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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秘书问：“院长，你说……谁？”
院长说：“刘参谋，刘广灿参谋。”
冯家昌接着问：“刘参谋怎么了？”
院长叹了一声，说：“半夜两点钟，他从这里摔下来了。”
两人都吃了一惊！冯家昌脱口说：“那怎么会呢？”刘参谋一米八的大个子，况且，他是军人哪，常在操场上玩单双杠，在杠上翻来跳去，很洒脱的！大门才三米高，就是摔一下，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呀？！
院长看了他一眼，而后伸手一指，默默地说：“他是挂住了，就挂在那里……”
两人抬起头来，只见门楣上方的一个枪头上，仍挑着一块草绿色的布条，在风中，那布条在微微地晃动……院长说：“就是那儿。”
这时候，侯秘书问：“刘参谋现在怎么样了？”
院长摇摇头，说：“跟我来吧。”
于是，他们跟着院长又来到了一间特护病房。进了病房后，两人立时就呆住了！只见刘参谋身上插满了管子，脸上扣着一个氧气罩，像一堆肉似的陈在那里……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心脏监护仪在“嘀、滴、嘀……”地响着！在他病床旁边，还坐着一个俏丽的白衣女子。那女子满脸含泪，人像是傻了一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出了病房门，侯秘书小声问：“院长，刘参谋……”
院长摆了摆手，很沉痛地说：“没有希望了，没有任何希望。他的颈椎断了，腰椎也断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只能是个……”下边的话，他没有说。
冯家昌紧走了几步，再次跟上院长，小声说：“院长，你说他半夜两点钟，为啥子要翻那扇门呢？”
这么一问，院长突然火了！他甩着满头白发，暴跳如雷，连声吼道：“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们这里难道不应该有制度吗？你能说是制度害了他吗？！他是你们的人，我正要问你呢？！是呀，半夜两点，他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好了，这下可好了……”
两人又一次回到了那间特护病房，期望着能从那位俏丽的女子嘴里得到一点什么，好回去如实地向上级领导汇报。可是，当他们推开门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只有两个字，很冷的两个字：“出去！”
在回去的路上，两人在车上默默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好久，“小佛脸儿”突然万分感慨地骂了一句：“我操！——”
冯家昌说：“是那个女人吗？”
侯秘书说：“是那道门。”
冯家昌说：“门？”
“门。”侯秘书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他说，“格老子的，我以为还有‘标尺’。可这‘标尺’，说没就没了……”
几天后，冯家昌遵照上级首长的指示，专程到刘参谋的家乡去了一趟，把刘参谋的父亲接到了部队。那是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老人说，儿子自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他脸上的皱纹就像瓦当上的图案一样，很陈旧，很沧桑，也很古老。在车上，他大多时间是蹲着的，他说他蹲习惯了。而后他说：“如今娃子是国家的人了，连支书都亲自上门提亲了……”冯家昌听了心里很酸。
后来，就有了一个很残酷的时刻。冯家昌和侯秘书一起陪着老人再一次来到了八六九医院，走进了那间特护病房。开初的时候，老人像傻了一样站在那里，久久不说一句话。过了很久很久之后，他才慢慢地蹲下身来，就那么在床边上蹲着，从腰里拔出烟袋，默默地抽了一阵旱烟。这才摇摇地站起来，探身上前，伸出那布满老茧的手，一点一点地在儿子脸上抚摸着……老人喃喃地说：“白了，这娃白了。”
再后，当两人把老人从病房里搀出来的时候，老人喃喃地说：“娃子嘴上有泡，娃子心里渴。”然而，走着走着，老人突然停下来，迟疑着，小心翼翼地问：“侯同志，冯同志，好好的，娃子干啥子要翻那道门呢？”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谁也不说话。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这时，老人又小心翼翼地问：“娃子他……还算是国家的人吗？”
侯秘书回道：“算。”
老人说：“只要有口气就算？”
侯秘书说：“只要有口气就算。”
最后，老人叹一声，说：“一个村，就出了这么一个……国家的人。”
在八六九医院，他们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俏丽的女子。有人说，她已经调走了。至于调到了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她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
夜里，两人躺在床上，都默默的。天很热，觉也睡不着，两人就不停地在床上翻“烧饼”……片刻，“小佛脸儿”突然坐起身来，说：“有句话我想说出来，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多年来，大家都觉得刘参谋是城里人，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乡下人。真的，他在穿戴上是很讲究的，衬衣总是洗得很白，雪白雪白的……一米八的大个子，穿着雪白的衬衣，真帅呀！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是乡下人。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和他一个屋住了三年，只有一样他没变：他的屁多。他屁里有一股红薯味。真的，这一点他无法改变，他还没有把乡下的屎屙净呢，就……”
冯家昌忽地坐起身来，恶狠狠地骂道：“——我日你妈！”骂了之后，他满脸都是泪水……
两人像斗鸡似的互相看着，眼里燃烧着仇恨的火苗……过了一会儿，侯秘书也流着泪说：“老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想刘参谋，我想他呀！”
待冯家昌彻底冷静下来后，他才以缓和的语气说：“你说那话，也是个屁。”
“小佛脸儿”说：“啥子话？”
冯家昌说：“‘一加一’到底等于几？等于他妈的——负数！”
“小佛脸儿”说：“你错了。这是个变量。刘参谋是有运无命，有缘无分。他的‘运’可以说是太好了，可他的‘命’又太差了。在偶然与必然之间，只有努力才能导致必然。至于偶然，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些事情，你做了，才会出现可能性，你要是什么也不做，连可能性也没有了。老弟，你听我一句话，‘一加一’的确是可以等于十的。”
冯家昌沉默了一会儿，说：“很残酷啊。”
侯秘书看了他一眼说：“是很残酷。”
谁是俘虏
冯家昌站在廖副参谋长的面前。
老头背着双手，一趟一趟地在他的眼前踱步……
在他的记忆里，老头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他的脸紧绷绷的，头发一丝不乱。这是个好老头，待人非常和气。况且，近六十岁的人了，每天早上，他都带着机关里的参谋、干事、秘书们起来跑步，风雨无阻。当然，老头也有粗暴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早操点名时，徐参谋没有到。老头竟然跑到宿舍里，一脚踢开了徐参谋卧室的门！当时，徐参谋吓坏了，匆忙忙提上裤子，在床边立正站好……老头质问说：“为什么不上操？！”徐参谋慌慌张张、结结巴巴地说：“报、报告廖、廖副参谋长，我，我家属来、来了……”这时，老头慢慢地转过身去，背着手说：“是吗？”徐参谋说：“是。我家属昨晚来了。”于是，老头摆了摆手，说：“——继续进行。”说完，门一关，大步走出去了。后来，人们一见徐参谋，就跟他开玩笑说：“继续进行！”
老头终于停下来了。老头仍是背着双手，两眼盯视着他，说：“你的转干手续批下来了吗？”
冯家昌绷紧身子，回道：“……还没有。”
老头缓缓地点了点头，说：“噢？噢。噢噢。”他一连“噢”了四声，接下去很严肃地说：“我这里出了一点问题。至于什么问题，你不要问，也不要去打听……根据组织上的决定，我要下去了。到青泥河农场去……蹲点。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跟我下去。二、留下来，重新分配工作。你考虑一下。”
冯家昌怔了一下。他心里打起了“鼓”，那“鼓”咚咚响着……可是，他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犹豫的，他不敢犹豫。再说了，老头对他不错，他是老头点名要的。那就押一押吧，他必须押一押！于是，他立即回道：“我跟你下去。”
老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告诉你，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既然下去了，就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你不要急于回答，再考虑考虑。”
冯家昌再一次重复说：“我跟你下去。”
老头看着他，脸上突然有了些温情。他很沉重地摆了摆手说：“那好，你去吧。”然而，当冯家昌将要走出去的时候，他又叫住他，说：“下盘棋吧。”两人就坐下来，默默地摆上棋盘，下了一盘棋，下到最后，冯家昌输了。这时候，廖副参谋长点上了一支烟，说：“你输的不是棋，你输的是心理。”
夜里，冯家昌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两眼怔怔地望着屋顶……躺在对面床上的“小佛脸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终于说：“你想知道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冯家昌说：“我知道。”“小佛脸儿”又说：“这么说吧，有人在湖里投了一粒石子，波及到了廖副参谋长……”冯家昌忍不住问：“是政治问题吗？”在那个年月里，一旦牵涉“政治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小佛脸儿”停了一会儿，才说：“老弟呀，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这时候，冯家昌忽地坐了起来，说：“侯哥，你说我去不去？”侯秘书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件事，你可以托一个人问问。”冯家昌说：“托谁？”侯秘书说：“……李冬冬。”冯家昌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我不求她。”侯秘书说：“那么，还有一个人可以问。”冯家昌说：“谁？”侯秘书说：“周主任。”
第二天，冯家昌一连给周主任送了三次文件。那都是些文字材料，可送可不送的，他也送了。每一次进门，他都是很响亮地打“报告”，等屋里传出一声“进来”，他才推门进去。为了引起周主任更多的注意，每次进了门，他都是先立正、敬礼后，再呈上文件……当他送到第三次的时候，周主任才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说：“有什么事吗？”冯家昌迟疑了一下，说：“没什么事，我……要下去了。”这时，周主任“噢”了一声，突然说：“你要是不想去，可以提出来。”没等他回过神儿来，周主任又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有时候，人不要太聪明。”冯家昌听了，脸上火辣辣的！他再没有说什么，敬了一个礼，就默默地退出来了。
就这样，三天后，一辆吉普车把他们送到了三百里外的青泥河农场。青泥河农场原是劳改农场，后来被部队接管，就成了一家部队农场。这地方依山傍水，占地两千七百多亩，有大片大片的茶树和庄稼地。在场长的陪同下，廖副参谋长四处看了看，随口说：“可以钓鱼吗？”场长说：“有一口鱼塘。”廖副参谋长轻轻地吐一口气，说：“很好。”
农场隐没在绿树丛中，是一排一排的小平房。在场长的安排下，就挑了两间干净些的，让他们住下了。安排好住宿后，场长说：“冯秘书，这里经常停电。厂部还有两盏马灯，你来取一下吧。”于是，他就跟着场长来到了场部办公室。进了屋，关上门，场长才小声说：“冯秘书，关于廖副参谋长，我们只是代管。他的安全问题，由你负责。他的情况，也由你如实向上级汇报……”冯家昌默默地点了点头，说：“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场长说：“上级指示，也就两句话：不死不跑。别的，就没什么了。”冯家昌听了，心里顿时沉甸甸的，他说：“明白了。”
“不死不跑”，这句话一直萦绕在冯家昌的脑海里。这是什么概念？对于冯家昌来说，那是无数个心焦意乱的日日夜夜！
白天还好说，白天里廖副参谋长可以到田野随便走一走，看看天，用手摸一摸茶树，有时候也干些农活。一个“三八式”的老红军，一个副军职的参谋长，一旦卸去那所谓的身份，就跟一个老农民也差不了多少。那是八月，天还很热，老头常常穿着一个大裤衩子，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光着两只脚，蹲在农场的菜园里薅草。农工们不认得他，就说咋称呼？他说廖，姓廖。于是人们就叫他“廖老头”，他就和气地笑笑。有时候也去谷场上干些碎活，和那些农工一样，脱得光光的。这时候，要是凑近了看，就会发现在汗水腌着的那身老肉上，在露一层松垂老皱儿的前胸和脊背上，有着一处一处的枣红色伤疤……午后，他会跟冯家昌下盘象棋，不管是输是赢，只下三盘。有时就拿上钓竿、马扎，去鱼塘边上钓鱼。老头不吃鱼，钓上一条，扔下去，而后再钓……老头大多时间是沉默的。有时候，老头也说一句什么，他说：“鱼很傻呀。”
夜里就不好办了。农场里经常停电，夜又是那样黑……每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