在陶里根生活的那几个月里，一度非常痛苦，但我们今天还听到一种说法，说他为自己要去陶里根工作曾经非常兴奋过……”
“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一面之词而已。到底是痛苦，还是兴奋，还是既痛苦过，也兴奋过，还是先兴奋后痛苦，还是先痛苦后兴奋……当然以你们的调查结论为准。”
“寿总，据我们了解，劳爷去陶里根后，曾多次回省城来找您密谈……”
“你们可千万别这么说。那怎么能说是密谈呢？绝对不能说是密谈。一起随便吃顿便饭，喝喝咖啡，随意聊聊罢了。劳爷是个非常好交朋友、也非常善交朋友的人。我只是他众多朋友中一个非常普通的朋友……”
“你们曾多次在一起聊过。”
“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寿总……”
“很对不起。最近我真的非常忙。非常非常忙。非常非常非常忙……”
余达成比寿泰求要圆滑一些，没有拒绝见面，但见面后，他的态度却显见得“更加恶劣”。他对邵长水说：“是的。我曾经找过劳东林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更多的情况，现在就不必再去说了。”“劳爷被撞死了……”邵长水提醒道。余达成坐在他那高背黑皮软垫总裁椅里，沉默了一会儿，再一次斩钉截铁地重复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请您跟我们谈谈，当时您找劳东林的具体目的和背景情况。”邵长水耐心地请求道。“我再说一遍，我的确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对不起。”余达成除了强调了“的确”二字外，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地又把他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随邵长水一起去的一位男同志被余大头这个“傲慢”和“冷漠”激怒了，一下站了起来，蹙起眉头，大声说道：“余达成同志，据我们了解，劳东林同志是应您的指示辞职去了陶里根，才引发了后续一连串事情，最后导致了他的非正常死亡。您不觉得有这个责任协助我们尽快搞清真相，揪出元凶，而不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只想怎么撇清自己？”这个年轻的工作同志是省城郊区公安分局刑侦中队的一个中队长，平时大会小会都不爱说话。邵长水没想到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居然能如此不畏“强横”，慷慨仗义。要知道，此时的余达成已是中央直属某大企业的总裁了，正经一个副省部级干部。当时邵长水本能的反应是要去拉这个年轻人一把，制止他当场发作，以免把局面搞僵了，以后再不好打交道。但最后他没去拉。没拉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年轻人起身太猛，他没来得及拉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潜意识起了作用：在潜意识中，他也觉得这个姓余的家伙如此过河拆桥，不仗义，确实有点“欠啐”，也就由着这个年轻人跟他去发作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邵长水等人立即向赵总队详细汇报了情况，没想到赵五六一改往常在听汇报时那种热情专注的态度，变得沉闷而消极，等邵长水等人说完后．对已经发生的事态也不做任何分析和指示，只是低头默默地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其他同志都打发了，感慨似的拍了拍邵长水的肩背，站起来，一边向门外走
去，一边回过头来对邵长水说道：“走啊。我请你吃夜宵去。”
十四 和顺面馆
和顺路六十六号是一家兼做苏式点心的淮扬面馆。五开间门面，一楼一底，青砖粉墙大红柱，规整气派。这里原先是省内百年老字号恒通面粉厂大老板傅有恒三姨太的私宅。这个恒通面粉和它的老板傅有恒，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省城很有些名气。一九四九年这位傅老板带着几位姨太太和姨太太生的孩子，带着全部的金银细软美钞股票，甩下大老婆和那些不动产，也甩下“饥寒交迫”的员工，跑香港去了。这些不动产后来自然也就充了公，包括这所大宅子，一律归房管所分配，做了民居。前些年，傅老板仙逝，他在海外的一个直系亲属，好像还是亲侄儿辈之类的人，回省里来做巨额投资，附带条件之一，就是要收回这座“大宅”。那时候，对这一类事情的处理，中央还没有出台具体政策，更无法可依，谁也不敢做主，便逐级上报，捅到了省委统战部，又由省委统战部报省委常委集体画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归还傅家”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在社会上还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议论和“骚动”，说法无非是“胡汉三的还乡团又回来了”，“现如今，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等等。但事实证明，当时那个省委集体画下的这个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英明”的。它的英明，不仅在于给省里争取到了一笔巨额美元投资，而且对适时适度调整社会上人与人之问的关系、观念、心态，启动一个必须的法理体制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那位“侄儿”也已年届古稀，在大陆港台，以及美国等地都有生意，他自己自然是不会入住那样的老宅的。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这样的老宅阴气太重，老年人本身阴阳失衡．阳气虚亏，是不宜住这样的老房子的。说实话，这老宅几十年来被一二十户人家分住，早已破旧得没个样子了。老人把“回归”的老宅给了在大陆的一个亲外甥女，又给了她一大笔钱！让她把老宅重新翻修过，开了这么个非常有特色的“和顺面馆”。这外甥女的丈夫原本是省检察院的一个助理检察员，转业军人，后来面馆的生意渐做渐大，这位助理检察官索性辞了职，一心一意相妻开店．看来又成了这面馆的正式“法人”。于是圈子里的人开玩笑说，老宅忽悠了一圈，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那外甥女婿免不了在省城的公检法系统中有不少上级同事朋友熟人。公务上常有应酬交际。俗话说，在哪花钱不是花？肥水还是别流外人田嘛：于是他们纷纷把这些宴请挪到和顺这边来做。它虽说是“面馆”，需要的时候却同样可以做宴席。或者，话这么说更准确：对外营业，它的确只卖“面”。只有公检法系统的朋友因公因私，需要了，它才为他们专办酒席。价钱比外头的正一级餐馆还要便宜一半以上=但菜谱和菜的色香味绝对是照特一级餐馆的水平制订和制作的：还有一个特别让这些公检法系统里的朋友称道和放心的是，那位外甥女婿在后院精心装修了三个包间，专为这些公宴使用，完全和大堂隔绝。甚至人车的出入，也设了专门的通道。久而久之．这些公务员把私人间的重要会见、晤谈，都放到了这儿来举行：需要时。只须先打个电话，这边绝对能把后院其他那两个包间的生意都停了．整个后院都由您独自享用。因为有这样的保全条件。市公安局曾借助这儿，设套“密捕”过两个嚣张一时而又好吃狂赌的黑社会头目：
这个和顺面馆在省城公检法系统里如此有名，但邵长水却也还是头一回光顾。跟着赵总队一走进面馆那幽静雅致的后院，他就被那几丛青竹和一泓碧波荡漾的池水“震惊”了，禁不住大声叫道：“嗨，稀罕。稀罕……实在是稀罕……”
赵总队自然是这几的座上常客了；说“常客”似乎还不够，应该说是“贵客”才对。从他进门那刻起，店主夫妇俩就赶来亲自招呼，陪伺左右。邵长水还听到那位女店主在院子里吩咐手下的人：“告诉前台，别再往后院安排客人了。”邵长水忙低声对赵总队说：“我俩也就随便吃一点夜宵，有必要让人整得那么隆重吗？”赵总队却满不在乎地朝邵长水挥了挥手，那意思是说：这你就别操心了，让他们操办去。老规矩了。他俩刚在酸枝木的仿明靠背椅上坐下，茶就紧跟着上来了。那是八十元一壶的明前毛峰。茶具也是仿大清御制的青花釉上彩万寿无疆套具，紧接着又上了四个冷碟，四个干果盘，都是赵总队平日里爱吃的那种酱猪蹄、扒猪脸、手撕猪肝、大料卤肥肠和无花果干、柿饼、油炸龙虾片等，还有一大盘出产在乌陀格拉草原上的葵花籽儿，粒儿大皮薄油多仁儿香。自然也少不了一碟剥得白润娇嫩的蒜瓣儿和一碟紫红鲜亮的油泼辣子。然后，那位前助理检察官又笑嘻嘻地，仿佛取来什么宝贝似的，双手捧着一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厂的简装红星二锅头，照直走到赵总队跟前，小心翼翼地把酒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下，仿佛在展示一瓶窖藏百年的“路易十八”似的，压低了嗓门声明道：“最后两三瓶了。这可是专门为您赵总队留着的。”赵总队却说：“我操。八年前就听你说过这话了，你这到底是第几个‘最后两三瓶’了？你就跟我这么瞎忽悠吧。”那位前助理检察官忙抱屈地笑道：“您瞧瞧您瞧瞧，您当总队长的说话都这么不实事求是，那我们这些人就更没个活头了。我连头带尾才做了这三四年生意，您咋能在八年前就听我说过这话呢？实话跟您说吧，这可是真正的最后三瓶了。以后您就是打死我，也给您找不来这样的二锅头了。再想喝，只能给您上茅台五粮液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