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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生命的能量可以尽情地释放，生命的快乐可以成为现实。*制度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讲，意味着人真正从神和君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人生的意义，生命的快乐才能成为现实。
如果生命是痛苦的，那大概是存在着专制，那么不如让给“自由和*”这丑恶的东西去开垦，它将造出一个生命快乐的世界。生命之河将会哗哗地流动起来，那将是一个“美的所在”。
第七章 《死水》一诗的意义：生命的快乐 第二十七节 生命与存在
生命的存在如果是痛苦的，那么人生面对的就是虚无，在虚无的世界里，人生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人的价值没有了，人的本质也没有了。人的存在，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而且还是精神的存在，如果生命是痛苦的，人就成为“一沟绝望的死水”，痛苦的让人绝望。人畏惧虚无，人害怕无聊，面对无意义的人生，人的存在就变成了虚无，存在即虚无。如果生命是痛苦的，那么存在就是虚无；如果生命是快乐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海德格尔说：“当我们只靠这本书或那本戏、那件事或这种消遣来无聊地混着时，真正的无聊就还离得很元，当‘我真正无聊’时，真正的无聊就来临了。这种深刻的无聊，在存在的深渊中如满天沉静的迷雾弥漫周遭，把万物与众生以及与它们一起的我自身都浑入一种麻木不仁的境界中。”当生命体验不到快乐时，人就感觉到一种虚无，深刻地体验到自身的麻木不仁，感觉迟钝，当发展到“绝望”时就变成了“死水”，没有“情热”与“智光”。生命在痛苦时，人是消沉的，人没有热情，人的智力也在下降，生命的痛苦可以把人“绝望”成傻瓜。在这种时候，人成了机器，人生的意义不存在了，生命的快乐消失了。
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因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但如果思想使人痛苦，那么这存在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并不是因为我思想我才存在，而是因为我感知到快乐，所以我才存在，否则存在就没意义了。海德格尔说：
由于康德承受了笛卡尔的本体论的地位，康德也跟着做了一件耽误重大事件的事：耽误了‘亲在’的本体论。这次的耽误，就笛卡尔自己有得最多的倾向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耽误。笛卡尔发现了“我思我在”就认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但是他在这个“激烈的”开端处就没有规定清楚的是这个思执的“在”的方式，说得更准确些，是“我在的”‘在’的意义。
人把什么来作为人自身存在的根据呢？换句话说，我为什么是存在着？我怎么来证明我存在着？财富、名誉、地位……都无法确证我的存在，只有我是快乐的，才能证明我是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快乐我存在，我乐故我在。笛卡尔的逻辑是我不思想我就不存在，所以我怀疑一切，一切都是可疑的。笔者认为我痛苦我就不存在，所经我怀疑使我痛苦的事物，使我痛苦的事物都是可疑的。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感知到我在快乐着，否则我存在的意义就消失了。生命倘若全是痛苦，那肯定使人“绝望”，“绝望”使人成为“死水”一般的人。
对于存在的分析，我们只有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考察才有意义，人是感性动物，生命中有无数本能冲动，人是活生生的存在，快乐是人行为的动机，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
第七章 《死水》一诗的意义：生命的快乐 第二十八节 如何才能快乐
回过头来，我们不禁发出疑问，是不是自由就一定能保证生命的快乐，是不是道德和理性就一定使生命痛苦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仅要让一个人的生命是快乐的，而且要让所有人的生命是快乐的。所以自由是有限的，自由不是任性，也不是自私，自由是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前提的，快乐是又不妨碍别人的快乐为前提的，所以没有道德和理性也是不行的，也是无法想像的。道德和理性正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快乐。也就是说自由和道德、快乐和理性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我们反对的是不合理的道德和理性，重建符合人性的道德和理性。正像人不能离开太阳一样，人也不能离开道德和理性，道德和理性就如太阳的光辉，使生命快乐地成长，保证所有人的生命是快乐的。
新的道德和理性是什么呢？可以重建吗？答案是肯定的。诗是揭示世界本质的一把钥匙，在闻一多的诗《太阳吟》中，诗人暗示了新的道德和理性：
太阳啊！生命之火的太阳！
但是谁不知你是球东半的情热，
同时又是球西半的智光。
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中西文化的差异，这首诗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重“情”的文化传统，西方是一个重“智”的文化传统，我想这大概是对的。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重“情意“，西洋人的教育重知识，教知识是教给人生活的工具，教情意是教人生活的本身。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笔者认为，诗人在诗中暗示了新的理性和道德将是“球东半的情热”与“球西半的智光”的统一，也就是中西文化的统一，进一步说就是将中国的儒家仁义道德与西方的自由*理性融合起来，这才是世界未来的新理性和道德，只有二者完美地统一起来，所有人的生命才会是快乐的，人生的意义才会实现，生命的快乐才能成为可能。
儒家仁义道德的最大弊病是中国人不重视物质，导致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中国人的个性没有得到解放和发展，没有知识、科学和哲学，所以中国一定要吸收西方人重知识重自由重科学的文化，将二者统一起来，形成新的道德与理性。西方自由与*理性的最大弊病是西方主精神沦丧。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儒家仁义道德就是为了缔造一个使所有人的生命是快乐的一个精神乐园，也是诗人一直想回去的“我的家乡”。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追求现世幸福，所以科学、哲学、美术和文艺很发达。中世纪中断了希腊文明。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希腊文化，重新走上科学与*之路，对“我”和“自己”的认识更加理智了。一切从“我”出发，对自然和他人都人持利用、征服的态度，于是自由和*就产生了。西方文化发展到波德莱尔时代，已经成一朵“恶之花”，精神极其沦丧，人的生命没有了意义，到处是恶的“喧哗与骚动”，没有真正意义的生命快乐。只有用儒家仁义道德去匡正西方的自由*，西方的文化才会有希望。
闻一多的诗揭示了中西文化的实质，中国文化重情，西方文化重智，新的道德与理性将是充满热和光的统一体，是情与智的统一体，是儒家仁义道德与西方自由*理性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生命之火的太阳”！它不再使人痛苦，而是让生命快乐。闻一多发现了这个统一体，闻一多揭示了世界文化的走向及其人类的前途。
中西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各有利弊；并且是可以融合的；只有将儒家仁义道德和西方的自由*理性结合起来；才能使所有人的生命感受到快乐。我快乐，你也快乐。
第七章 《死水》一诗的意义：生命的快乐 第二十九节 什么是美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死水不是美的所在；那美是什么呢？美就是生命的快乐。事物之所以是美的；是由于人在观照事物时直觉到生命的快乐；也就美引起了*；而丑陋的事物确实令人不快或讨厌。死水不能引起人感受到生命的快乐；因而它不是美的所在。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这就是死水的美丽；更衬托出它的丑陋；使人感到生命的痛苦。在这一首诗中；诗人表达了他的审美观；这就是闻一多表达了什么是美；美就是生命的快乐。当我们观照死水时，死水上的油腻、霉菌、白沫，使人看到的是死水的腐朽与衰败，正是与生命相反，看到死水，让人直觉到生命的灭绝，死气沉沉，引起人的强烈厌恶，臭气冲天只能吸引花蚊，死水让人联想到虚无，想到世界的末日，生命灭绝了，快乐也消失了，只剩下丑陋。死水的特征：（1）毫无生气和活力；（2）没有生命力；（3）僵化和腐朽。生命似水，生命如火，生命是“情热”和“智光”的冲动，是本能的冲动，是人的意识的流动。生命是永不停息的，时刻都在运动的情热和智光。尼采说：“世界是：一种巨大无匹的力量，无始无终，一种常驻不变的力量，永不变大，永不消耗，只是流转易形，而总量不变，……一个奔腾泛滥的力的海洋，永远在流转易形，永远在回流，无穷岁月的回流，以各种形态潮汐相间，从最简单的涌向最复杂的，从最净的、最硬的、最冷的涌向最烫的、最野的、最自相矛盾的，然后从丰盛回到简单，从矛盾的纠缠回到单一的愉悦，在这种万化如一、千古不移的状态中肯定自己，祝福自己是永远必定回来的东西。是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迁化……”实际上尼采描述了生命的特征，生命贵在运动，追求“永恒的乐趣”，在乐趣中“肯定自己”。这种生命的快乐是一种力的美，一种活力和生机勃勃的自然美。当我们观照事物时，直觉到生命的快乐，望洋兴叹发现了事物的美，美之所以为美，就是因为美的事物能引起人感受到生命的快乐。
居约说：“美是一种复杂和更有意识的*，是一种更有理智和更带有意志因素的*。”一事物刺激我们的视觉和听觉等全部感觉，我们直觉到事物美时，我们就体验到一种自发的生命的快乐。亨利．马歇尔也认为：“美就是相对稳定的，或者真正的快乐。”可以肯定地说，美必然引起人感知到生命的快乐，而丑则必然引起人感知到生命的痛苦。美能使人忘记痛苦，直觉到生命的快乐，甚至会使人产生丰富的想像力，顿觉一种飞扬的感觉。徐志摩在《雪花的快乐》一诗中写到：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薄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飞扬”正是生命的快乐，或者说人感知到生命的快乐时，就会产生一种飞扬的感觉，活力无限，激情四射，想像力丰富，直接达到自由的境地。而死水只能使人绝望，使人难以感知到生命的快乐，人观照死水时，直觉到一种沉重感，不可能像看到飞舞的雪花时产生一种飞扬的感觉。
第七章 《死水》一诗的意义：生命的快乐 第三十节 诗歌的形式与快乐的方式
生命的快乐总表现为一定的形式，正如快乐有不同的形式一样，生命的快乐，其形式也多种多样。生命的快乐的形式又如诗歌的形式。分析诗歌的形式，我们可以体悟到生命的快乐也有它最好的形式。
诗歌的形式不外乎自由体和格律体两种，诗歌是自由体好呢？还是格律体好呢？闻一多追求生命的快乐，反对僵硬腐朽的死水，闻一多崇尚自由，但在诗歌的形式上，他有独到的看法，他选择了格律体的诗歌形式。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一文中说：
假定“游戏本能说”能够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起源，我们尽可以拿下棋来比作诗；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格律在这里是form的意思。“格律”两个字最近含着一点坏的意思；但是直译form为形体或格式也不妥当。并且我们若是想起form和节奏是一种东西，便觉得form译作格律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了。）假如你拿起棋子来乱摆布一气，完全不依据下棋的规矩进行，看你能不能得到什么趣味？游戏的趣味是要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做诗的趣味也是一样的。假如诗可以不要格律，做诗岂不是比下期、打球、打麻将还容易些吗？难怪这年头儿的新诗“比雨后的春笋还多些”。我知道这些话准有人不愿听。但是布利斯．佩里教授的话来得更古板。他说“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束缚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要戴别个诗人的脚镣。”
闻一多把诗的形式——格律看作是一种“建筑美”，表现为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