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刺的玩笑，“他曾经把一个人的膝盖废掉了。人人都知道。”
“我想不至于吧。”“就因为那个人偷了他的零钱罐。”
哈罗德一言不发，夹起菜在肉汁里蘸一下。这些流言他都听过，但他不愿多想。
“但愿那女人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吧，”戴维继续说，“也不要是同性恋或社会主义者，对吧，老爸？”很明显他已经不想继续纳比尔这个话题，要转而讨论和他们家有关系的事情。
哈罗德隐隐看到了儿子眼中的挑战意味。那眼神当时还有一种尖锐的感觉，看久了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一模一样。”他说道，但儿子只是吸了吸牙齿，瞟向母亲的方向。
“你还看《每日电讯报》呢？”他回答完这一句，把碟子一推站了起来，佝着腰，皮肤苍白，哈罗德几乎不敢看。
“再多吃点，亲爱的。”莫琳叫。但戴维摇摇头溜了出去，好像对着父亲就没法好好吃一顿圣诞午餐似的。
哈罗德看向莫琳，但她已经站了起来，开始收拾碟子。“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你知道的。”她说。言下之意是“聪明”二字足够做一切的借口，包括越来越疏远父母。“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太饱了，喝不下雪利酒了。”她低下头，摘掉圣诞纸帽，仿佛帽子太小了，然后开始清理残局。
哈罗德在黄昏前到了南布伦特，看着奶油色的房子、前院花园、带中央安防系统的车库，有一种长途跋涉之后重回文明的成就感。终于又踏在人造石板上，原来这些石板这么小，这么整齐。
他在一间小店里买了膏药、水、喷雾止汗剂、梳子、牙刷、塑料剃须刀、剃须膏和两包饼干，要了间单人房，墙上挂着已经灭绝了的鹦鹉图片。他在房里仔细检查双脚，在磨破了的水泡和肿胀的脚趾上贴上膏药。全身的肌肉一丝一丝都在疼，实在是筋疲力尽了。他从来没试过在一天里走这么远的路。但他已经走了八英里半了，心里很想再多走一点。吃了东西，通过付费电话和莫琳联系以后，要好好睡一觉。
夕阳滑落到达特姆尔高原的边缘，天空布满了红褐色的云霞。山岭镀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蓝色，山上吃草的牛群在渐弱的日光里微微闪现出一种柔软的粉色。哈罗德不禁希望让戴维知道自己走路的壮举。不知道莫琳有没有告诉他，他会用什么话来形容呢？星星一颗接一颗在夜空中刺出亮点，渐浓的夜幕开始战栗。连着第二晚，哈罗德一夜无梦。
6 莫琳与谎言
一开始莫琳十分肯定哈罗德一定会回头的。他会打电话回来，又冷又疲惫，她只好开车去接他回来。肯定是大晚上，她要在睡衣上披一件外套，还要翻出自己开车时穿的鞋子，这一切都是哈罗德的错。所以她一直开着灯，半睡半醒，电话就摆在床边。但他既没来电话，也没有回家。
莫琳试着回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那顿早餐，粉色的信封，沉默的哈罗德，还有静默中轻轻的抽泣。潜藏在记忆深处的细节一一浮现出来：他如何将回信仔细折了两折才放进信封，没让她有机会瞄到信的内容。尽管她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或者什么都不想，却总是无法摆脱那个哈罗德呆呆地盯着信的画面，好像他身体深处有些东西正在瓦解。她很想向戴维倾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哈罗德的决定太难理解了，也让她觉得很丢脸，而且她还害怕自己一对戴维说话就会开始想念他，那种痛楚实在太难以承受了。哈罗德说他要走路去贝里克郡。那是说他到了那里就不会回来了吗？
好，想去就去吧。她早就该料到了。有其母必有其子。虽然她从来没见过琼，哈罗德也从来没提起过她，但什么女人会一个字也不留，收拾行李就一走了之呢？行啊，走就走吧。有时她自己都想把这一切结束了。是戴维让她坚持了下来，而不是夫妻间的爱。她已经记不起他们当初相遇的细节，她那时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只记得他好像是在一个舞会上见到她的，还有她母亲第一次见到哈罗德时就觉得他很普通。
“你父亲和我还以为是什么人才呢。”她母亲用她特有的那种方式挤出这句话，哈罗德要非常用力听才能听懂，紧张得整个脸都皱起来。
那时莫琳不太听得进别人的话。没受过教育又怎样，没有格调又如何，起早贪黑打好几份工也只租得起一间地下室又有什么关系？只要看见他，她的心就轻飘飘飞起来。她会成为他从来没拥有过的爱，成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朋友。她会是他的一切。有时回头看看，她会纳闷当年那个不怕冒险的年轻女孩去了哪里。莫琳细细过了一遍他的信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走路去找奎妮。没有信，没有电报，一点痕迹都没有。他床头柜的抽屉里只有一张她的照片，还是他们刚结婚时拍的，还有一张戴维的黑白照，皱皱巴巴的，肯定是他偷偷藏起来了，因为她记得很清楚自己亲手把这张照片贴在了相册里。屋里的安静让她想起戴维刚离开的那几个月，好像连屋子都屏住了呼吸。她打开起居室的电视，又拧开厨房的收音机，但屋子还是太空太安静了。
难道他等了奎妮二十年？奎妮·轩尼斯是不是也同样等了他那么久？
明天是收垃圾的日子。丢垃圾是哈罗德的工作。她上网订了几本夏季游艇出租公司的宣传册子。
随着傍晚逼近，莫琳意识到只好自己去丢垃圾了。她将垃圾袋拖到屋外，一下子丢到花园门口，仿佛被哈罗德遗忘了的这份职责也该为他的离去负一份责任。雷克斯一定从楼上的窗户看到她了，她回来时雷克斯已经来到篱笆旁边。
“莫琳，一切都还好吧？”她轻快地回答：“当然。当然。”“怎么今晚不是哈罗德倒垃圾呢？”
莫琳抬头看一眼卧室窗户。那空洞一下子狠狠地击中了她，仿佛有一种突如其来的痛楚撕扯着她的脸部肌肉，连喉咙都紧了。“他在床上。”她努力逼出一个笑容。
“床上？”雷克斯神色一沉，“怎么啦？他病了？”这男人太容易担心了。多年前伊丽莎白在晾衣服的时候向她透露雷克斯母亲就爱小题大做，将他也变成了最杞人忧天的可怜虫。她回答：“没什么，就是滑了一跤，把脚扭了。”
雷克斯的眼睛瞪得像珠子那么大：“是昨天散步的时候摔的吗？”
“就是路上有块石砖松了而已。他没什么事，雷克斯，休息一下就好了。”
“太吓人了，莫琳。松动的石砖？天啊，天。”他悲哀地摇着头。屋子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莫琳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是哈罗德，他要回来了。她奔向屋里的时候雷克斯还站在篱笆旁，说：“你应该就这件事向地方议会投诉一下。”
“别担心了，”她回头喊道，“我会的。”她的心跳得那么快，不知道自己是要哭还是要笑。她冲到电话旁抓起话筒，但答录机已经启动，他挂了。她回拨1471，却查不到刚才的来电。莫琳坐下来看着那部电话，等他再打回来，或者回家，但两件事都没有发生。
那一晚是最难熬的，她不知道有什么人能在这种境况下睡着。她把床边闹钟的电池卸下来，但她对窗外的狗叫声、半夜三点钟经过的车子的声音、太阳升起那一刹那响起的海鸥的尖叫声，却无计可施。她定定地躺着，等待睡意袭来，有时意识已经渐渐模糊了，又突然惊醒想起一切：哈罗德正在走路去找奎妮的路上。失眠时想起这件事比当初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还要痛苦。这种事都是这样的，她知道，你一定会不断挣扎，难以置信，会被现实一次次打倒，直到终于接受事实，尘埃落定。她又一次打开哈罗德的床头柜，凝视他藏起来的两张照片。戴维穿着他的第一双小鞋子，扶着她的手单脚站着，努力保持平衡，另一只脚高高抬起，仿佛在细细审视自己的脚丫子。另一张照片是她，笑得那样开怀，深色的头发都落到了脸上。她正抱着一只有小孩子那么大的胡瓜，一定是刚搬到金斯布里奇时拍的。三封游艇公司发出的大信封寄到时，莫琳直接就丢进了垃圾桶。
7 哈罗德、远足的男人与喜欢简·奥斯丁的女人
哈罗德发现酿酒厂里的几个家伙，包括纳比尔先生在内，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走路姿势，一走起来就笑得歇斯底里，好像多有趣似的。“快看。”他们常在院子里自吹自擂，这时总有一个人会支起手肘，弯下腰，扎稳下盘，像母鸡扇翅膀一样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就是这样！操，就是这样！”其他几个会尖声怪笑，有时整群人都会吐掉嘴里的香烟，一起用这种姿势走起来。
连续几天透过窗户看着他们这样做，哈罗德突然反应过来他们是在模仿财务部新来的那个女人。他们是在模仿奎妮·轩尼斯和她的手提袋。回忆到这里，哈罗德一下醒了，迫切地想回到路上。明亮的阳光洒在窗帘上，仿佛想努力挤进来，找到他。虽然身体僵硬、双腿酸软，他还是能走的，脚跟上的水泡也没那么痛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衬衫、袜子、内裤晾在散热片上，前一晚他用洗衣粉和热水把这些都洗了。还没干透，硬硬的，但也可以穿。他在两只脚上分别贴好一块剪得整整齐齐的膏药，又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袋打好结。早餐过后，他会继续向北走。哈罗德是餐厅里唯一的顾客，餐厅里点着一盏橘色的灯，有股潮湿的气味。透过玻璃柜门能看到一些西班牙洋娃娃和死了的红头丽蝇，已经干成纸团一样。女服务员话很少，但哈罗德很高兴不用再作解释了。他吃得很多、很急，边吃边盯着窗外的路，算着一个平时不太走路的人走完到布克法斯特的六英里需要多久，更别说剩下的四百八十多英里路了。
哈罗德拿出奎妮的信默念，虽然不看也可以背出来。亲爱的哈罗德：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小吃一惊。我知道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但最近常常不自觉地想起过去。今年我做了一个手术……“我讨厌南布伦特。”房间那头传来一个声音。
哈罗德惊讶地抬起头。除了女服务员和他再没有别人了，她看起来不太像刚说了话的样子。她坐在一张空桌子旁，摇着腿，鞋子挂在脚尖上一晃一晃，摇摇欲坠。哈罗德喝完最后一点咖啡，又听到一句：“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的确是那个服务员，虽然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她的脸一直朝着窗外，嘴唇张成空空的O形，好像是嘴巴兀自在说话。他希望自己能说几句话，又不知从何开口。也许什么都不说，静静地听就够了，因为她继续说了下去：“南布伦特比起德文郡其他地方简直是多余。就算太阳出来时我也不喜欢。我会想，是，现在是好，但不会长久的。不是在看雨，就是在等雨。”
哈罗德叠起奎妮的信，装回袋子里。信封有点问题，但他又说不出是什么问题。再说，不专心听那女人说话似乎有点不礼貌，因为很明显她是在和他说话。
她说：“有一次我赢了一个去伊比沙岛的旅游，只要收拾好行李就可以出发了。但我却做不到。他们把机票都寄给我了，但我没有打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机会逃离这里的时候，我没法把握？”哈罗德咬着嘴唇，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没和奎妮说过一句话。“或许是害怕，”他说，“我曾经有个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看清这一点。其实挺好笑的，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具柜里。”他想起那个场景，笑了出来，但那女人没有笑。也许那场景太难想象了。她抓住摇得像钟摆一样的脚，仔细研究起来，好像以前没仔细观察过自己的脚。“有一天我会离开的。”她说。她的目光穿过空空的餐厅，与哈罗德的视线相遇，终于笑了起来。
和戴维的预言正好相反，奎妮·轩尼斯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或同性恋。她矮矮胖胖，是个貌不惊人的女子，没有腰身，前臂上永远挂着一个手提包。众所周知，在纳比尔先生眼中女人不过是会计时的荷尔蒙炸弹，他会给她们一份酒吧招待或者秘书的工作，换取她们在他那辆捷豹汽车后座的“报答”。所以奎妮算得上是酿酒厂的一个“新尝试”，换了其他任何女人来应聘这份工作，纳比尔肯定都不会点头。
因为她是那样沉静、谦逊。哈罗德有次无意中听到一个同事说：“你简直会忘记她是个女人。”不出几天已经有消息说她为财务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账，但这并没有减少逐渐蔓延到公司走廊上的各种模仿和讥笑。哈罗德真心希望她没看到或听到。有时在餐厅里碰见她，她手里握着纸包三明治，和那些年轻秘书坐在一起，静静地听她们说话，仿佛她们或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晚上，他拿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