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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标准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我绝对学不会这样的思维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经深入了我的思维。”陈乐笑得很无奈。
正因为上海人有如此鲜明和强烈的物质和消费表演的欲望，而且自成规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滩上混出点名堂，就必须让上海的肌理渗透进你的思维，让上海改变你。
上海是滩，滩没有空间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
所以，不同于北京人的“圈子意识”，上海人身上体现的是鲜明的“滩涂意识”。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作为一个外来者，融入上海，就意味着放弃从前的生活，甚至是过去的自己，你要学会和上海人一样思考和生存，有时这种放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潜意识作用，就像陈乐一样——变得世故和会算计，只是在这座城市里待久了，势必要付出的“代价”。而这是好是坏，全无定论。就像有人拼命挤进上海，有人却背着行囊悄悄离开，你们只是各自计算了一下得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那些离开的人是觉得这种“消融”的代价太昂贵，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生生在你身上灼烧出一块属于它的印痕——这个实在太贵了，他们舍不得那块单纯、完好的皮肤。你呢？
3。膜拜“红房子”
红房子西餐馆开业于1935年，是上海滩第一家法式西菜馆。上世纪40年代，红房子西菜馆重新开设在现在的陕西南路上，店名为喜乐意（Chzlouise）饭店，因门面漆成红色，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称作“红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听说当年张爱玲就是红房子的“粉丝”，有一份张爱玲最爱点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这几种红房子的看家菜，沪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爱，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俞振飞等，都爱点这几款。
所以，红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译过来解释的，也有指“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旧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结合西方文化，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怀旧的场所之一。
但上海人对西餐、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于其城市性格特征中的实用主义。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货，那么上海人看到的是先进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义”，那么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实质，注重的是这种行为正在和即将带来的实际利益。
不重主义，重利益
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都是《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但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象征和对外宣传的名片。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发文称，上海政府耗资2。8亿英镑，“将分割黄浦江与外滩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高速公路改建为地下通道，同时拆除有碍景观的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供职于怡和祥行的英国人威尔斯和宝顺祥行的韦韧、霍梅等20人（多为祥行经理或鸦片巨贩）凑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桥被翻新迁移，重新连接浦江两岸。对此，英国人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上海政府“已经意识到与水连接的重要性，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而言都至关重要”。
显然，英国人纯粹是从一座桥的功用来看待上海翻新保留旧建筑的举动。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引人目光的建筑物轮廓线有着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们或许会将它与利物浦默西河滨混淆”。
经常有国人指责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这些殖民建筑群的表面。但实际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并非西洋货，而是先进的文明。上海人处理原则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注定了他们更在乎某件事物带来的实际利益，而非这件事物的属性或最初进入时的方式。所以，“主义”对上海人没有意义，“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比如，余秋雨眼中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明代进士徐光启，就体现了上海人的“功利心”。《文化苦旅》一书中对此人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往，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一位日本人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上海人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
不拘泥于过去，这是对上海人最精准的描述。只要这个过去，妨碍了他们获取现实的利益，上海人就会明智地将其迅速抛弃，所以他们毫不介意、甚至相当自豪地将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只因为1930年代，当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几亿农民都蹲在炕上啃窝窝头的时候，上海人正在享受可口可乐。
上海话只是工具
出于功利的目的，抛弃过去，上海人对待自己被殖民的历史是如此，对待作为自身标志之一的“上海话”时，也是如此。基于沟通的便利性，上海人自觉自愿地抛弃了上海话。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上海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他认为，“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几位中学生，于2005年暑假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是：“上海话‘处境’不妙”。学生们发现最应该使用上海话的地方，比如城隍庙的商铺，上海老街，通用语言都是普通话。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说：“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
同样的道理，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从1990年，上海的定位被设计为“国际大都市”开始，“国际化”逐渐蚕食了“地方性”。朱大可感觉最突出的是上海话缺少了造词能力。众所周知，上海话中有大量词汇来自英语的音译，比如“沙发”的来源是英文单词“sofa”，上海话使用之后，才被引入了普通话，时至今日，用上海话读“沙发”，发音和英文单词非常接近，用普通话发音则相去甚远。
类似的词汇还有“嗲”。“这个字是根据英文单词dear的读音生造的，造得非常成功，后来也进入了普通话。但近二十年来，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只出现了一个语式‘不要太……’和‘捣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
其实，无论是上海话的语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古音逐渐消失，还是上海话中引入了许多英语的音译词汇，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上海人只把上海话当做一种交流的工具，而非不可替代的母语。
上海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嫌贫爱富，广东的经济上去了，上海人中也兴起过一股学习广东话的风潮。”而这一特点被上海人贯彻得炉火纯青。
与之相对的是广州民众对粤语的强烈捍卫。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增加普通话节目，以方便广州亚运会期间国内外宾客的收视习惯。但这一建议在网络上却被解读为取消粤语节目，“推普废粤”。于是，自尊感极强的部分广州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