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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似乎靠着大榕树的庇护，生意红红火火了好长时间，也造就了许多富家大户。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随着全国即将解放，在南下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一些大户人家携妻带子，举家出走。于是，这里的许多房子，一下子成了无人看管的空房。
在欢庆解放的鞭炮声中，这些空房又成了许多无家可归者的乐园。昔日的算盘“劈啪”声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锅碗勺瓢的碰撞声，以及孩子们的哭笑嘻闹声。
大榕树下在经过短暂的寂寞之后，又一次热闹起来了。
大榕树的旁边，有一座较大的货栈，一上一下两层，三个铺面相连，中间有个很大的天井。原有的主人被解放军的炮声吓破了胆，早已举家逃离，留下这座空荡荡的房子和那些无法带走的床橱桌凳。
后来，这座房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十多间，铁工厂的工人李顺祥带着妻子与三个女儿，成了这里的首批住户。不久，李顺祥的妻子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为了庆祝解放，庆祝李家有了男孩，也祝愿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叫“庆福”。
又过不久，随军南下的大学生白基兴要结婚，也看上了这座房子楼上的两间，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响过，也就成了他的新房。随着陆续几户人家的搬入，所有的房间均有了主人。
隔年，又一个小生命在这里诞生了，白基兴的妻子生了个女孩，取名“晓梅”。
又过几年，白基兴的妻子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松”。白基兴也转到一个中学任教去了。
就这样，几户人家相安无事，平平稳稳地过了几年日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白基兴所在的学校也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在响应号召，向党提意见过后不久，反右斗争突然风起云涌，白基兴所提的几条意见，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一顶右派的帽子就落在了他的头上，厄运也从此开始。右派分子怎么可以为人师表？没被投进监狱就已万幸了。他很快就被学校开除，监督劳动，每月只领取微薄的生活费，仅够自己吃饭。家里突然断了主要经济来源，一家四口的吃饭穿衣，竟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妻子没日没夜地给人洗衣服，帮人缝缝补补，但所得仅勉强糊口。后来，白基兴被解除劳动监督，就到处打零工，全家生活才勉强维持下去。
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又一次降临这苦难之家。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一般人家尚难支持，更不用说他们连一点固定的收入也没有。白基兴的妻子终于熬不过这场灾难，长期的劳累与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她的生命走向终结，撒手而去，留下泪眼相视的一双儿女和呆若木鸡的丈夫。
从此，小小年纪的白晓梅，就担起了照管弟弟、料理家务的重担。白基兴仍然四处找活干，尽可能挣回钱，以维持家里最基本的费用。
白基兴一家的遭遇，住在楼下的李顺祥一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尽管他们也不宽裕，但仍不时给予资助，一有好吃的东西，总要叫庆福拿点给白晓梅姐弟俩。
自从白基兴的妻子死后，白基兴又成天不在家，李家自然而然的成了白晓梅姐弟俩的依靠。李家儿女穿过的旧衣服，缝缝洗洗后，又穿在了这姐弟俩的身上。李庆福更是把他俩当作自己的妹妹弟弟，处处护着，要是有谁欺侮了他俩，非把那人治服不可。因此，在两个孩子的心目中，已分不清哪是李家，哪是白家了。
时光慢慢流逝，几年以后，尽管生活仍然非常清苦，但几个孩子像长在石缝里的幼苗，在经历了风霜雪雨后，顽强地长大了。
到了一九六六年，读初中二年级的白晓梅，已出落成一个俊俏的少女：细细的柳眉下，是一对清澈如泉的眼睛，笔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乌黑的头发衬托着桃花般的双颊，令人感到娇艳欲滴；苗条的身段及微微鼓起的胸脯，无不散发着青春少女的气息；加上她天性聪慧，被同学们誉为校花。
已上高中一年级的李庆福，长着一副令同学羡慕不已的身体：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脯，粗壮有力的双臂，一使劲，浑身上下尽是鼓鼓实实的肉疙瘩；方方正正的脸，浓密的短发下是同样浓密的二道剑眉，一双大眼流露出聪敏与刚毅，嘴唇上一抹淡淡的绒毛，更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因他学习成绩一直较好，加上喜欢打抱不平又乐意助人的性格，赢得了同学们的拥戴。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席卷神州大地。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李庆福以他的威望，当上了副总指挥。在彻底砸烂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浪潮中，他把自己的名字也砸掉了，因为“庆福”这两个字有点小资产阶级味道，就改成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卫东”。
白小松磨磨蹭蹭地上了楼，看了看坐在床上的父亲一眼，连衣服都没脱就钻进了被窝。回想刚才的事，真让人扫兴——与几个小伙伴玩得正开心，可小伙伴们的父母却陆续把他们一个个叫回去睡觉，人都跑光了，他这司令一下成了光杆，也就只好回家睡大觉了。
白基兴见白小松没脱衣服就想睡觉，便掀起被子，把白小松拖了起来，规劝地说：“脱了再睡吧。”
白小松瞪了父亲一眼，才不情愿地脱了衣服，蒙上被子。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实在是太窝囊了。哪像自己，什么时候把小伙伴们一招，自己就是司令，连军长他都不屑当，更不用说当勤务兵什么的啦。而父亲呢，不管什么时候朝人前一站，总是低头哈腰，老是低声下气，人家叫你走东不敢朝西，叫你扫地就扫地，叫你洗厕所就洗厕所，根本不像个男子汉。
在白小松的心里，只有卫东哥才算最最威风。前一阵子闹武斗，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整天乱响，还打死了好几个人，吓得大人小孩都不敢出门，天没黑就早早把门关了。可卫东哥就不怕——那天晚上，门口突然来了一辆汽车，走进来几个人，个个都背着枪。卫东哥也在其中，不但背着冲锋枪，腰带上还别着一把驳壳枪。
白小松跑前跑后，这边看看，那边摸摸，心里羡慕极了——这可是真正的枪啊！
他一个劲地拉着卫东哥，求着让他背一下。开始卫东哥不给他，还说这会打死人的，到后来，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把背着的冲锋枪拿下来，退出子弹，又拉了几下，才把枪给他。
白小松接过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沉甸甸、乌黑发亮的可是真家伙！他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扛着，一会儿端着，还不时对着墙壁电灯到处瞄准，手指扣动板机，嘴里不停地模仿枪声“叭叭”直叫。后来，卫东哥他们走了，枪也拿回去了。
第二天，白小松把他扛过真枪的事讲给小伙伴们听，让他们听得都瞪大了眼睛，他自己也似乎成了最了不起的英雄。后来，卫东哥又给他带回了一些子弹壳，让他又风光了好一阵子……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此刻，白小松只能带着一点遗憾，一种当不成司令的遗憾，躺下睡觉。
李卫东与白晓梅进了大门，李卫东将自行车推进里屋，白晓梅也上楼进了家门。
白基兴见女儿回来了，便关切地对她说：“锅里还有点地瓜，你去吃了再睡吧。”
白晓梅走进厨房，见小煤炉上，架着铝锅。她掀开锅盖，见半锅的热水中间放了个口杯，杯上一碗地瓜，正冒着淡淡的蒸汽。她的肚子虽然并不怎么饿，但在这寒冷的夜晚，能吃点热乎乎的地瓜——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却也让人感到一种满足。
地瓜甜甜的，白晓梅吃在嘴里，心里不由感受到一种父与女的深情。也太难为父亲了，不管她或早或晚回来，他总要等；有时回来实在太晚了，他已躺在床上了，但只要一听到她上楼梯的声音，总是没等她敲门，他已经把门打开了，而且总有一锅热水等着她。
白晓梅吃完地瓜，倒了热水洗了脸，烫了一会儿脚，感到浑身都暖和起来了。
她不由从心里深深感激起父亲来，因为在她的心里，父亲算得上是一个好人，至少不能算是坏人。从她懂事的时候起，从没见过他与什么人有过争吵，即使有时别人对他太过份了，他也默默地忍受了，过后即使有人偶尔提起，他顶多报之淡淡一笑，似乎早己忘记了；他任劳任怨，再苦再累的活儿也干，却从来不在她的面前讲什么，他把一切苦难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了；他才四十多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了。然而，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从她记事起，就难得见他有过舒心开怀和日子，那以后……
白晓梅把厨房又稍稍拾掇了一下，正准备进里屋睡觉，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叫：“卫东，卫东，快开门。”
白晓梅走到楼梯口一看，是红卫兵团指挥部的马聪明，便边下楼梯边问：“什么事？这么急？”
李卫东也开门走出来，边穿衣服边问：“什么事？”
马聪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赶快回指挥部去。工宣队、革委会刚接到紧急通知，有重要广播，可能毛主席又要发表最新指示了，所以要大家马上集合。我先走，还要再去通知其它人。”说完，转身就要走。
李卫东一把拉住马聪明，问：“什么最新指示？”
“还不知道，但广播已预告。反正你去了就知道。”马聪明说完，急勿勿地出了门，骑上自行车走了。
李卫东急忙推出自行车，白晓梅也转身快步跑上楼，白基兴已拿件大衣站在门口。
“爸，你先睡，不用等我。”白晓梅匆忙接过大衣，跑下楼梯，又朝门口跑去。
白基兴看着女儿跑下楼梯，便返身走进屋里，站在临街的窗前。隔着玻璃，仍然可以见到李卫东载着白晓梅在急速地离去。站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床前，见白小松蒙着头，就把被子拉了拉，使白小松的头露了出来，他自己也躺了下去——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女儿晚上离家，甚至整夜不归，已经很多次了。
尽管女儿已经长大了，并且有李卫东照看着，但毕竟是孩子，顶多算是大孩子罢了。
前一阵闹武斗，枪声整天响，每当晚上睡觉前，不见女儿回来，他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唯恐那不长眼睛的子弹，什么时候会打着她。只有当女儿回来了，在他眼前晃动着她的身影，他才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安稳。后来武斗的枪声终于没有了，但每次女儿的离去，仍使他感到一种扯不断的牵挂。
女儿也太苦了，自幼失去母亲的慈爱，当父亲的他又常常自顾不及。姐弟俩常常饥一餐饱一顿，逢年过节，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吃的让他们尝尝。别的孩子常年零食不断，而自己却难有零钱给他们。夏天看着别人大口大口的地吃冰棒，他们只能跑回家喝碗凉开水。别的孩子还赖在父母身上撒娇的年纪，她已经学会了烧饭洗衣。
他感到欠孩子的债太多了，却不知道怎么才能补偿，也许永远无法补偿。别的父亲能给孩子的，他无法给。而不该给的，他却给了，并且严严实实地罩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甚至连自己头上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也差点传给他们——那一年，兴起红卫兵，但参加红卫兵是有条件的，家庭成份是第一关。在高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钻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日子里，右派的女儿怎能混入左派的革命行列，没叫你们这些“狗崽子”跟着反动老子下地狱就算是够宽大的了。看着同学们个个头戴绿军帽，手臂戴着红袖章，趾高气昂地走在路上的时候，女儿的心里却蒙上了一层灰。
后来，幸亏中央领导及时发表讲话，把这些受父母牵连的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父母区别对待，女儿才幸免于难。而后，在“团结一大片，孤立一小撮”，“让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的时候，加上李卫东的极力支持，她才当上了红卫兵。而且，她那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当上了校广播站的播音员。
思来想去，白基兴心里不禁又恨恨起来，涌起一股深深的懊悔。如果当年不是那么幼稚，不是那么天真地认为是在帮助学校教导主任改正错误，相信是在帮助党洗去脸上的灰尘，那么，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怎么会戴在自己的头上？
想当年，学校大会动员，小组讨论，发动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意见与批评。可白基兴怎么也想不起有什么意见好提。几年来跟着共产党走，虽说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可工作勤勤恳恳，还一心想加入共产党，哪能对党有意见呢？更不要说是批评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错就错在听信了教导主任的那一番话——在又一次的讨论会上，见大家都不说话，教导主任又开导开了：“提意见嘛，就是帮助党改正错误。共产党也像一个人一样，总要洗脸，但有时脸上有灰尘，自己却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