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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代，沉重的“大城市梦”
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每个城市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个人梦想，但都比较零碎和单一，不像深圳梦那样影响了整整一代移民，并且有鲜明的自由人本主义特征。深圳梦犹如初生的太阳，照亮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但令人遗憾的是，30年以来，深圳不断背弃着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原始梦想。它的嘴脸，跟中国其他城市越长越像。”
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那个3万人的小渔村，也不是“遍地黄金”的梦工厂，深圳与创业是同义词这个命题也需打问号了，深圳资源似乎基本完成了初始分配，深圳城市的进入门槛也抬高了，总而言之，深圳特区已经不特了，深圳现在与北京、上海、广州一样，都有一个新称谓中国的一线城市或准一线城市。
一位叫“低烧”的网友在纪念深圳三十而立的“深圳万象”系列中，这样表述他对深圳与深圳梦变迁的感想：
“这个城市已不再被梦想所激励；而且这种倦怠已深深地伤害了人们的心。”这个是很难两全的。即所谓城市要发展，又要人人有饭吃。这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但是却一定会继续满足一个百分比的人数。从来都是如此，没有例外过。照我几十年的深圳经历来看：80、90两个年代所谓的黄金发展期，是因为当时法律制度比现在更不健全，深圳也更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那时的深南大道还是泥土路，只要你肯干，干什么都能发财。
在从无到有的这20多年，不论是循规蹈矩的，还是铤而走险的，都更有机会得到回报。当年在赛格买下铺位的人，恐怕想不到今天能那么值钱。但是今天想再找这样的铺位就很难了。社会在发展，淘金的模式也是在改变。你不改变，则必然被淘汰。而此时的深圳，初具规模，竞争更加激烈，淘金却不那么容易，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记得90年代初期，是所谓的创业高潮。大学毕业生，天之骄子。国营企业都不愿去，要自己创业，学比尔盖茨，考公务员根本不是受欢迎的。而现在，恐怕竞争之激烈超过高考。
每年来到深圳的淘金者与每年去到曼哈顿的淘金者一样。都没有必然成功的道理。社会不欠谁的，它有它发展的轨道，不可能一直出于高峰，却是螺旋式上升。今天的深圳在我看来，远没有那些没有来过的人们脑海中想象的那么美好，也绝不是已经失望的人心里所厌恶的那么差。
深圳依旧在前进着。当初年少无知的我们已经成家立业，安居乐业。在我身边，也从来不缺乏新的少年人来到深圳打拼，他们有的失望而归，但更多的是坚持了下来。不论是在小区里卖早点的乡亲，还是在科技园里设计产品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活。
十几年前，年少的我们工资只有2000多，那时的房价也只有2000多。
十几年后，年少的他们工资还是2000多，但是房价也许要20000多（再降也不会降到2000多了，除非经济崩溃，它总是要慢慢升上去的）。
陈宏认为，深圳经历了两个创业时代，前三十年，创业者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更新、政策优势，以及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商机迸发，“60后”、“70后”创业者凭借诚诚恳恳、吃苦耐劳就可能获得成功。如今，随着国内各地经济增长，深圳已经进入了一个“拼时代”，创业者不仅要考虑资本、行业、技术、产品等问题，还要考虑选择什么样的突破口与整个深圳发展的大势结合。
同样，对于“80后”而言，进入深圳的目的与“60后”、“70后”已经截然不同了，“80后”更加追逐城市化下光鲜亮丽的“大城市生活梦”而不是掘金、创业。雷泓霈在《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里说道“我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渴望挤进大都市的念头和行动，大城市里丰富快速的资讯、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还有它推动你不得不前进的气场，这些资源是二三线城市无法企及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大城市无论怎么发展，它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容纳所有憧憬它的年轻人，它终归是有一个‘饱和度’的。当它处于‘相对饱和’的临界点时，它无疑会有意无意地设置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门槛，这些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提醒着渴望融入它怀抱的年轻人，挤进大城市是需要高成本的。”
“80后”已经无法像当年到深圳闯荡的人，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桥墩下，因为这个城市已经过了那段岁月，而“80后”与“60后”、“70后”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也不一样了。现在，挤进深圳的生活成本已经远远超出上世纪80、90年代。
同时，深圳的产业转型也在持续，对人才的要求与筛选也加剧了人才间的竞争。就像宋丁所说：“深圳要大力扶持三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要再造一个深圳；人口肯定要收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现在很多蓝领工人在内地就业；这对国家来说也是好事。深圳要不断往高处走；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创造力的年轻城市；就应该选择那些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大、蓬勃的年轻产业。目前深圳面临的是人才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些变动；我们不能拿90年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三代人、三十年的“深圳梦”，有人说“这个梦不是在消退而是在外溢”。现在的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快速成长需要大量补给的深圳了，现在的深圳追求“效益”、“品质”，包括对人才也是一样。比起几十年前，深圳的竞争压力更加大，人才淘汰率更加高，就像一个人说的“选择了深圳就等于选择了压力”。说白了，就是深圳经过历史积累，现在已经很牛了，它有足够的资格挑选他们需要的人，人才要削尖了脑袋挤进来。
3。代工帝国背影
在深圳，有这么两家企业很典型，一家是富士康、一家是华为。内迁之前的富士康在深圳拥有40万员工，85％都是“80后”、“90后”的技工，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富士康一墙之隔的华为，企业员工几乎都来自中国一流大学，是“后世界工厂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这两家企业的员工生存现状几乎可以代表深圳同类型企业里的员工生存现状，从这两家争议性、话题性的企业身上，也折射出深圳企业与劳动者发展的轨迹以及未来深圳的发展方向。
挤上流水线
2010年初至5月份，短短几月间，富士康就发生了“十二连跳”。坊间纷纷议论这个“血汗工厂”对工人的盘剥、压榨，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既然这个“魔鬼工厂”如此“恐怖”为什么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挤破了脑袋要进来？
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席卷了珠三角，据媒体报道，广东及珠三角地区出现了200万的用工缺口，单深圳就缺80万。但是，深圳加工厂却呈现“冰火两重天”，一边中小加工企业门庭冷落，另一边富士康集团龙华基地普工招募处却异常火热。富士康将其招聘现场分成了三个区域，数千求职者以每列近百人的数量在空地上等候，大约相隔十分钟的时间，工作人员便随机抽取其中的200人到另一空地进行筛选。据说，有些求职者为了能尽快面试，甚至半夜就来招聘点蹲守排队。
对于代加工业的求职者而言，企业的知名度和完善的福利制度是重点考虑因素，就像一位富士康的应聘者所言：“福利制度方面富士康是做得比较到位，可以说进了厂，衣食住行基本不花钱，比如免费提供工衣，工衣免费清洗，富士康内设大学，为员工免费提供从中专读到博士的课程。”
新生代民工与老一批的外来务工者相比，他们对“工作”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选择工作，我们更看中能力的提高，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普工工作感觉人生很难看到希望。因此，中小企业已经不再是首选。
所以，即便是富士康发生自杀事件后，都不影响应聘者的选择。2010年5月17日，富士康又开始招聘，在它南门的招聘点大约就有2000余人排队等候。
但是，目前深圳依然是以中小加工企业为主，大型代工厂还是相对较少的，相应的，对于应聘者就形成了“粥少僧多”的局面，更少的选择、更强的竞争。所以，一部分无法进入深圳大型加工企业的工人宁愿节后呆在家中，也不愿千里迢迢来到南方，却赚着和家里差不多的钱。
金钱的致命诱惑
其实，应聘者说富士康的薪酬待遇与福利待遇好，这个好也只是相对的，因为富士康的基本工资依旧很低，据《第一财经日报》所报道的：“2004年到2010年六年间，富士康员工的底薪经历了380元、400元、600元、700元、900元、1200元六次变化。”但是，“在深圳，900元的工资相当于一个月买200块的日用品以及每天3碗方便面的水平。”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表示。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富士康的员工不得不加班，就像富士康的一个员工所言：“多加班的工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2009年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曾对富士康工资与加班时间进行过调查，刘开明通过调查展示了富士康员工高强度的加班生活：“结果显示，2009年富士康每月加班达117小时，有的甚至高达140小时，而薪资在1500…2000元之间。”员工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不得不加班。
但是，每个员工加班的时间不一样，可能同一流水线上的同事，拿的钱也有很大区别。《南方日报》当时报道富士康事件时就讲到这样一个例子：
每个月的10号，与其说是发工资的日子，不如说是“比赛”。拿高加班工资的人，很容易将笑意挂在脸上。并不太高的人，私下打听同事的高工资，啧啧呼叹之余，将“目标”再次提高。很多人因此陷入一种怪圈，即使是累得不能动了，一旦听说加班，仍然两眼冒光。至于原因，已不是简单地需要钱，而是心理满足大于物质需求。一名台籍生产主管朱复铨说过：“在这里，工人要加班，想加班，写信给他们请求加班。”而对于厂方而言，员工加班他们求之不得。因为，机器一关一开，损耗极大，所以，宁愿支付加班费，也不能让整条线停下来。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间时间空窗，厂方大多数时候会通过让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曾经潜伏在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记者刘志毅也提到这个症结，他说：“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在加班获得更高工资的利诱下、在与收入更高的工友的攀比下、与别人都加班我也不能落后的从众心理下，代工者不得不将自己投入流水线上高速、单调、枯燥的运转。就像刘志毅所说：“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不流动的科层
与其他企业不一样的是，富士康这样低技术含量的代工企业，人员的升迁渠道也很漫长，几乎是论资排辈，《IT时代周刊》的一篇《富士康：是谁造成了两岸员工的对立？》的文章里就提及富士康的职位设立，“正式员工分两类，员工级与技术师级：从员1、员2、员3、师1、师2直到师14级，大专学历的员工进入富士康一般是师1级，本科进去是师2。如果干得好，3年能够升到课级干部。这是指技术线上师级员工，如果是生产线上的员工（即员级），要干到课长之类的管理级别，幸运的话也要6年。不过对99。9％的生产线员工来说，那就是一个梦想。”
而层级制在这家企业里也随处可见，走在富士康厂区内，一看就能看穿对方的身份与工作：员工的衣服，以及一个细小的动作，就能“出卖”自己的阶层。譬如，穿黑色T恤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