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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政治”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经济学人》文章指出，“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16＇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如前所说，它竟长达2 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和例外条款，坦率地说，就是大量钱权交易后产生的一个妥协文件。“金钱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Harold Meyerson）惊呼：“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不久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美国民主就真成了“钱主”，连美国右翼参议员麦凯恩（John Sidney MclainⅢ）都忧心忡忡地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17＇
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在“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一文中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18＇
“失灵政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岛政府国家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极其混乱，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经历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局面；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极低；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政府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失灵政体”还体现在美国政治的“极化”，即党派激烈对抗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福山说中国制度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19＇
希腊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但希腊的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扯皮。希腊一方面仰赖外部的救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削减福利的安排。为此，希腊领导人去年竟然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使整个欧洲陷入紧张，各个政党都继续为竞选夺权而恶斗，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希腊国内党派间达成某种交易。英国《金融时报》是这样评述希腊政治的：“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20＇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今天，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需的良好治理。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轻易而惊愕地发现，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原本赋予宪政体系的权力被诸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囊团、媒体、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和篡夺。”“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21＇
至于“债务经济”，今天几乎多数的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
《经济学人》文章承认“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度会令公民‘整日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业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儿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债务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22＇
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2013年底写了这么一段话：“2013年10月7日，我在巴厘岛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奥巴马总统不幸缺席。中国领导人在那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激发起的兴奋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较有实力的国家亲眼见证了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出现，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变得心烦意乱，相对而言，中国受到的特别关注似乎要大得多。”奥巴马一面高调地主张“重返东亚”，一面连这么一次重要的峰会都无法出席，因为国会作梗，美国政府不得不关门好些天。福山对此似乎也看不下去了，他评论道：“美国备受推崇的制约与平衡的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否决政体’——它使得代表少数人立场的各种政治派别可以阻止多数派的行动，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他对美国今天政治制度的判断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令人更容易阻止行动，而不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决定。”＇23＇
五、也给西方制度把把脉
以上叙述的主要是西方有识之士对西方政治制度所作的反思，我们今天还有必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评估一下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人要用自己的标准和话语来给西方的政治制度把把脉，诊断一下这个制度得了什么病。依我之见，今天西方制度的弊病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颓势还会加速。
第一，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西方制度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突出地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似乎无法（或者说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处理事物。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禁锢极多，对内是“选举政治”化，对外是“意识形态”化。“选举政治”化意味着政客所作所为都首先考虑“选举政治”的需要。例如，美国的金融海啸本质上缘于金融监管失控和资本力量对体制的控制，但美国两大政党却不愿意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而是忙于转移视线，把责任推给中国，声称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和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危机当头，美国两党却继续对抗，使许多改革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美国共和党使用或威胁使用了“阻碍议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这种空耗内斗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从未中断，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8月5日曾发表过题为“美国选择自我毁灭”的文章，惊叹“我们很难记起美国政治中还有比眼下更哀凉的时刻”。文章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拆墙脚，甚至“希望经济尽可能糟糕”。＇24＇
从对外政策来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色彩。许多西方政客和媒体实际上还生活在“神学时代”，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早已发生了巨变的世界，他们至今还死抱着冷战时期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法不放，而民主又被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结果世界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像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劣质民主国家，选完就乱，乱了就打，打了再选，选完再乱。
第二，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南欧的“笨猪四国”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这些国家的标志性人物。帕氏祖孙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都曾相当风光，但一代无能的纨绔子弟把国库就弄了个精光。
第三，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良政善治”的匮乏。标准普尔于2011年决定降低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口水仗。西方民主似乎已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美国老说什么问责制，危机已经五年了，连问责制的影子都见不到，没有任何人为这场危机负责，难怪连自由派学者福山都感叹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着“蜕变”（decay）。＇25＇
第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危机的一个主因是多数西方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西方政治制度结构上缺少一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种失衡导致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
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民主党竞选的主要财源是华尔街和好莱坞，共和党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和其他传统工业，而奥巴马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华尔街的巨额捐款，随后就有奥巴马用几千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在这种情况下，要奥巴马对美国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确实是难为了他。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综合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第五，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西方体制的另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导致了各种短视决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缺乏“深谋远虑”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使政客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当前的困境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26＇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战略规划一个接一个成功执行的结果。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明显优势。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27＇
西方制度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