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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郝智向姜和平说了自己向肖书记推荐他担任路山行署专员的事时，姜和平说：“你搞错没有，我早被列入了提拔对象，现在还有几个好一点的厅局供我选择，我可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陪你受罪。”
郝智说：“你别吹了，好的厅局能给你留位置？做梦吧你！还是乘着你的年龄优势，到下面磨练磨练。你不是喜欢仕途吗？和我到路山是你惟一的选择和出路。”
姜和平确实喜欢仕途，不是郝智空穴来风。那年，姜和平大学毕业时，拿到的报到单是分配到省师范大学当老师，他满脸怨气地找到学校的老师说，我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到党政机关，可怎么把我分到学校了？老师说进机关的名额有限，而要进这些机关的人员比较多。其实，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二批大学毕业生，很紧俏，省委机关也供不应求。多年后有同学说，他和老师的关系一贯不怎么融洽，在毕业分配的时候，老师认为他的政治野心太大了，做官会害人害己的，所以有意把他弄到师范大学。对此他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当时他年轻气盛根本就不信这个邪，一个人跑到省政府要找领导，警卫看了他的学生证就不让进去，他一连三天蹲在大门口软磨硬泡，最后终于感化了警卫。到了办公厅，人家要看他的档案，他拿不出来，又回到师大讨要，却被老师拒绝了。无奈，他打问好了办公厅主任家的住址，晚上拿着自己的毕业论文找上门磨。主任看了他的论文真写得不错，问他为什么要到政府机关，他实话实说，自己是个农民的后代，打小就看上当官的威风。生产队长想给谁记多少工分就给多少工分，而公社书记那可真叫个牛，想和哪家的女人睡觉就和哪家的女人睡觉。本来女人嫁汉是不光彩的，但如果嫁上个队长和公社书记的话，就成了她们的资本，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下夸耀说，毕竟是当干部的，人家弄那事情也磨蹭得人很舒服。所以当官就是好。主任说，小伙子你的思想不对，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怎么能成老爷呢？！他说我是想当公仆的，但当老师就不是公仆。看主任更不答应了，他就哭着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经不住他的磨蹭，或许是故事太感人了，本来也是农村出身的主任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动了恻隐之心，松口说你是学历史的，我可以介绍你到档案管理局去，到那里也能方便地把你的档案转过来。他想档案局就档案局吧，先进去再说，反正是省政府大院里的单位。就这样，姜和平终于进了在省政府大院的档案局。上班还没几天，省委组织部开始对老干部平反，要从各单位抽人，人家都不愿意去干那苦差事，姜和平却主动请求到组织部帮忙，这一帮就是两年，期间他处处显示出自己的政治热情，工作积极肯干，后来就留在那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作为农民的儿子，他的仕途挺顺利的，从一个干事到组织部的副处长，再到办公厅的处长，三四年一个台阶，官到副秘书长后由于“站错了队”，在仕途上大踏步前进的势头方才止住。
“你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呀！”姜和平嗔怪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现在是平步青云，而我是强弩之末，形势不可同日而语。看来呀，我也天生就是伺候人的命啰！”郝智说：“你别演戏了，你心里那点小九九，难道我还不知道？不过，路山的庙是真的小了，如果你还没有好的去处的话，路山不妨也可以作为你的选择。当然，也不是我说叫你到路山你就能来的，还要继续努力呀，你也要好好跑跑。怎么样，咱弟兄俩携手一把，说大了是为党为人民，说小了就是为了我们的理想和抱负。”姜和平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两个人下意识地把手握在了一起。
郝智不会想到，当梁怀念一被立案开始调查时，姜和平已经开始对路山动起心思。他感到自己这十几年过得真不容易呀，现在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政坛里再努力一把。
如果说当初上大学就对政治抱有远大志向的话，那还是受生产队长、公社书记们高高在上的地位所影响。姜和平的母亲自幼聪慧，是方圆百里的俊女子，苦于家庭生活困难，她没上过一天学。每次赶羊上山路过村里学校的时候，她总要驻足几分钟，慢慢形成了习惯，竟然也和学生们一样背会了许多课文。到了媒婆上门的时候，面对多少好家景、好劳力、好人样的后生，她一个也看不上。家里人把她逼急后，她才红了脸说，她什么都不图，就图找个文化人。可山大沟深的，全村里也没有一个能把高小念完的后生。她的婚事就这样撂着。也许苍天真的有眼，一场反右斗争把省城里的右派送到了村里改造。一个崇尚文化的山村女子和一个真正的大文化人，就在黄土高坡上演绎了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寓言恰当地注解了他们俩人的故事。姜和平出生几个月时，右派父亲在劈山造田的工地上被炸死了。他死得非常惨烈，血肉横飞的尸体是他那崇尚文化的婆姨一块块拼合入殓的。从此，她的心随着文化人走了，而身体还在，儿子更要生存。幼小的姜和平懵懵懂懂地看着母亲身上变换着队长、主任和公社书记，从而过着今天吃块豆腐、明天吃只鸡的令同龄人羡慕的生活。母亲期盼他成为文化人，而逐渐懂事的他更想离开这个令自己耻辱的地方，因此他拼命地学习，从农村到县城，再从县里越走越远上了省城的大学。他是带着仇恨和艳羡的矛盾心理走进机关的，在组织部工作的几年里，他明白了官场是最讲游戏规则的地方，尽管说大家都互相称呼同志，其实这里面等级是最为森严的，要比封建社会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任何文件规定，但干事对副处长、副处长对处长必须毕恭毕敬，资历浅的必须对资格老的俯首听命，这里像一座金字塔一样，上面的少数永远压迫下面的多数，新来的，你就是孙子！
夹着尾巴做了几年人，和她妈一样聪颖的姜和平开始深谙官场，又发现这里其实是最不讲规则的，可以指鹿为马，把白的说黑；也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这里文化其实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她只是华丽的包装和虚伪的外壳。于是，他按照规则又不讲规则，开始走进了官场。讲规则时，他从小事做起，上班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为副处长添茶倒水，为处长打扫办公室，即使就是对办公室里的其他同志也有求必应，人家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就跑前涉后的比自己的事情还要当紧，赢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口碑。不讲规则的事情，他也已经轻车熟路地运作起来。组织部虽然不大，但部长可算是大官，一般的处长轻易和部长都说不上几句话，姜和平绞尽脑汁寻找突破口，部里发东西，他主动帮办公室里的同志送到部长家里，发现部长夫人属于很随和的那种类型，还经常在省委家属院门口买红薯，他就在街上买了一袋红薯，扛着进了部长家里，对阿姨说红薯是家里自产的。部长的儿女都在北京，他就包了部长家里所有的活计，但他从来不在部长在家的时候去帮忙。结果，一个迂回战下来就打了个大胜仗，部里新成立宣教处，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处长。
部长升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办公厅工作，他跟随调到办公厅，顺便上了一个台阶，因为组织部的副处长到办公厅当处长是很顺溜的事情。官至副秘书长的时候，副书记调到北京，靠单线求官的路算是结束了，重新构筑新的关系，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省委正副秘书长有八个，副书记走后不久，秘书长之间重新进行了分工，原来主管农业的姜和平分管了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管吃喝拉撒睡和省委机关家属院那些琐碎的事情，离官场越来越疏远。要在仕途有什么进步的话，姜和平知道必须抓住年龄优势，尽快下到地市里，然而在这种尴尬的位置上，怎能找到这样的机会？
当年姜和平的领导，省委那位副书记最近刚任中央一个实力部的部长，这个部可以说是地方的财神爷，下面准备上的大项目基本上都到了这个部里。就在梁怀念接受纪委审查可能卸任的消息传出来时，部长到省里来参加一个会议，然后看几个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部长的时间很紧张，上午在会议上做了讲话，下午就乘飞机下到地市。为了显示隆重，省里早在三天前就派两个豪华车队到了地方上等待着部长，于是出现了地上接力和飞机赛跑的情况：一个车队在这个地区的机场等着时，另一个车队早到下一个地区的宾馆候着了。作为接待负责人，姜和平在地面上指挥了“接力赛”，和部长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打个照面，部长热情地叫他一块吃，大家都知道这是套话。部长的房间是他亲自安排的，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因为每天去的时间早了，房间里总有书记、省长坐在那里说话，他们离开之时也到了部长休息之时，这个时候去找领导是最讨人嫌的，会起反作用。几天一眨眼就过去了，但他却没有找到单独会面的机会，眼看部长次日就要启程回京，他终于想到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那天晚上，当着省里那么多领导的面，他拎一袋在市场上买的红薯送进了房间。部长看见红薯颇为感动，留许多人在会客室里，而把他单独叫进卧室，简单叙旧后问他现在的工作情况，有什么想法，还说他是个好同志，到北京国家机关去了也是有水平有素质的好干部。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就不客气地提出能下基层锻炼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部长说，到基层是好事啊，年轻人就应该有这样的魄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嘛！答应上飞机前就给省里的领导说说看。果然，肖琦第二天给部长送行时，部长就意味深长地提起这事，说姜和平这小伙子不错，跟我多年了，还真的想把他带走，但想到地方上人才缺乏，只好忍痛割爱留给你了，但你们也要给他压担子呀。听说路山地区的班子严重缺员，就叫小姜去锻炼吧，何况那个地区也是我们部里开始高度关注的地区。部长感叹地说，岁月如梭呀，再好的人才也经不起时间的折磨啊，一晃又像我这样老态龙钟了。肖琦也附和道，你这个老组织部长的眼光是错不了的，是人才我们当然会重用的。姜和平得到这样的信息，十分自信，都考虑起到了路山该怎么开展工作的事情了。谁知道，过了仅几天时间，郝智却成了横空里杀出的一匹黑马，肖琦主动和他谈了话。
二十二
郝智在地委大院同纺织厂上访工人对话后还不到一个月，厂里的三千多职工就拿到了一个月的下岗补贴。这是他指示魏有亮和财政局想方设法挤出来的资金，还动用了１０万专员基金。当然，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后来又由行署出面，财政局做了担保，给工商银行说了好多好话，一次性贷出半年的最低保障款。尽管说大家都知道政府给企业担保贷款现在的政策根本就不允许，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渡过眼前难关，稳定全区第一大国有企业，应该比什么政策都重要。
工人领到生活费后，在一个休息日里，郝智亲自到厂里和工人们进行了座谈，掌握到厂里出现的困难既有大气候的原因，更有人为的原因，是厂长王大佑的问题。之后，他马上指示由地区纪检委牵头，立即组成工作组进驻纺织厂。几天后，纪检委罗天文副书记带领纪检、监察、经贸委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纺织厂，就群众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厂长王大佑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调查。
调查组进了厂里，却找不到厂长本人了。询问厂办公室，他们说厂长打来电话说他在外地要账。其实，当那天上访工人见到了新书记郝智后，王大佑就预感到情况不妙了，说是给厂里要款，实际是悄悄远走天津，后又到深圳去了。
王大佑走出去是为了销毁罪证的。作为路山纺织厂的厂长，他已把工人上访当作家常便饭了。他多次给工人师傅们讲，厂子垮了，不是我王大佑无能，大家睁大眼睛看看，全国轻工纺织系统有几个工厂没有倒闭？换句话说，市场环境的变化和萎缩的结果就是让厂子倒闭，不垮的纺织厂就不符合市场规律，就是不正常的。当然在心里他也知道厂子落到今天这个局面，和自己有直接的关系。自从报纸上报道了沈阳防爆厂第一个在全国破产的办法后，他就打起了这个主意，先死后生，破产了就会有新的政策，包袱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