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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颜色革命”的结局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寄托着一些西方势力扳倒中国的期望，那么“颜色革命”则更是西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政体的样板。经历了“颜色革命”的三个国家（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国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势力还是打错了算盘，“颜色革命”失败得如此之快，连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脸上无光。
让我们先从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说起吧。这场所谓的“革命”充满了戏剧性：先是西方主导的民调挑战了乌克兰大选的官方统计，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潮，亲西方的候选人“白马王子”尤先科据说又遭到了投毒，他俊朗的脸庞迅速变丑，肤色发黑，脸上布满了疙瘩。“毒药事件”无疑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最终，打着和平抗争旗号的“颜色革命”中，尤先科赢得了选举，西方为此欢欣鼓舞。之后不久，尤先科的脸也奇迹般恢复到“白马王子”时代（确实有人怀疑阴谋论）。
这场“颜色革命”成功的背后是欧美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反政府的所谓“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以选举公正的名义，迫使当时的政府不能对示威民众动粗，内务部派出的军队后来也被召回，军队的将领纷纷倒向反对派，政府终于妥协，宪法法院裁定大选无效，重新大选。第二轮大选，“我们的乌克兰”联盟主席及总统候选人尤先科以近52％的支持率，战胜“地区党”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白马王子”尤先科和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形成了“双头政治”组合，分享了胜利，尤先科坐上总统宝座，季莫申科获得总理之位。但他们的团结是权宜之计，两人不久就爆发了激烈冲突，昔日盟友如同陌路。
随着内斗加剧，经济凋敝，腐败激增，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也从“希望”转为“失望”：“橙色革命”五年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货币贬值了一半，国家债务缠身，甚至面临破产。到2010年，即“颜色革命”后的第一次大选时，当初获得52％支持率的尤先科只获得了5％的支持率，在18名总统候选人中，名列第五，远远落在昔日死对头亚努科维奇之后。美国皮尤中心2009年在乌克兰所做的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时低了整整42个百分点。
2014年西方支持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又导致了新的动乱，对立双方爆发暴力冲突，基辅成了血腥的战场。美国与欧盟直接干预乌克兰局势，美国不满欧盟相对保守的政策，直接策划乌克兰新政府的组阁，结果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这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讽刺有多大！俄罗斯强势反击，出兵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公民也投票要求加入俄罗斯，俄罗斯随之接受了这个要求。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迅速走入低谷。
我们还有必要以中国标准来评价一下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好，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三个方面乌克兰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从“橙色革命”后，乌克兰就一直内斗不断，乱象难绝。尤先科上台后不是抓民生，而是搞“阶级斗争”，忙于清算历史，紧抓“大饥荒”、乌克兰起义军等历史问题，并跟美国一道，搞危险的加入“北约”游戏，结果弄得个国库空空。前总理季莫申科由于腐败指控被投入了监狱，国家陷入深度内斗，各种示威游行冲突常年不断。
乌克兰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加分裂了。乌克兰民众大致分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也就是所谓亲西方的西部地区与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双方都为了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上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一半黄色一半蓝色的乌克兰国旗好像正好象征了东、西乌克兰人的经济和政治归属，无论哪个人当总统，总有几乎一半的国民不高兴，而西方普选模式则在不断地加剧这种分歧。2006年年中，我曾访问过乌克兰，与独立广场安营扎寨的大学生聊过天，他们挥舞的是欧盟和美国的旗帜，心中充满着对西方世界的憧憬。其实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的立场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反对俄罗斯的影响，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乌克兰拉一派打一派，不断地挑拨和强化所谓“亲西方”族群和“亲俄罗斯”族群的矛盾，结果弄得乌克兰国无宁日，乌克兰恢复团结的前景已经非常渺茫。
乌克兰生产力的发展也遭受重创。去过乌克兰访问的人都会感叹：一个大国（从领土面积看，乌克兰是欧洲第二大国），有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有原苏联留下的深厚的工业基础（当年苏联“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安东诺夫飞机、T80坦克、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和“天顶”号运载火箭都是乌克兰制造的），今天经济却一蹶不振。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货币贬值，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乌克兰是原苏联的一个富裕的共和国，1991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四倍，而今只有中国的一半。乌克兰有“欧洲粮仓”的美称，其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也非常发达。1991年独立后的乌克兰拥抱了西方制度，许多人曾非常看好乌克兰的前景。但事实是，20多年后的结局却是凄凄惨惨，其中有多少令人深思的教训啊！
再来看看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独立，前总统阿卡耶夫顺势掌权，他十分崇拜西方民主模式，按西方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自食了西方民主的苦果。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推翻总统阿卡耶夫的所谓“郁金香革命”，统治吉尔吉斯斯坦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政权顷刻倒台。巴基耶夫担任最高领导人。美国政界和媒体一度对这场革命欢欣鼓舞，声称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革命”带来的也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内斗，吉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革命爆发后，吉国的事态发展与西方的预期大不一致，新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比与西方的关系更为融洽。
五年不到，又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当年“郁金香革命”的民主英雄巴基耶夫，并引发了暴力冲突，中国不得不从吉国大规模撤出侨民。这些动荡对吉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持续至今。我2006年曾去过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给我的感觉就像中国1980年代的一个县城，从表面上看，比当时的乌鲁木齐落后至少20年。西方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模式，所谓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模式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复演绎，而国家治理毫无章法，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至于格鲁吉亚，情况也很惨淡。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亲美的萨卡什维利赶走了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为了表彰小萨这位“民主英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专门造访了这个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赞誉它为欧亚地区的“民主明灯”。我在电视上多次看过萨卡什维利的英文演讲，他的英文很好，满口都是美国人最喜欢听的话，这一定是他赢得美国人喜欢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极端敌视俄罗斯。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小萨竟天真地以为他可决策而挑起格—俄战争，并得到美国的支持，结果普京总统强烈反制，使格鲁吉亚完全失去了对两个共和国的控制。这场战争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格鲁吉亚经济遭受重创，虽然经济近年有所复苏，但格鲁吉亚经济脆弱性显著，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因为“颜色革命”而改善，全国一半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如果我们用上述的邓小平评价政治制度质量的三个标准来衡量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话（这也适用于所有的“阿拉伯之春”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这些国家的政局不是更稳定了，而是更动荡了；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因为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
总之，“颜色革命”的结果，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凄凄惨惨”。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多数民众的亲身感受，也是许多西方政府和人士的感受。今天的中国可以自信地审视所谓的“普世价值”给“颜色革命”国家、给“阿拉伯之春”国家带来的深刻危机，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坚定地走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迈向更大的辉煌。
三、台湾民主：从希望到失望
谈“阿拉伯之春”也好，谈“颜色革命”也好，本质上都是非西方国家和社会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带来的“水土不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台湾。我先后八次访问过台湾地区，对台湾的民主还是有一些切身体会的。一次台湾朋友问我对台湾民主的看法，我说这使我想起了1976年大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人家对邓小平说，现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邓小平说，很好，继续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来。如果台湾愿意，它可以继续沿着美国民主模式走下去，或者说继续碰下去，直至某一天大彻大悟，悟出真理来，再来建设真正的优质民主。
台湾的民主质量确实不敢恭维。20多年的民主路一路走来，首先是经济严重滑坡——台湾经济已经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最末，现在需要中国大陆的经济输血。20多年前，中国大陆提出两岸建立“三通”时，台湾还不屑一顾，后来是台湾更需要“三通”了。民选上来的李登辉搞“戒急用忍”，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的发展良机。民选上来的陈水扁，8年换了7个“行政院长”，搞权术平衡，不是搞经济建设，连续8年公共投资负数，经济急剧走衰。马英九上台后执政乏力，民调支持率已低于陈水扁当年的水平，但他有一点是对的：承认“九二共识”，稳定了两岸关系，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融合，这也是台湾经济的唯一出路。
台湾民主化这20来年，正好是大陆和台湾实力发生根本变化的20来年。台湾民主化看来办成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台独”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台湾已经成了对大陆依赖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台独”即意味台湾经济的立刻崩溃。台湾人口比上海还少，才2 300万，但今天至少有150万台湾人在大陆工作、生活或学习，这大概也算一种“用脚投票”吧。不少台湾人现在说，大陆有点像“蒋经国时代”，即一心一意搞建设，而台湾是处在“文革”时代，政治内斗不止。
台湾民主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台湾选举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台湾领导人选举是第一轮简单多数就决定结果，如果像法国那样，第一轮候选人得票低于50％的话，需进行第二轮投票，也许可以更公正些，但有关的法律修改很难推进，因为程序要求太高，这也是前面所说的“程序万能论”带来的困境。此外，民主制度成熟的一个标志是辩论公共政策，而不是辩论意识形态。台湾迄今为止还未能解决所谓的“国家认同”问题，所以选举总是成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对抗。苏联当年也是国家内部的认同出了问题，所以一搞西方民主，苏联就解体了；南斯拉夫这样搞，最后也是分裂和内战。中国如果采用西方制度的话，拒绝“国家认同”的西藏、新疆分裂主义势力就会兴起，最终整个国家都会四分五裂。
台湾的腐败问题也比过去更严重了，黑金渗入了选举政治。亚洲政经风险公司2009年报告认为台湾地区的腐败程度超过大陆，马英九为此痛心疾首，本想让台湾成为照亮大陆前进的灯塔，但现在台湾自己有点迷失了方向，方方面面都要靠大陆的支持才行，好在“台独”的势头已遭重创。台湾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台湾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特别是前领导人陈水扁八年贪婪敛财，令人发指。台湾媒体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媒体在两蒋时代被叫做“哈巴狗”，现在被叫做“疯狗”，族群矛盾被故意挑起，什么“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丧失对社会的整合能力。
有人说，即使台湾民主问题这么多，但多数台湾人也不愿意回到20年前。谈到东欧民主质量差的时候，一些人也会表示类似的观点。其实，这