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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这一性格特征，由来已久。不妨看看19世纪50年代中外人物对上海人的评语：
上海英租界首任总督到沪后发现，“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
一则流行的比喻说出了上海人和广东人不同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海人是遇到绿灯慢慢走，遇到红灯不敢走，还要指责别人绕着走，呼吁建立更多的红灯。广东经验中注明的“用足政策”，指的是文件上没有说不许做的都可以做。上海人执行政策的理解是：只做文件上规定可以做的，而且执行政策许可范围内最严苛的下限。
苏松太道吴熙说“本地民习刁而不蛮，绅紟亦少巨擘。即二三办公董事，不过传令签答，奉令惟谨而已，亦无杰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荣光也自责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贪吏逞雄。”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郑韶认为，“究其原因种种，或许是上海僻处海隅，水土丰沃，太平天国之前从无天灾兵祸，只要勤勉，即可过温饱生活，因而无所他求、不想冒险他就”。他举了个例子：李鸿章建轮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筹办，两人不愿带头掏钱投资，说穿了不敢冒险做“现代航运”，两年过去，一事无成。结果找到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两人说干就干，不仅投入自己全部家当，而且动员族人、亲朋共同投资，奋斗数年，终臻于成。结果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民族航运企业存续至今。“每读至此，不胜欷嘘”。
即便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只要是“上海人”，也总免不了这份过度专注于得失的“乖巧”。杨东平就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指出“上海作家太‘乖’”：“他们非常理智非常规范非常自觉，少有失误少有出格少有锋芒。乖巧和庸俗的结合，形成一个‘甜腻腻、黏稠稠的泥潭，使大家乐于沉湎其中而不思超越，不敢超越’。他们总是期待社会的喝彩而什么也不损失，或者投入最小而产出最大，这需要精确地探测气候，‘轧苗头’的本事和打‘擦边球’的高超技艺——这是惟一值得冒的风险。”
杨东平说，“才华横溢的剧作家沙叶新是具有强烈正义感和侠骨的上海知识分子之一”，虽然“他的人格和艺术多少体现了‘海派’所包含的那些正面价值”，但沙叶新“戏谑地为自己设定的原则仍不乏上海人的‘聪明’：标新不立异，崇洋不媚外，离经不叛道，犯上不作乱”。
所以，动什么也别动上海人的钱，越什么也不能越过上海人守财的规矩。否则，你就是典型的“拎勿清”（linveqin），就是“不明事理，搞不明白，糊涂”。用周立波的话说：“什么叫拎勿清？就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在饭店门口摆粥摊，在银行门口数一块钱，在阿扁面前谈‘洗钱’，在周立波面前说‘海派清口’。”
2。凡事上档次
上海人是典型的“唯物质论”者，而且对货币有一种天然的眷恋和情有独钟。上海女人宁可每天在家啃咸菜馒头也要挎个LV包出门，这是事实。所以，如果当你在上海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听到某女紧张地呼叫：“不要挤我的LV包包！”请相信，那是真的LV。而且她那么紧张，也是真的啃了太久的咸菜馒头。
这就是上海人的“档次”，他们用消费来彰显身份。消费最初的意思是“耗尽”、“用光”和“摧毁”，这与上海人的精打细算是不吻合的。所以，上海人的“消费”更多的是一种表演性质，身份的表演。一场场消费的假面舞会，每天都在衡山路、淮海路、南京路和恒隆广场隆重上演。
消费表演
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的调查显示，上海的奢侈品消费额只占全国总额的9。8％，在城市中仅排名第五。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坦言：“上海就购买力而言，确实不如其他一些城市。我们在北京做推广时，曾有煤老板一来就买下价值700万元的宝格丽珠宝，还有人一次买了500万元的礼物给太太。”但如此一掷万金的事在上海很难发生。“上海人通常很务实，这也使得上海人在购买奢侈品时更加精明，不冲动。”王陵说，但上海是最佳展示窗口，各大奢侈品牌争相涌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办事风格也非常符合国际惯例。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们最容易进入的城市。”
最佳窗口却并没有最佳销售业绩，这就是上海人的“消费演绎身份”。所以，网友们会对那些在星巴克里端坐一下午只为“凹造型”的上海小白领嗤之以鼻，他们也可被认为是在消费中寻找虚假的身份感，仿佛喝了星巴克就成了纽约人，或者和那些一样喜欢星巴克的华尔街名流成了同僚。
这就是为什么上海造就了中国最早的靠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发展了以大众趣味和市场导向的市民通俗文学，然而，这一传统却并无传人的原因。“上海的有些作家虽然生长于市民阶层，却不屑于对身边‘小市民’生活和心态的提炼、把握。诚如邓云乡先生言：一些普通而又十分丰富的生活场景，如乘电车、小菜场、居委会、荡马路等等，似乎都未被作家注意到。他们似乎更喜欢抒写上海西区的幽静、雅致，以及他们不太熟悉的新旧上海的‘上层生活’，从而标定自己‘中产阶级’的身份和品位。”（《城市季风》）
张柠于2001发表于《南方周末》的评论安妮宝贝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安妮宝贝在《告别薇安》一书中采用了“一种‘市民细读法’，或者说一种‘症候阅读法’，就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解剖你、确认你的身份”。而“上海市民最懂得这种细读法”。
“比如，尽管是名牌服装，但搭配不得体；比如，还用电动剃须刀，而不是用上等剃须膏和剃须刨子；比如，香水味儿太浓烈，而不是青草味的，等等等等，都要遭到蔑视。在这种种细读之下，他们用不着深谈，就能知道你是属于什么阶层、什么等级、什么品味；是住在杨树浦的还是西区的，收入属于什么等级，甚至你的家族背景。进而选择是否嘲弄或蔑视你。不在上海摸爬滚打若干年，你休想弄明白你的身体、行为方式中每一个细节与身份的关系，想打马虎眼是不成的。也就是说，等级、身份已经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气息和动作。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法，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简单的‘精英/大众’分类模式，对于上海市民是不完全管用的。”
《告别薇安》在讲述林的生活时，有一个重大的省略，那就是隐去了林的办公室生活：他的劳动方式和劳动环境，他在劳动中被剥夺或剥夺别人的具体境况。这是上海人最忌讳的东西。就像他们喜欢向人展示洋货，而隐瞒在国外打工的痛苦经历一样。
小说中的林过着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装的样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讲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样。正所谓富有富的讲究，穷有穷的讲究。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强调，使得外来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模仿，从而使得文化身份长期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生活细节的审美化，是文化等级对生活细节的扭曲。这种‘市民完美主义’是与‘市民细读法’相配套的”。
“‘细读法’使他们知道该省略什么、保留什么。他们将保留的那些高雅的东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东西，无限制地完美化、审美化、细节化，并向人炫耀。最后的结果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了一个空壳，里面没有人了。也就是说，真实的自我不在场，肉体感受没有了，被身份的幻觉所取代。于是，在这样一个伪消费的社会中，消费表演的剧目越是丰富多彩，生活的审美细节越是多种多样，他们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与生活审美细节的梦幻合而为一。”
“上只角”和“下只角”
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发展，但上海人的这种“消费表演”却从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以上海滩为背景，充斥了各大名牌和高档消费品，以致被韩寒讥讽为“小时代”写的不是上海的时代，而是“恒隆时代”。但这套书确实满足了上海人以消费获取身份感的表演欲望，因而成为畅销书，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老上海都知道上海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这对词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据说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上只角”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此相反，就是“下只角”。在上海南面比北面好，西面比东面好，“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老上海的地域写照。
实际上在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和程乃珊笔下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上只角”。两排茂密的法国梧桐，天空中爬满的黑色电线杆，摇摇晃晃的有轨电车，电影《色·戒》里王佳芝一路走过来的都是上海当年最时髦的路和店。南京西路、摩西路、福开森路，平安大戏院，对面的凯司令咖啡馆、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考究精致又海派的“上只角文化”。“东方巴黎”的摩登只存在于上海极少的地盘之上。
实际上，上海人在自己内部进行地域的划分，创造出“上只角”和“下只角”，说到底也是一种“消费表演”，他们试图将自己归入名牌、名流的聚集地，以显示自己与之般配的身份。
一对上海新人。新郎住在“上只角”，徐汇区复兴中路、乌鲁木齐路一带，原来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对于那里的人口密集度，当地人开玩笑说：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五个宅子可以征兵一个师。
来自“下只角”的新娘说：“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有地位的爱人，我寻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生长在“上只角”的新郎讲：“原来是一百个人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上只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打乱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们结婚，现在又没有了。”
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有钱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踏黄鱼车的。新郎的父亲是竭力反对这门婚姻，他们是在老人故世后才结的婚。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因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长得矮一点。这身高的“残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戏说，不是二等也是三等。这样的条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的确是有困难的。要说其中的门槛，那就是一有自知之明，二是懂得如何以己之长克己之短。
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不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个天性活跃的分子。因而，在结婚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上海人肯定不会让它袖手旁观、默默无为，无疑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下只角”的漂亮新娘提升社会地位，让“上只角”的丑新郎利用“身份优势”找到美娇娘。
陈乐（化名）是新上海移民的代表，她1999年从安徽考入上海某高校，毕业之后留在上海工作至今。陈乐说：“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已经越来越多地沾染上了上海文化的气息，很多东西甚至是我非常不喜欢也很警惕的。”
有一次妈妈走亲戚带回一张表，是上海远亲们的联络方式，大概有那么六七个人。陈乐看了那张表一眼就断言，混得都不怎么样啊。妈妈问，你怎么知道？
陈乐指着表说：“你看，杨浦的、闸北的、普陀的，没有静安、徐汇、黄浦的。你再看住的地方，404，604，没有高层的，都是老公房。都是04的，说明一梯四户，一梯四户的房子都很差啊。”（杨浦、闸北、普陀三区在上海传统中穷人为多，而静安、徐汇、黄浦则相反，是上海的“上只角”）那次，陈乐的母亲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标准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我绝对学不会这样的思维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经深入了我的思维。”陈乐笑得很无奈。
正因为上海人有如此鲜明和强烈的物质和消费表演的欲望，而且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