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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以来第一次，哈罗德为比预期中早看见邮筒感到失望。他还特地绕了点路，但邮筒已经在那里了，在福斯桥路的转角等着他。哈罗德将给奎妮的信举到投信口，又停了下来，回头看向走来的路。
座座独立的房子刷成了黄色、蓝色、橙红色，都被岁月洗刷得有点斑驳了。有些房子还保留着五十年代的尖顶，一根根装饰用的梁木围成半个太阳的形状；有几栋盖有嵌着石板的小阁楼；还有一间完全按照瑞士风格的小木屋作了改装。哈罗德和莫琳四十五年前刚结婚就搬到这里来了，光是房子的订金就花光了哈罗德所有的积蓄，连买窗帘和家具的钱都没有了。他们比较内敛，这些年来邻居们来来去去，只有哈罗德和莫琳一直留在这里。家门前曾经有过一小片蔬菜田，还有个别致的小池塘；一到夏天，莫琳就会亲手制作印度风味的酸辣酱，戴维还在池塘里养过小金鱼。屋子后面曾经有个棚舍，里面挂着各种园艺工具，还有一卷卷麻线、绳索，棚舍总弥漫着一股肥料的味道。但这一切早就成了过去。就连戴维的学校——就在他的小房间旁边——都已经铲平，变成了五十间红色、蓝色、黄色的房子，房前的街灯也改成了乔治王朝时代的风格。但这四十五年里，哈罗德又做了些什么呢？
他想到了写给奎妮的信，为那几行软弱无力的字感到羞愧。
他想象自己回到家里，听着莫琳叫戴维的声音；除了奎妮即将在贝里克郡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生活一成不变。哈罗德突然间不能自持，信明明已经放到黑幽幽的投信口，却怎么也投不进去——他没法松手。
虽然身边没有什么人，他突然大声说了一句：“反正今天天气这么好。”既然没有别的事可做，他大可以逛一逛，走到下一个邮筒再说。趁自己还没有改变主意，他拐过了福斯桥路的路口。
这么冲动可不像哈罗德，他自己也知道。自退休后，日子一天天过去，几乎每天都是一样的，只是裤带更紧了，头发掉得更多了。他睡得很差，有时整晚都睡不着。当另一个邮筒又比想象中更早出现在视线里时，他再次停下；仿佛一件什么事情开始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但自己已经在做了，而且停不下来。细密的汗珠在他额头上沁出，血管因为期待而不安分地跳动。如果他走到福尔街那个邮局的话，信肯定要第二天才能寄出了。
哈罗德继续沿着新住宅区走下去，温暖的阳光覆在他脑后、肩上。经过窗户的时候往里瞥一眼，有时是空的，有时恰好有人，一旦对上他们的眼神，哈罗德就有一种必须赶紧离开的感觉。有时他也会看到意料之外的东西，比如一座瓷像，一个花瓶，甚至一个大号，都是人们用来阻隔外界污染，保护自己内心柔软的物件。他试着想象人们经过福斯桥路13号时对莫琳和他的生活会有什么感觉，突然意识到他们不会了解到太多，因为家里装着窗帘呢。他往码头方向走去，大腿上的肌肉开始一抽一抽。潮退了，几艘小船错落着泊在坑坑洼洼的黑色河泥上，懒洋洋的，已经褪了色。哈罗德蹒跚着走到一张空着的长凳旁坐下，打开了奎妮的信。
她还记得。过了这么多年，她还记得。而他却一成不变，任岁月蹉跎，好像她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他没有试着阻止她，也没有追上去，甚至没有道一声再见。又有眼泪盈上他的眼眶，模糊了天空与眼前马路的界限。迷茫中好像出现了一个年轻母亲和她孩子的剪影，他们手中握着雪糕筒，像举着火炬一样。她抱起孩子，放到椅子的另一头。
“天气真好。”哈罗德努力让自己听起来不像一个正在哭的老人。她没有抬头，也没有附和，只是弯腰把孩子手上正在融化的雪糕舔了一下，不让雪糕滴下来。男孩看着他的母亲，两人离得那么近，动也不动，仿佛两人已经融为一体。
哈罗德努力回忆自己有没有试过和戴维在码头边吃雪糕。应该是有的，即使他无法成功地在脑海中搜寻出这一段回忆。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完：把信寄出去。
午休的上班族在古溪旅馆外面拿着啤酒嬉笑，哈罗德几乎看都没看他们一眼。爬上福尔街陡峭的上坡路时，他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母亲，她全心全意地沉浸在自己和孩子的世界里，忽略了其他所有人。他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都是莫琳把两人的近况告诉戴维，是莫琳在所有信件、卡片的结尾处替他署下“爸爸”两个字，甚至连他老父亲去的疗养院也是莫琳找的。接着一个问题出现了——当哈罗德站在斑马线前按下行人按钮时——如果一直是她在做哈罗德该做的事，那么——“我是谁？”他就这样走过了邮局，连停都没有停下。
2 哈罗德、加油站女孩与信仰的问题
哈罗德·弗莱几乎走完了整条福尔街。他走过那家倒闭了的沃尔沃斯零售店，一个坏老板开的肉店（“那人会打老婆的。”莫琳说），一个好人开的肉店（“是他老婆不要他，离家出走了。”），还有钟楼、废墟和哈姆斯南部公报的办公楼，直到最后一家店铺。每走一步，哈罗德小腿上的肌肉都扯一下，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身后的河口在阳光下仿佛一块闪闪发光的锡片，远处河面上的小船已化成白色光点。哈罗德在旅行社前停下，假装浏览窗子上贴着的超值旅行计划，想趁路人不注意稍作休息。巴厘岛、那不勒斯、伊斯坦布尔、阿布扎比，他母亲曾经用最梦幻的语言给他描述过这些地方：那里的土地长满热带植物，那里的姑娘头上都戴着花……以至于他从小就对自己不了解的世界充满了怀疑。和莫琳结婚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多少，后来戴维又出生了，他们只是每年去伊斯特本同一个度假营待两周。哈罗德重重地深呼吸几下，定一定神，继续往前走去。
店铺变成了民居，有些外墙是用粉灰色德文石铺的，有些是粉刷的，还有些贴着石板瓷砖。玉兰开得正好，一朵朵白色的星形点缀在叶子上，闪闪发亮，像假花一样。已经一点了，邮差肯定已把今天的信收走了。他打算买个小点心填饱肚子，然后找下一个邮筒。又过了一个交通灯，哈罗德往加油站走去，那里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大片的空地。
有个小姑娘坐在柜台前打哈欠。她在T恤衫外面罩了一件红色马甲，上面别着一只“很高兴为您服务”的襟章；头发油乎乎地挂在脑袋两边，露出两只耳朵；脸上有些痘印，肤色苍白，好像长时间关在室内没有见过阳光一样。刚开始他问有没有小点心的时候，她甚至没有听懂。
“哦！你是说汉堡？”她终于明白过来，吃力地挪到冰箱旁取出一个特大的芝士汉堡和薯条套餐，教他怎么用微波炉加热。
“天哪，”哈罗德看着在微波炉里转动的汉堡说道，“我不知道你们加油站还有卖正餐的。”
那女孩递过一个装着番茄酱和甜酱的碗，边擦手边问：“加油吗？”她有一双小孩子的手。
“不用，不用，我只是路过。我是走路过来的。”“哦！”她说。“我要寄封信给一个老朋友。她得了癌症。”让他吃惊的是自己说出那个词前停了一下，声音也变低了，还下意识地开始摆弄手指。女孩点了点头：“我阿姨也是。这病简直无处不在。”她将眼神投向店里的柜子上，好像它就藏在汽车协会地图和那些海龟牌上光蜡后面，“但你总要积极点。”哈罗德停下握着汉堡的手，用纸巾擦擦嘴角：“积极点？”
“你一定要有信念。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不能光靠吃药什么的。你一定要相信那个人能好起来。人的大脑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不明白，但是你想想，如果有信念，你就一定能把事情做成。”
哈罗德充满敬畏地看着这个女孩。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她现在看起来就像是站在一团光中央，好像太阳转了一个方向，连她的发丝皮肤都明亮清晰起来。也许是他盯得太专注了，甚至还可能叹了一声，只见女孩耸耸肩，咬住了下嘴唇：“我是不是在说废话？”
“老天，不是的，才不是呢。你的话很有意思。我恐怕从来没有弄明白过宗教这回事。”
“我并不是说要……信教什么的。我的意思是，去接受一些你不了解的东西，去争取，去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简单的坚毅和笃定，更别说是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听她一说，好像这些都是显而易见似的。“她后来好了，是吗？你那位阿姨？因为你的信念？”
女孩没有说话。她动一动嘴唇，嘴半张着停了片刻，又紧紧闭上。
“有人吗？”一个穿细条纹套装的男人在柜台那边叫了一声，百无聊赖地在台面上轻轻敲打着手中的车钥匙。女孩绕回柜台前，哈罗德紧紧跟了上去。条纹衫男人装模作样地看看表，手腕高高举起到空中，指着表面说：“我要在三十分钟内赶到埃克赛特。”
“加油吗？”女孩回到堆着香烟和彩票的位置问道。哈罗德试着捕捉她的眼神，但是失败了。她又成了刚才那个迟钝、空洞的人，好像两人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哈罗德把汉堡钱放下，往门口走去。信仰，她说的是这个词吧？这并不是一个平时常听到的词汇，但是很奇怪，他偏偏碰巧在这天早上读完奎妮的信之后听到了。即使他并不十分明白女孩说的信仰指什么，甚至不清楚他能相信几分，但这个词听起来感觉太对了。它在他脑子里萦绕回响，经久不散，让他不知所措。从六十五岁那年开始，他就对未来的困难作好了心理准备：关节会越来越僵硬，耳朵会越来越不灵敏，眼睛一吹风就会不停地流泪，胸腔还会忽然一阵刺痛，好像预示着什么不祥似的。但现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又是什么呢，怎么这么有力，让他身体微微颤抖，双腿跃跃欲试？他转向A381街，发誓到下一个邮筒一定会停下来。
他已经快走出金斯布里奇了。马路渐渐变窄，成了一条小车道，最后干脆连人行道也没了。头顶绿树成荫，蓊郁的枝叶连成一条隧道，尖尖的新芽和云一样的花簇缠绕其中。他不止一次贴向旁边的山楂树，避开路过的汽车。有些车上只有一个司机，哈罗德猜他们一定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因为他们个个都表情凝滞，好像所有的喜悦都被榨干了。有些车里坐着母亲和孩子，看起来同样疲惫不堪。那些像莫琳和他一样的伴侣也是一副僵硬的疲态。哈罗德突然有一种朝他们挥手的冲动——他是喜欢和人交往的，他希望自己对他们有更深的了解，明白他们之所爱，之所失。但他终究没有抬手——走了那么久，他已经气喘吁吁了，不想再引起不必要的惊慌。
大海已被远远地抛在身后，面前是绵延的小山和达特姆尔高原的蓝绿色轮廓。高原那边呢？是布拉克山脉，然后是门迪普小丘、马尔文丘陵、奔宁山脉、约克郡谷、哲维山，再过去就是特威德河边的贝里克郡了。
然而在这里，就在马路对面，一个邮筒出现了。邮筒旁边有一个电话亭。哈罗德的旅程到头了。
他一步步向前挪着步子。刚才错过了那么多个邮筒，还有两辆邮车和一个骑着摩托的邮差。他想起了自己错过的其他东西——那些人，那些机会，那个不再愿意与他对话的儿子，还有被他辜负了的妻子。他想起了疗养院里的父亲，想起母亲放在门边的行李。现在还有一个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证明了自己一片真挚的朋友。这是注定的吗？难道他必须放弃这些东西，仿佛它们真的无足轻重？这个无可奈何的发现重重地压在他心上，让他喘不过气来。一封信太不够了，一定还要再做点什么。他蹒跚着回到路上，满面悲痛。伸手摸向袋子，才发现手机落在家里了。他心里一惊。
一辆小货车突然急刹车，险些没避开哈罗德。“找死呀！”司机嚷道。
哈罗德听若不闻，对邮筒也视而不见。他走进电话亭，把奎妮的信握在手里。
信封上有地址和电话号码，但他的手指颤得如此厉害，几乎连数字都输不进去。在等待的空当，电话亭里的空气变得凝结滞重，一滴汗从他肩胛骨间滑落。
响了十来下后，话筒那头终于响起哐啷一声，传来一个口音浓重的声音：“下午好。圣伯纳丁疗养院。”
“我想找一位病人，名叫奎妮·轩尼斯。”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哈罗德加了一句：“是急事。我想知道她怎样了。”接电话的女人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哈罗德的背脊突然升起一缕寒意。太晚了，奎妮死了。他紧紧咬住自己的手。
那个声音说：“恐怕轩尼斯小姐正在睡觉。我可以帮您传个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