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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人也难配这么好，不可能吧！”我不置可否笑笑。他掏出一叠信递过来：“你看，你看看，她写给我的。”我说：“不客气我就看了。”他说：“尽管看尽管看。”我顺手抽一封，他都丢过来说：“都看看，看了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我说：“知道什么东西还飞到这里来找，天下总还另外有几个别的女人吧。”信上那火辣辣的句子烧得我脸热，目光都不好意思在那上面多停留：“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在那美好的国度重温共枕同欢的旧梦”等等，看到这里我说：“姑娘倒挺会写的，也怪不得我们老刘搁不下来，火在心里烧了几年，说熄就熄啦？”他说：“我主要是怄不过，找到她让我使劲踢几脚，我就算了。”我说：“你都跟她睡过了，也该付出点什么，现在这就打平了。”他躺下去说：“不瞒老兄，出国前在一起前前后后也有两三年，要是有一间房子，早结婚了，要是有那间房子，访问学者我也不一定来了，一间房子！”熄了灯他躺在那里长吁短叹，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亮。
第二天上午我陪他去了移民局，坐在那里等到十点多钟，总算约见了他。他走到三号约见台去，好奇着我站在后面看。移民官听了他的申诉，到后面查了一会回来说：“This girl is really in Toronto．But she doesn't want to tell others whereshe stays．We can't help you。”刘晓冬急了，把头伸过去嚷着：“Tell me，please tell me。”移民官摊开双手微笑着摇头。我跑上去拉他一把说：“没有用的，这是人权。”移民官又按下键报了下一个号码，刘晓冬急了，踮着脚把头凑得更近，用中国话骂：“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他妈的你，怎么不保护我的人权。”移民官大为惊异，严肃地望着他。我不好意思，退到后面去。刘晓冬还在骂，移民官的脸色越来越严峻。我又跑上去拉他一把说：“骂人也犯法，他听懂了早就叫警察了。”他听了“犯法”两个字，马上就不骂了，气呼呼地“哼”着，似乎是瞧不起那不愿为他打抱不平的移民官。出了移民局到了街上，他又骂了起来，骂那女人，骂移民官。我说：“老刘，在这里骂你有什么用，听的人只有我一个。”他说：“我太气了我太气了！”他站在移民局门口不肯走，我抓了他的胳膊推他，那胳膊在不住地颤抖。
五十五
在六月里我搬到东区唐人街附近去了。一个上海人租了那一幢房子，一家人住在楼下。楼上我住了一间小的，那间大的已经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香港女人住了。
那些日子在恍惚中象梦一样的飘过去。每天干活回来就在房子里呆着，借几本高阳的历史小说来看，或者写几篇文章投到报社去。到了每周休息那两天，经常是一整天也不跟人说话，想来想去想到一件可做的事，比如到东区唐人街去买一把小菜，心里就有了一点充实，也不骑车，慢慢悠过去，又慢慢悠回来。有时回来时就在桥上伫了，看远处的高楼大厦，看CN塔，看下面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这样闲逛着，又记起在国内把北美的生活想得多么浪漫诱人，嘴角又浮起自嘲的微笑。那些远远近近的风景我已经看得厌倦，闭了眼也能在心里描摹出是什么样子，于是又觉得跟思文在一起吵几句也有点好处，那样我可以在心里有点事情做。到了夜里我靠在床上捧了书看想引来瞌睡，可经常越是意识到了看书的目的，瞌睡就越不来，心里有个骄傲的声音在反抗着说，不能欺骗自己，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躺在床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睡着，睡着了心中那种空虚的沉重就没有了。那种空荡荡的沉重有着物质般的质感，压在心头我可以感到它的分量。这时我知道了酒的好处，可以让人暂时忘了痛苦，可惜我又不会喝酒，也舍不得买了来喝。好多次我睁着眼望着一片漆黑有几个小时，终于忍不住，爬起来穿了衣服，在这半夜里象游魂一样，到无人的街上去游荡。在夏夜的微风中我感到了凉爽，伸开双臂微微弯曲想象着是舒开了翅膀，一下一下地缓缓拍击，身子轻盈地也就有了一点飞翔的感觉。有时就骑了车，沿着街一直下去，到安大略湖边去看夜景。偶尔看到两个夜游的醉鬼吵架，两个人很温和地推来推去，骂着脏话，却打不起来，让人看了不过瘾，这样我也能看上半个小时。在深夜经过那些无人的街，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在口袋里装了三十块钱，有人来打劫就拿去好了。经过那些黑暗的街角，我总是想象着象报纸上报道的那样，有人会跳出来，用枪逼住了我。我在心里等待着，要是真碰着那么一回也有点刺激，可惜这样的事从来也不发生。我这时已经厌倦了逛商店，却又着了迷似地的到银行区去看利率的变化。在那些利率较高的小银行之间比较，在心里计算着利息是否够付我这个月的房租了。
那个休息日我在家呆了一天，磨磨蹭蹭的把白天度过去了。打开冰箱看了半天，也想不起要买什么，银行的利率昨天也看过了。可怕的夜晚来了，我骑车到央街逛了一圈，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回来才十点多钟。我后悔下午不该睡了那一觉，现在一点瞌睡也没有。我想找件事做，用力按了按肚子，想体会清楚里面是不是空了，偏又一点也不饿。我的思维象通了电一样灵敏，又象原始时代的穴居人一样贫弱。我把电话本摸出来想跟几个熟人打电话。平时我很少跟他们联系，今天急了没话也要找些话来说，问一声“近来可好”。拨了几处竟没有一个人在家，失望地把话筒放了。我想起今天一整天还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就坐到床上去，靠着墙，闭了眼把自己设想成两个人，在心里一问一答：“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一个人呆在这房子里？你从哪里来？你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答着终于突破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心理障碍，长长地叹出一声，顺着这一声，把那些问话在嘴里说了出来。听着自己的声音非常奇怪，又不知道问答者哪一个代表真正的自己，哪一个代表设想中的自己，想来想去来来回回设想了好几次，都觉得不合适。这样神经病似的自言自语有几分钟，自己感到了无聊又觉得有点恐怖，终于停下来。又下了楼走到街上去，碰了一个人就拦了他问：“Excuse me，Would you show me theway to Yong street？”这样拦了有十几个人问了，每个人都很耐心地告诉我方向，我非常恭敬地点头致谢，“Thank you”前后也说了有几十遍一百多遍。最后自己也问得厌烦了，把双手伸过头顶拍响着，一个人神经质地笑。再往前走，忽然看见对面的马路的路灯下，有一辆警车停着，几个警察扭着两个黑人在搜身，黑人很老实地举着双手。我马上横过去看，刚走到旁边站了，一个警察说：“May I help you？”我只好知趣地走开，远远看着警察把那两个人塞进警车带走了。
时间还早，不到十二点，我继续往前走，发现自己走到丹佛士街口。这是多伦多有名的妓女集散地，很多次深夜回家在电车上看见妓女们穿着性感的衣服站在街角路旁，或者慢悠悠走着，等待着生意。我忽然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有一种非分的向往。沉住了气一想，自己也并不是想去干那勾当，而是想去跟那些姑娘们说几句话。明白了自己又有点不放心，又想到自己口袋里也并没有钱，才彻底放心了往那边走去。（以下略去1000字）
回到小房间里我还是毫无睡意，那种空荡荡的沉重又重新聚集起来，在心头凝成一个结。捧了书到床上去看，也看不进，于是扔开了。又到水房里把浴盆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放了满池的水跳到里面躺了泡着，浑身搓来搓去也搓不下灰疙瘩。泡了好久觉得够了，把水放了擦干身子。想起那香港女人这几天也不见人影，楼上就我一个人，就打开一条门缝伸手把过道的灯关了，赤裸着身子回到房里。披了毛巾拉上窗帘在灯下看自己的身子，觉得有点羞愧，又觉得又点刺激。干脆把毛巾甩开，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双手在身上拍得“啪啪”的响，心想：“我把自己吓着了，把自己吓着了。”一下窜到床上去坐了，双手搂了肩尽量缩成一团，一下又跳下来，拍着身子走来走去，又熄了灯，黑暗中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左边走几步，右边走几步，想象着电视中演员的表演，做着各种舞蹈动作和造型，眼珠子随着动作瞟来瞟去左右乱转。做着我觉到了兴奋，逃脱了那种沉重的空虚。最后我“哈哈哈”地笑几声，摸到床上去睡了。
这样我在孤寂中挨过了几个月。好多次我觉得自己意志快要崩溃，又怀疑自己思维迟钝是不是神经有了问题，心里害怕起来，在心里默默地背着“八八六十四，九九八十一”，“日照香炉生紫烟”，又轻声念出来让自己听见，似乎这样就给了自己一个还清醒着的证明。
五十六
在我住的街道附近有一所小学，每天有很多小学生越过马路上下学。（以下略去1100字）
五十七
在报纸上写文章多了，也写出了一点小名气。报纸上称我为“大陆作家”，我感到惶恐又有一点得意。慢慢的我有了一点自信，把稿子寄到美国的报刊上去，发表了，又寄到香港去，也发表了。这使我有了勇气以平等的心态与别人交往，哪怕对方是个博士什么的呢，我也用不着那样躲躲闪闪畏畏缩缩了。这样我交了一些朋友，他们有什么聚会就叫我过去。孤独虽然依旧，毕竟又好多了。有时候干活回来已是深夜一点，我依然精神振奋，写到三四点钟再睡。不知怎么一来，餐馆里的同事也知道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孟浪就是我。阿良说：“孟浪也在餐馆里，怎么回事！孟浪也切菜包春卷，怎么回事，嘿嘿！”阿长说：“孟浪怎么跟我们干一样打湿手的事，这不对嘛，人家是个知识份子嘛！”说了两个人互相望了哈哈的笑起来。
这天多大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国内一个女画家叫汪莉娟的，在大人物画廊办画展，销路不好，她想把画抽回来移到纽约去，孙老板却把画扣住了准备贱卖掉。因为合同订在前面，那些画她想抽也抽不回，只好在多伦多想办法。朋友要我尽快写篇文章发表，看能不能挽回局面。这个画展我在《星岛日报》上看到了广告，还没去看过。我知道这些画家为了出国，不管画廊老板条件多么苛刻，也接受了。这样至少可以出国看看，回去又可以说是在国外办过画展的。到了这里，老板按合同行事。画家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满心委屈也无可奈何。
朋友陪我去见了汪莉娟。（以下略去1100字）
过了两天文章在《星岛日报》登出来，我又说服孙老板再花钱做了一次广告。画的销路见着就好了起来。过了一个多星期，孙老板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些画卖得差不多了，还剩几张让画家包回去了。他很高兴，请我去翠园酒楼去喝茶。我去了，孙老板塞给我一个二百元的红包。我也不推辞就收了，说：“孙老板你把汪莉娟的画甩卖掉了，她亏了你也亏了，那种价别人买去只当装饰品，不当艺术品。”孙老板说：“我跟她赌气！自己的东西走不动，怨我！这不是笑话吗？”我说：“老板你当然不容易，大陆来的画家更不容易，有时候您放松一点，他们也喘口气，瘦死的骆驼大过马呢。”他笑了说：“好歹我也算个搞艺术的人呢，心就那么辣？没有办法！我也要找口饭吃是不是？说穿了说透了我这也是生意，商场如战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淋淋你死我活的事！我今天破产了，跳楼也不会有人拉着我！你信不信？我也想心软呢，可能软吗？”他说着眼中放出一种光来。我看了心颤，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孙老板别说那么可怕，我心都被你吓跳了。”他又笑了说：“这就吓着你？嘿！十年前我破产了一次，为了朋友的事抹不开面子！朋友做生意贷款请我担保，又算着有把握就签了字，可到了期他归不了帐，银行把我帐上的钱哗啦一下就划去了，又封了我的房子，那次不是我太太死拉着我，我真跳了楼，不想活了！我想人的心要硬啊要硬啊，想着想着真的就硬了。生意嘛，杀人见血的事！”我跟他碰杯喝了口啤酒，说：“老板您说得这么恐怖，那个意思我也领会到了。这么说，我这个人就做不得生意？”他“嘿嘿”的笑，不回答。我说：“我还想等赚足了五万块钱做个什么小生意呢。”他说：“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朋友啊，别不高兴啊，你根本不行。你不够狠。生意上的事要狠心，狠心！该咬的时候要一口咬紧，怕他痛？我做二十年的生意，经验主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