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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宿舍。原来这个女子竟然是个记者，老王刚才热了的心又马上凉了下来。
平心而论，老王相貌堂堂正正、浓眉大眼，除了说话有点嘟哝，口齿不清，一米八的个头由于长年的劳动，胸脯有点挺不直外，论人样也算是英俊的那类，说文化也算个“文革”后的高中生。
两人说笑着来到报社，黑暗里温彩屏邀请他进去坐坐，他很想进去，但腿却颤颤地抖着挪不动步，嗫嚅着说，以后我来。还没等他来，温彩屏次日却自己主动找上门。所谓木器公司其实也就是个生产车间，电锯像杀猪般地“嘶啦嘶啦”作响，木料、木板杂乱无章地堆放。她俨然老板娘般颐指气使，还用强迫性的口气，要求把那间库房装修成经理室。他满脸荡漾着春意，一一点头照办。在不久后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他第一次走进了她的宿舍，聊到兴头上，她就吃吃笑个不停。看他纳闷，她就说自己想起一个有关木匠的笑话。说有个像你那样手巧的木匠，在给一家大户人家做活时，看到主家的女儿非常漂亮，就有些魂不守舍的。他的这些举动，作为过来人的主人自然看在眼里。一天，主家夫妻两人有急事要进城，他们把女儿叫来安顿说，那木匠对你有些心思，你是个黄花大闺女，千万记住不能吃亏。女儿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肯定不会吃亏的。主人走后，木匠心猿意马地大起了胆子，他先看了女子一眼算是投石问路。女子想大人叫我不能吃亏，他看我一眼的话，我就看他两眼才不吃亏。被看了两眼的木匠马上感到有戏，就大胆抱住她在脸上亲了一口，不吃亏的女子马上在他的脸上亲了两口。后来呢？见温彩屏不言语了，他红着脸问。她的脸也是红扑扑的，做出不好意思的样子说你还想听啊，于是低眉传目地继续讲道，女子的父母回家后问吃亏了没有？女子得意地说，我怎么能吃亏：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两眼；他亲我一下，我亲他两下；他把我的上衣脱下了，我就把他全脱光了；他把我的……全身燥热的他们融入了故事里。在甜蜜的激情逐渐消退后，他意识到应该找到点什么？在她蹲在地下对着脸盆尽情洗涤时，他对床铺上的搜寻未果感到相当沮丧。虽然木匠对鲜血是非常忌讳的，但这时的红色对所有的男人都应该是一种鼓舞和激荡，是猎手的骄傲和满足，是终身难以忘却的纪念和回忆。这些，对于这个木器公司王经理来说，在温彩屏身上是永远也得不到的了。生性温和平实的他，只是心里堵得慌，也不可能把未见到的红色当成永远抹不掉的阴影。
在老王回家的路上，按捺不住的梁怀念已经给温彩屏打了电话，老头心里惦记着他的“屏屏”，而心烦意乱的她却焦虑自己的事情，所以根本就谈不拢。她不住地说，整那张报纸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女人的嗔怪更加让老头心疼，他说你们女人呀，就是胆小如鼠，那又不算什么事情，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嘛！郝智没来以前我不就是地委书记吗。她说你懂什么呀！气功大会是预告新闻，而新地委书记可是省委已经任命的事情，加上我们俩这样的关系，现在外面可是说什么的都有呀，这可叫我以后怎么工作！说着说着她就着急地嘤嘤抽泣起来。老头说你真是妇道人家，连这么点屁事都经不起。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有我在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放心，我还是过去的梁怀念，路山也还是过去的路山，你，还是报社总编，说不定哪天还能成为路山地区的宣传部长呢。
十五
走出地委那条巷子往南走不远，是一个建于解放初期的中心体育场，体育场的设施到了完全老化的程度，但有一座现代雕塑却是崭新的，那是梁怀念听从了一位来自香港的风水大师点拨后，花费２０多万元建起的。雕塑其实很简单，中间是一根粗大的玻璃钢巨柱，顶上盛开一朵大莲花，只是莲花中间花蕾的位置却被一颗闪烁发亮的大圆球取代，大师说这是顶天立地；而在柱子周围立着三匹四蹄腾空的千里马，寓意事业通达、马到成功。但路山的老百姓却这样理解，说在三匹马中，有一匹是到北京去告状的；一匹是到省里去要账的；再一匹是领导到乡下扫荡的。至于那莲花，说的更是难听：即使是梁怀念的“柱子”竖起来也不顶“球”。
雕塑所说的其它事情是否属实暂且不说，但路山人好告状，这在全省都出了名。当然面对这些老告状户们，各级领导也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一般是先硬后软，打不过就跑，再不就是置之不理，或者躲避不见，反正在运动里进行周旋。路山上访户的故事很多，有一个老教师为了一起房产案，发誓打不赢官司不剃胡子，经常上访的他到北京那是熟门熟道的，有一次他竟然混到了国宴上。在人民大会堂里，他正襟危坐，当宴会散了后服务员还站在他旁边一口一个“老首长，你慢用”。还有一个农村的新婚小媳妇逛县城走累了，就记起自己的房事不舒服，马上跑到政府大院里找县长告状，说不适应男人那个“大家伙”。久经沙场的县长笑吟吟地随手拿起一号手电筒问，你家男人的家伙有没有这么大？小媳妇吃惊地摇头，县长就说你这个娃娃还小，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没见识过啥大世面，在县城里的男人最细的家伙也比这个粗。吓得小媳妇嗷嗷叫着跑了。
地委书记郝智上任伊始，陷入告状人海的包围之中，这是他预料到的事情。在上中央党校时，班里有几个中组部的学员，大家彼此熟悉后有北方的学员问，为什么中央在使用干部上南方用的多，北方用的少？中组部的同学回答说，主要是告状造成的。比如北方的两个干部平时关系不错，但遇到考察提拔其中一人时，另一人的心态就不正常了，咱们两个都差不多，凭什么你就应该提拔呢？于是就开始告状。假如这两人平时关系紧张，那就正好等到了报复的机会。而南方人恰恰相反，平时关系好的不说，就是那些关系紧张的也都说好话，因为你走了就给他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哪天他有事情找到你的门上，即使你不热心办或者根本办不了，但招待饭也会给吃一顿的吧！
北方人都是如此喜欢告状，属于典型北方习性的路山更不用说。郝智每天从各种渠道接到的告状材料，数量用“雪片一样飞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其内容也像那个告男人“家伙”大的小媳妇那般五花八门。面对群众来信，他确实把这当成了解路山的窗口，指示办公室督察科把材料进行编号整理，再分类拿给秘书科挑选，自己每天晚上上床后，至少用一个多小时阅读，从这个阴暗的窗口里，触目惊心地看到了更深的路山。
一个多月下来，他看到编号竟然突破了六百号时，真是大吃一惊。面对如此多的问题，稳健的郝智考虑到自己对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许多事情还没有彻底了解，所以连一封都没有做过批示，他这也是吸取一些领导乱表态、结果把自己搞被动的教训，因为表态不准确的话，会把自己弄到尴尬的地步，特别是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
告状材料像雪花般飘来，而一批批向他汇报工作的县委书记、县长和地区各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则像是一条流淌的河水，都想涌进他的心里。在办公室门口，他们甚至排起了长队，都在对面的秘书科里等待，似乎把主动联系领导当作积极要求进步的具体表现。这些不请自来的领导，几乎普遍在谦虚里表功，汇报里献媚。同时，似乎当地还有另外一个习惯，就是头次见领导不得空手，好多人汇报工作时还不经意地带几条高级香烟，尽管他一再申明自己根本就不会吸烟，但来人都千篇一律地用“烟放下用于招待人”的托词强行放下。
既来之则安之嘛！郝智十分重视所有来人的谈话，当作认识路山的又一个途径，他认为这样的谈话无论对人还是对事而言，都是一笔宝贵的资料和财富。他认真做着谈话笔记，还时不时地提出些颇有理论性的问题，常常令被谈话者汗颜。当笔记做了厚厚两大本后，有一天他随意翻阅起来，仔细对照后有点泄气，因为几乎所有谈话和汇报的内容基本上同出一辙，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令人振奋的各类统计数字后，是被谈话者自己（有个别客气点的也说是领导班子）为本县和本单位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如何付出了艰辛，他们是怎样率领各级领导干部勤政为民辛勤工作；二是都存在着财力拮据、城市低保、下岗工人和“三农”形势严峻的问题。说老实话，这些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郝智来说，他更感兴趣的是具体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而他们不仅拿不出几个像样的建议，反而把问题抛给了自己，好像专门找他来给县里的发展讨主意似的。令他感到失望和不解的是，这些长期在基层工作的领导们，多年来是没经验还是不会总结经验，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如果没有找到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怎么能维持下来自己的局面？
这样不知疲倦地谈了两个多月后，翻阅谈话人的名单，郝智发现，全区１５个县除了永川县潘东方县长外，其他县的领导都一一登场亮相了。而永川这个全区最大的经济发展强县，是他最为关注的地方，这不仅因为上任第一天，在地委院子里见到的就是永川县的上访农民，而且手头告状材料里反映最多的也是永川县，大部分就是告这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无恶不作的潘东方的。
在谈话和看告状材料的同时，郝智调来地区部门和各县领导花名册、还有梁怀念一次任命的那四百多名干部的简历放在床边，晚上睡觉时总喜欢看看。他过去有嗜睡的毛病，现在睡前翻阅这些名单倒能解了瞌睡。他算着地区的总人口、干部的人数和领导的职数，真是感叹不已。地区这一级的干部真是太多了，特别是属于地委管理的副处级以上的干部更多。如果地区本身就是个大胖子的话，那作为脑袋的领导却比胖身子还大，庞大得像个头重脚轻、比例严重失调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正常行走呢？！比如地区农机局和粮食局这些基本上早没了业务的单位，竟然安置七个副局长。一个小小的河湾县竟有十一个副县长！真不知道配备领导时考虑过职位没有？难怪肖书记说，路山的官本位更为严重。人人都在争取做官，但都做了官后具体的工作该由谁来干啊？这样的局面真的令人感到可怕。那些七八个局长的单位一定是龙多不治水，连最平常的工作、参加会议的事情恐怕都不好安排，在这样的局里，办公室主任恐怕是最忙的人。
面对这样庞大的队伍，郝智的确很费思量，在现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这些已经提拔起来的领导总不能随便找个理由就撤换掉吧？既然不好调整和撤换，注定在自己执政的短时间里，路山干部的现状只能进行局部微调，而绝对无法进行大的动作。看来这支庞大的干部队伍只有用时间逐渐地萎缩和消肿了。临到路山前，他有一套体制改革办法，但面对现实，他的满腔热情描绘的改革蓝图，还没拿出来就开始退缩了，成了纸上谈兵。
梁怀念这个人真令人匪夷所思，按照一般常理来说，免职在家后应该是不好意思再抛头露面了，他倒好，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就已练就出一副乐天派的性格，每天笑哈哈的准时到地委来上班，还有事没事的到郝智办公室里来坐坐，但只是过问他的生活情况，从不提工作的事情。那回他在郝智办公室看到姚凯歌，马上颐指气使，说郝书记一个外地来的领导到我们这里工作不容易啊，你这个秘书长一定要把郝书记的各个方面安排好。好像现在没安排好一样。弄得姚凯歌当场脸红一块白一块的，牙麻得很。但秘书长练就的本领就是在身体语言上恭敬地点头，在口头语言上连连说是。坐在一旁的郝智有些不好意思，连说姚秘书长挺好的，各方面都搞得不错。话说出后心里感到特别的别扭，不住地嘀咕，怎么自己把自己当成是外人，那究竟谁是这里的主人？
后来，郝智经过细心观察发现，梁怀念之所以这样到处走动，完全是成心为了恶心自己和进行流氓心理的发泄，用一种“死猪不怕滚水浇”的态度，刻意做出一种流氓式的悍性给别人看，为的是给自己捞回点体面。如此看来，这样的人不管官能做到多大，但他流氓毕竟还是流氓。
那天，从不谈政治的梁怀念却深刻地和郝智谈起了政治。郝智刚刚和一个县委书记谈完话，梁怀念很随意地进了办公室，扯着拦羊汉子般的嗓门说：“怎么样，该谈的这些干部差不多都谈完了吧？”见郝智不置可否地点了头，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简直就像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